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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的作者在观察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告诉我们，理想的学校教育是：“期待学生们了解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尊重、信赖、合作和关爱的基础上与他人发展有效益的和满意的关系；培养对人类的关心；培养和运用美学和人文的基本原理和概念，鉴赏其他文化的美学贡献；培养对道德行为的必要的理解。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培养各种能力的论述，如有效利用闲暇时光、进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以新颖的方式处理问题、体验和欣赏不同创造表达的形式。我的结论是，我们抽样的学校为达到这些目标做得太少了。对一些目标，它们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态度；对另一些目标，它们则起了负面的作用。正像对其他的教育目标一样，它们区别地对待个别学生和学生群体。”(P254) 事实上期待是期待，现实是现实，就如我们许许多多的目标一样，远大也美好，但这些目标只是纸面上的，或者是作为标语口号悬挂的，向上面汇报的，给来客介绍的，能实实在在落到实处的还真的不多，不过有许多东西原本就是落实不了的。最典型的恐怕就是所谓的“高效课堂”的目标了，它表面上看来是对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的最优化、最大化的孜孜不懈的追求。但实质却指向考试的质量。 比如说语文教学，尽管我们也有所谓《课程标准》，但其内容的模糊性和评价的悬空性使其作用受限。面对这样的现实，从事实际教学的老师总是在为教学内容（即“教什么”）问题叫苦不迭。在备课、上课、反馈、评鉴以及对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的态度上，我们总懒得思考为什么教，教什么，什么时候教，怎样教，为什么要这样教？这样教对学生有什么帮助，这样教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我们总是习惯了教教材，搬教参，甚至于习惯于等集体“备课”给提供一个现成的教案。现在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要创立什么教学模式，急切需的是教材编写者、教学的具体实施者，根据课程的总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具体的教学对象所确立相应的，可以达成的科学的教学目标、教学监控体系质。 柴静在《事实就是如此》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柴静慨叹道：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相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语文学科是人为的切割划分的结果。一方面，语文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是应该有它自身的课程体系的，这体系包含着语文知识、思想情感、语言积累、语感、思维品质、品德修养、审美情趣、个性品格、学习方向、思维方式、学习习惯等等。另一方面，但由于其切割划分的结果和其他一些不可理喻的因素，现行的语文课程又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的模糊性和评价的悬空性使其作用受限。 于是在“多快好省”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就将改变寄托在所谓的高效课堂建设上了，纵观当下盛行的高校课堂模式，有多在“有效利用闲暇时光、进行建设性的自我批评、以新颖的方式处理问题、体验和欣赏不同创造表达的形式”上给予关注的呢？更多的往往则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学生对语文越来越不感兴趣，作文越来越没内容可写，语言越来越粗俗无趣。这早已是无争的事实，可是我们总是对此熟视无睹，或者束手无策。 在目标与现实之间寻求某种契合，恐怕是当下最要紧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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