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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日本投降后，中国有4亿多人口，其中3亿多是农民，农民与土地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全部的生命都与土地联系在起。他们象敬重祖宗一样膜拜土地，他们象抚育婴儿一样侍弄土地，可这土地和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却不属于他们。于是，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就成了代代农民悠远的梦想。早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起义领袖便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而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但最终都因革命的失败而宣告流产。 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过的中国土地上，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占人口80％还多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谁能解人民(主要指农民)于倒悬?毛泽东同志说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它所制定的土地政策，让农民获得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并成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也由于有了人民的拥戴，最终赢得了政权，“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康平农民也一样代代做着土地梦，人人渴望拥有土地，那么他们的土地梦是怎样圆的呢?谨以此文向读者做一般介绍，希望读者能从这一段史实中领略到那一代农民获得土地的简况，也许还能悟出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分开拓地与减租减息 八年抗战结束了，空气中的血腥味尚未除尽，人民渴望安定，然而蒋介石却妄图实现其独裁的阴谋，内战的乌云在初见和平的天空上徘徊。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与战争两手准备的方针，采取了重庆谈判和进驻东北两个战略步骤。杨家岭彻夜不眠的灯火，照亮了革命的方向ー一中共十万大军两万干部“闯关东”。 国民党军队也携带锃亮的美式武器，坐着美国的运输飞机随后赶到。在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大肆“劫收”、“万税”和强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呢? 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鉴于东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区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我们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 偏远、贫穷的康平是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共产党在这里展开了细密的工作。 1945年11月下旬，康平县建立了民主政权，领导反奸清算复仇斗争，与此同时，依据当时阶级关系的根本形势，从康平的土地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实际出发，于1946年2月8日制订颁发了以买为主要形式的第一部地方性土地法规——《康平县开拓地处理暂行办法》。同年2月24日，辽西省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办法》转发全省各旗县，使之成为全省土地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这是一部集先进性和开创性于一体的法规，是康平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时至今日仍是一份让人诚服的高水平的文献资料。 开拓地是日本统治期间，为实现其子孙万代永远统治中国，并使中国成为其王道乐土的迷梦，以“开拓团”的名义强买强占中国农民的土地，移来大量日本居民来定居而圈划出的区域。大和日本帝国利用开拓地对康平及其他地域的中国人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残忍的经济掠夺。康平的开拓地占康平土地面积的1/4，区域内的中国居民把土地、房屋等让渡给日本人，家产净绝，身无立锥之地，受尽剥削和凌辱，苦难深重。 日本投降后，如同禁区的开拓地一下子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问题。一些居心叵测的大地主提出了“物归原主”的口号。县委、县政府从创建根据地的大局着眼，制定了《办法》。当时我党的土地政策还没提出平分土地的主张，但《办法》则严格规定日伪残余分子不得享受赎地权;原地权所有人只能赎回其自耕或自营部分;原地权所有人未买回之地，现耕种土地之佃户有优先购买权等等。 2月8日《办法》公布后人们奔走相告。各区村在“开拓地清理评议会”领导下，查对原地权所有人，确定赎田对象，评议土地价格，办理赎田手续…到3月底，大部分开拓地分发完毕。 《办法》是个创举，它的实施使全县的土地关系向“耕者有其田”跨了ー大步，它限制了土地再一次沦落地主手中的现象，使一大批贫雇农通过赎、购、赊等方式获得了土地，是我党“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毛泽东语)的最初尝试。《办法》也指导了辽西全省的开拓地工作的开展，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时期，反奸清算，使农民分到了浮财，《办法》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沸腾了，他们用最传统最吉庆的锣鼓秧歌来庆祝，用爆竹来增添喜悦的气氛，用饱满的参军参战热情来抒发他们内心纯朴的对共产党的感恩与拥戴。难怪进入东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感叹地说:“共军扩充异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 1946年3月末，正当康平的革命工作日益展开之际，蒋介石撕毁了刚刚缔结的《东北停战协定》，在他阴险、狡诈的笑容里，东北国民党大军开始进占沈阳，沿途北犯四平，进占了铁岭、昌图、法库等县，辽西一地委和法库县委迁到康平，康平境内一时机关，军队云集，成为辽西的前沿阵地和游击区。