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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2日，从高岔南边不远处传来一阵阵隆隆的炮响声。 村里的人们对这一从远处传来的炮声已经习以为常，对此并没有引起注意。更不知道，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会宁县城后发射的庆祝礼炮。直到几天后，这一改天换代的消息才传到村里。 家父健在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会宁解放你知道不？（那年父亲13岁） 他说，只记得大人说：县城炮响了，要改朝换代了。至于“解放”不曾听说。 在当时这个封闭的、人口稀少、已经走向没落的小山村，人们不知道“解放”为何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史料表明：1949年7月底，驻扎在平凉的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从平凉经会宁向兰州方向逃窜。慑于解放军的威名，会宁县县长刘肇华、警察局局长张范文、巡官亢锦堂、田粮处处长梁有仁、兵役科科长张孝友、自卫队队长王五田等人纷纷离职，随国民党溃军逃窜，国民党在会宁县的政权也随之处于瘫痪状态。 1949年8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右路63军从宁夏西吉县方向赶往兰州，准备参加解放兰州的战役。63军的先头部队188师途经会宁时，一枪未放就解放了会宁县城。 在偏僻村落的老百姓当时心目中，对于会宁解放的意义，估计并不是那么的关注，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太多兵荒马乱的岁月，“你方谢幕我登台”、“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永远关注的是能够在无杀无抢无患的前提下，祈祷上苍风调雨顺，享受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息的普通生活。 然而，谁知道恰恰是这一次炮声响过，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命运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天下一统，天翻地覆，直到至今。 会宁解放之时，高岔只有十户人家。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灾害后，高姓地主的根基开始松动，家业已经走向衰败，村中生活的人们也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了清朝晚期前的那种景气。尤其是在快要解放的那几年，据说高家放出去的高利贷收不回，家中仅存的“银子”都被民国政府“忽悠”换了纸币（法币）。后来，我还听人说，高家的“银子”还被甘沟驿姓胡名万邦的一大户人家“骗走了两口袋”，但不知真伪（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武汉和老乡聚会时，遇到过一位会宁六十铺的老乡，名张辉，现武汉盛唐房地产公司物业总经理，他们祖上与高家有亲戚，他知道很多关于高家的历史，高家银子被骗事件是他告诉我的）。 除了高姓本家外，村中当时居住的还有崔、马、姚等少数家境稍微殷实的几户人家，其余几家都是高家的佃户和长工，住的是临时土窑，没有院墙，甚至没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我家就是其中之一。据老辈人讲，我家祖先先是从天水秦安迁移宁夏隆德，爷爷辈因战乱、饥荒等因素流落于此地，当时给高家打长工为生）。 民国早期，秦安、通渭、天水一些农民自流迁入会宁较多，高岔村现有人家祖上多从这几个地方自流而来，如现在的崔家、马家、刘家、张家、陈家、李家等都是当时从这些地方自流迁入的。 现今村里居住的其余姓氏人家，是解放后土改时期按照政府意志，从附近的村落调剂迁移过来的，如王家就是从枝岔迁来。 到了1951年，村里老户、新户人口累计达到140余人。 会宁解放后，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剑指兰州，揭开了解放兰州的序幕，而会宁却交给新成立的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管理。 1951年， 中共会宁县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制定《会宁县今冬明春土改实施计划》，同时成立会宁县土地改革指挥部，分4期在全县81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会宁县解放初期，行政建制多次发生调整，当时全县划分“区”管制，有“五大区”，每区管辖若干乡，1951年时，有81个乡，高岔村归“第三区”的“长富乡”管辖。“长富乡”也是从这年下半年起改为“韩家集乡”，直到至今。 接下来，各乡都纷纷在各村社成立农会组织，由“苦大仇深”的本村人担任会长。并派出“工作组”，开展土改工作。 所谓“土改”就是“土地革命改革”，按照新政府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将全村所有土地重新分配。但由于当时土地的所有权大多集中在“地主”手上，所以剥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乡村农会在乡工作组的督导下（督导组一般为3—5人，那时候都配置有枪支）开展土改工作，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 高岔村在没收分配地主财产次序上，先没收分配房屋(包括房内有些家俱)。让高家地主们迁出原住的族堡，安排在庄外简陋的房子或土窑居住，其土地(包括附着物，如树木等)在逐块清丈的基础上，由农会按其土地等级、质量，好坏搭配，讨论确定到户，然后由分配组带领应分地的贫下中农去地里逐块认定，并栽桩分界。各户土地分配基本达到平衡后，多余的土地留作公地，租给一些人耕种，照样纳粮交租。粮食没收后，一部分分给当时揭不开锅的贫下中农，一部分留公，由农会保管，以防荒年。而牲畜、农具和有些家俱被集中在打碾粮食的场上，一面念名单，一面牵牲畜，扛农具。