鉴于大军压境，群众恐慌，反动派猖獗的恶劣形势，巩固康平根据地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而紧要。 1946年4月16日，召开康平县委工作会议，辽西省委书记陶铸及地委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方针，决定以“减租减息、借粮、分地”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掀起对地主阶级的斗争。 农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打着大旗、敲着锣鼓、喊着口号，走到斗争对象家门口，大旗往墙上一插即进院现场开批斗会，令其减租减息、增资，按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减息，退还1945、1946两年的租，雇工工资由8石粮增至10石，亦增补两年，然后开展借粮运动，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了分地的要求。 为顺应新形势的需要，在地委领导下，开展了收缴开拓地重新分配的新高，运动中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开拓地，贫雇农的土地允许无代价自愿收回，无地，少地者从没收的土地中予以无代价调剂，退还第一次赎买开拓地的地款。截止5月，全县重分开拓地达10414垧。 经过分开拓地、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农民的土地梦开始成真，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昂，仅5月一次扩兵就达1000余名。这次运动从政治、经济上打击了敌伪残余和封建势力，汉奸恶霸成为众矢之的，广大贫苦群众扬眉吐气。 耕者有其田 土地，是农民用自己劳动的双手辛勤开辟的，农民理应成为土地的主人。无土、少地的贫苦农民要求获得土地已不是一朝一夕的梦想，随着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深入展开，这种愿望更加强烈、迫切了，有些解放区的农民已自发地实行了分地。 为正确解决土地问题，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同年6月，召开辽吉省委工作会议，发出了《关于分地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各地切实贯彻《五四指示》，全力以赴进行分地斗争。 1946年6月初，康平县委在区、村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五四指示》和上级部署，《五四指示》提出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及查黑地、献地等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不动富农，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我党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カ，放手发动和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会上通过了康平县土改计划，并表示支持广大农民的正义斗争，坚决保障农民从斗争中获得土地、财物的合法权力，并对可能出现的不法地主的破坏行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从1946年6月初起，全县以雇贫农为主体的上万农民群众，在地、县民主政权和农会的领导下，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斗争。农民把有关中央、省、地、县的文件及有关布告贴到墙上，请人讲解，领略其中的内容，有些识字的还专门当着地主的面大声朗读。县委派工作组和农会一起领导斗争，白天开批斗会，晚上召集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研究具体步骤，继续指导斗争。 县委根据东北局《七七指示》“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去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的号召，把一切可能派下去的干部都组成工作组，派到农村，来充实领导力量，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 通过大规模的“倒苦水”、“算细帐”等运动，地主不得不低头认帐，部分地交出了粮食、财产及地契。同时没收公地、庙地，清算额外高租、高利贷，接受富农献地，查抄被隐匿的土地、财物，分给贫雇农。 农民得到了粮食、得到了财物，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土地。被压迫已久的农民沸腾了!他们心里燃着一团团火，脸上也被仇恨和激动烧得通红。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仰望苍天泪流满面。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的农民，目光中有激动和兴奋，同时也夹杂着疑虑和惊恐:是真的么? 直到工作组和农会把写有“张老三”、“李老四”的界桩钉在长着青苗的土地上，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是事实: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连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就这么几天，就这么几场斗争会，就这么几根木桩，这地就归了我?有人一夜去地里转几遍，看那界桩还在不，会不会改了字号，有人搂着界桩竟泣不成声。 据6个区截止7月底统计共没收地主土地，接受富农献地、查抄黑地共24258天(1天合15亩)。 通过土改运动，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大众发动起来了，他们竭尽全力自觉为我党我军提供人、财、物力资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热潮，“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去”的口号写满了康平的许多村庄许多街道的许多堵墙壁。 斗争中必然有破坏和抵制，不少地主将土地分散，财产折变、埋藏、转移或运走，有的表面伪装“商人、中农、穷人”，暗地里造谣恐吓，以金钱拉拢干部，有的甚至凭借封建余威，摧残、杀害农民。 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坚决斗争了地主的破坏和抵抗。但由于内战的全面爆发，辽吉一分区已孤悬敌后，群众惶恐变天，因而贫雇农未完全从根基上发动起来，封建势力依然存在。有些地主的土地财产仍原封未动，即便动的，也有明分暗不分的状况存在，更严重的错斗了一批中农，财物分配也有不公，个别干部多分甚至窃取成果。因而一些贫雇农说他们“只翻了半个身”。 由于土改的不彻底，在1946年8月23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康平、我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北撤之后，部分地主疯狂地进行反把倒算。分了的地又归了原主，财产、牲畜被清洗一空。到处是掠夺、盘剥、拷打和杀戮，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刀光血影。晴朗的天又暗了，农民的土地梦又破了。 反 倒 分 地 1947年2月，为贯彻中央《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北撤到内蒙奈曼的辽吉一分区地委及康平县委根据上级部署组织东进支队，二路南下，3月以后，在康法地区国共两党展开了拉锯战，从4月～11月我军曾“三出三入”康平县城，最终解放平，锯口向南移动。 7月1日我军第二次收复平，辽吉一分区的部队、机关驻满了康平境内，辽吉一地委和康平县委一边组织战斗，一边组织工作队调查反把倒算情况。 7月10日，辽吉一地委在康平县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陶铸及康平县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东北局《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清算蒋、伪汉奸、恶霸、地主、匪首、叛徒的罪恶，让群众吐苦水，吐冤仇，长自己的志气，灭反动派的威风，要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迅速解决土地问题……，使千百万农民从汉奸、恶霸、地主手里夺回土地…彻底摧毁封建势力，新收复区才能坚持斗争，方能成为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根据地”。同时学习了陈云同志在辽东分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地方上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农村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让广大受压迫的农民真正翻身”。地委总结了“五四土改”的经验教训，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7月中旬，县委在东关屯的五棵树召开会议，传达了地委会议精神，决定“把军事占领变为群众占领”，“消灭地主阶级，满足贫雇农要求，坚固的团结中农”，口号是“反倒清算复仇分地”、“挖掉穷根，安下富根”。 会后，地委、县委集中几十名干部，组织四个工作队，由辽吉一地委书记刘瑞森、辽吉一专署专员宋广常，康平县委书记华子扬及县委组织部长权屹夫带领，分别进入四区大莫力克、林家窝堡，五区唐僧庙，七区腰段，直接包村领导这场“反倒分地”斗争。他们同贫雇农联系紧密，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农民上教育课，用诉苦的办法启发农民觉悟，做法直接而细致。 千百万年来，农民把血汗洒在土里，生命埋在土里，最终也把那点几对幸福的追求和幻想，埋葬在泥土里，他们有太多的苦要诉，共产党人便因势利导，发起了诉苦运动，启发农民那麻木、落后的脑神经，促使他们觉悟过来。别的东西也许说不清，诉苦，再笨的人都能讲，哪个农民没有一部血泪的历史?诉苦会上，常常是一人边诉边哭，便把几百几千的人的苦水都引发出来了，一个个都哭成泪人，然后又一个个登台，讲到共鸣处，全场又是哭声一片。 工作队还在各村作“地主阶级与贫雇农对比”的报告会，展开“到底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的大讨论，讨论会上，有的说富人什么也不干，还吃香的喝辣的是穷人养活了富人，有人说富人不把地租给你，你喝西北风?有人还来点辩证的，说穷人富人互相养活，谁也离不了谁，有人则说穷富自有天命，人该知足认命。谁也不服谁，争得热火朝天。工作组在讲道理算细帐的同时，还到处传唱一支歌《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呀干不了， 新衣服、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说一说， 没有咱劳动，那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三二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 农民从这歌里听出了滋味儿:这歌唱到咱心里去了! 斗争中，敏锐的干部们感到，农民这次比“五四土改”时更犹豫、更拘谨、更小心，是由于他们有了上一段被反把倒算的经历，余悸尚存。干部们一边讲东北战场形势逆转，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大好形势，一边在全县内大张旗鼓地逮捕了一批反把倒算的汉奸、恶霸、地主等，到7月下旬，已逮捕了100名，并枪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罪孽深重的反清算头子，一方面为贫雇农报了血泪仇，另一方面为贫雇农壮了胆。 经过认真的、不折不扣的教育、启迪，农民终于开始醒觉了，他们直观地明白了许多道理，眼界大开，尤其是认识到了土地改革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关系，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自觉地投入到土地改革的洪流中去，真正为改变自己被压迫的地位而努力斗争。这一切成果里，到处都有干部们的智慧和辛苦在里面闪光。 在“深入一点、掌握一片”的方针指导下，8月中旬总结了四个重点村的斗争经验，运动便在四、五、七区全面铺开，随即一、二、三、六和城关区的斗争也相继展开。地、县委又组织200多名干部，帮助各村通过选举建立农会，斗地主、挖浮财。工作队员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宣传我党的主张和土地政策，引导雇，贫农认识贫苦的根源在于万恶的封建剥削制度，号召农民起来打倒地主恶霸，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引导苦大仇深的雇贫农带头诉苦闹翻身，各村都开批斗会，有的几个村联合召开斗争大会，沿街贴满“斗地主，分田地”、“有仇报仇、有冤伸冤”的标语，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白天挖浮财晚上斗地主，声势浩大。 截止10月中旬，据四、五、七区35个村8228户统计，分得果实的5878户，占总户数的71.4%，共分地103249亩，房子2611间，牲畜2700头，粮304353斤，浮产作价合款247046070元(旧币)。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土地梦的农民，觉悟也提高了，在这期间一批批走向前线，他们唱着“眼泪里长着苗，鲜血里开着花，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出生入死，毫不退却。 