树木除少量的跟土地走外，大部分留公。除了贫雇农，也有少数贫困的中农分到几件东西的，这也体现了“团结中农”的政策。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高岔高姓人家几代人苦心经营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云烟。那座宏大的庄园、果树林木、近千亩地统统收归政府，然后划归于全村所有人平均分摊。 1952年，也就是“土改”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作为高家财富奠基人和掌门人的高凌霄“高老爷”，在一片片“斗地主、分田地”的口号声中，抑郁辞世，享年75岁。 与土改同步进行的，还有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划定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几个等级。从此，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发生逆转，原来的上层阶级即地主富农变为了下等阶级，而最穷的农民成了上层阶级。 高岔当时划定阶级成分时，只划定了四类，即：地主、中农、下中农和贫农，而没有富农和雇农。作为高凌霄支系的高家，毫无疑问被划成了“地主”成份，其余支系高家和原有村中比较殷实的几户人家，如：崔家、马家、姚家等都被划成了中农、下中农，其余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的人家统一划定为贫农。 曾经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们，一夜间拥有了粮食、畜牲、农具及其它财物。 可惜，好景不长，黄粱梦短。就在土改刚刚结束的1953年、1954年，高岔村连遇天气干旱少雨，庄稼歉收，这给刚刚还沉醉在改天换地美梦中的人们又是当头一棒，从地主家庭分来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人们又不得将分来的其他财产变卖度日，其中村里很多人还将土地也变卖了（当时土改时将土地的所有权分到人，可以自主支配，不像现在，土地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人们只有使用权和承包权，不可以变卖）。其中，我家就是当时变卖土地的人家之一。 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地主”这个群体而言，虽然剥夺其土地及财富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这只是“短痛”，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有一种“长痛”叫“划定阶级成份”。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份”，这划定的阶级成份在未来30年里不仅影响着和改变着地主本人、家属、亲戚、亲方、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命运。很多人的下半辈子，一直被困惑和无奈纠缠，抬不起头。因为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的先人曾经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财富，不论这些土地和财富是如何获得的。 那是全公社组织的“万人大会”，地点位于韩集公社旧址一个很大的广场上（现在的韩集乡粮管所附近）。高岔的参会人员包括所有成年人，先在队里集中，然后排队翻过大山梁，与枝岔交界的豁岘上等待枝高大队其他队的队伍到来，5路人马到齐后（枝高大队当时管辖5个生产队，分别是：高岔、中庄、上qu，阳坪、唐家河），大队干部指挥再统一编队，然后三四百号人统一向公社进发。 一时间，几十路人马从韩集公社的四面八方向广场上聚拢，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歌声与尘灰一同飞扬。 当时只有几岁的我，是被父亲身背肩扛带到会场的，依稀感觉怎么那么多人，会场的周围，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各队“民兵”，台上一排简单的会议桌前，有人站着在大声讲话，并通过高音喇叭传至会场每一个角落，至于讲的什么，原来没有听懂，现在更忘记所云。 口号声响起来了…… 每个大队喊口号的人，都是精心挑选出的政治立场坚定、“苦大仇深”、声音洪亮的人，在他们的带动和感染下，口号声此起彼伏，震人发聩，大有龙吟虎啸、排山倒海之势。 这些充斥着火药味、激昂的呐喊声，如今已被历史的天空远远的带走了，并抛在了风中不见了踪影。 高岔村在哪个特殊年代遭此特殊待遇“被关照”的很有几家人。也就是除地主高家外，还有几家成份“不好”的人家。 如果身体的摧残或许一个人还可以承受，那么精神的折磨和政治上的虐待则是全家人乃至一个家族，甚至让几代人无法卸掉的重负。他们的孩子不能够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当兵、升学、当职工等待遇，甚至于连找媳妇都成了最大的障碍，只要阶级成分不好，就没有哪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他们。 如今，所有的恩恩怨怨，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已成了云烟，孰对孰错，只有历史去评说。 正如一首歌词所言：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 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头说， 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过去未来共斟酌。 好一个“相伴人间万家灯火，过去未来共斟酌”。 冬阳普照 (景1)——安维中于2008年春节拍摄 冬阳普照 (景2)——安振中于2016年3月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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