这次土改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种种迹象表明仍不够彻底:(1)贫雇农未真正成为领导阶级，而且存在工作队包办现象(2)地主余威尚存，浮产隐匿严重:(8)没有满足贫雇农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 平 分 土 地 为了彻底消灭土地剥削制度，打垮地主阶级，使农民彻底翻身作主人，推动他们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光辉的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不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总方针，而且对其中的不彻底的方面也进行了修正，它必将引导土地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县委于10月中旬在东关屯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1)进一步明确“耕者有其田”制度；(2)没收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和公地，按人口平均分配，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3)规定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等。其次公布了县委“建立贫雇农优势，打垮地主阶级与平分土地”的决定，规定:(1)村屯以上干部由贫雇农担任;(2)集中力量打垮地主，让地主搬出大院，挖出财宝;(3)彻底平分土地;(4)照顾团结中农。 会后，全县分五处办了农会干部训练班，“查三代、查阶级、查出身”之后，培训了1500名贫雇农，区工作队也在训练班里接受审查，然后用梅花点式的作法把培训出来的贫雇农派到全县各村屯以上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并陆续召开贫雇农大会，建立贫雇农团，成为农会的领导核心，提高了农会干部的素质，增强了农会的威信、威望和成力。 贫雇农大会和贫雇农团按土地法大纲的某些规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划阶级定成份”运动，然后给地主带白色布条，富农带黄色布条，贫雇农和中农带红色布条，色彩鲜明，阶级分明，极大地调动了雇贫农和中农的积极性。 广大农民狠斗了一批地主、富农，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威风，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即使是在1947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连扰县城，数次驻境的情况下，已经觉悟了的农民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性，二、三、四、五，六、七区仍然坚持斗争，被占的一区甚至将地主带到别的区继续斗争。同年1月17日，康平彻底解放，农民的土改热情更如山洪爆发般势不可挡，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开展砍挖运动，冲击一切赖以维持封建剥削的势力，其规模，声势之大，态度之狂热、目的之明确，更是空前，每个贫雇农的眼里都闪着灼人的光芒，闪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这种盛况固然是土改的一大胜利，同时必然产生一定的破坏性，造成“有斗必打，有打必光”的普遍社会风气，全县的地主(逃跑除外)全部被扣押，仅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就打死了20多人，甚至包括富裕中农，更有甚者，这个时候连自耕农的利益也有被侵占的。 群众运动有时缺少原则，盲目冲动，缺乏辨别力。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中旬下发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用一大段还多的笔墨专门讲述了中农问题。县委召开会议确定了“发动全体雇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平分土地”的政策，并强调(1)小富农不挖浮财，不分坏地(2)富裕中农不能当富农对待，(3)全体中农一律挂红条，错则划正。同一时期，配合土地彻底改革，进行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党，纯洁了党内不纯现象，毛泽东同志说这“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这一时期，农民的狂热开始降温，急风暴雨似的斗争开始转入和风细雨状态，中农的利益得到补偿。毛泽东同志曾教导说土地改革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根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康平这一时期的土改斗争正沿着这两条基本原则所指引的方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随着我军战略进攻的节节深入，国民党统治已全面走向崩溃，这极大地鼓舞了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为响应中央提出的把战争胜利和分地斗争相结合同时推向高潮的号召，县委于1948年2月7日召开了区书联席会议，陶铸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省委指示和外地的经验，确定了开展“扫堂子”运动，规定:(1)本村要和旁村贫雇农联合斗争;(2)不侵犯中农。会议争论热烈，一致认为“扫堂子”是贫雇农路线的新创举，是雇贫农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的行动，必将揭开土改运动的新篇章。 这次会议之后，各村雇贫农联合起来组织扫荡队，有的几个村联系在一起，组成联合扫荡队，高举大旗，敲打锣鼓，大喊口号，庞大的人流组成不规则的长队形，猛烈冲击古老的剥削制度，冲击陈规旧俗，也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人们正常的心态，在县委“声势越大越好，搞不起来由区负责，搞乱了由县负责”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农民们狂热地冲击地富大院，开激烈的斗争会，迫使地富交出一切，净身出户。在康平这块屏幕上，画面以不同寻常的速度交替:农民庄严、正义的指控……地富负罪、绝望的神情……农民大军浩浩荡荡……地富躲在角落里发抖……农民脸上放着光彩……地富黯然神伤……农民接分成堆的财物……地主捧出最后一罐铜钱……每个画面都笼罩在一种火爆、狂烈的气氛中，呈现出一种无组织、无原则的状态。这都是由于放弃了领导，忽视了群众运动有节节生级、带有盲目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运动侵犯了某些中农自耕农的利益，甚至为了争夺财物，贫雇农之间也矛盾重重，争吵、争夺以至大动干戈。 3月13日，县委下发“迅速转入分地，积极准备春耕生产”的号召，同时指出追浮分浮只是分地的准备，分地才是土政的中心环节，各村不可再留恋扫荡浮财。在分地委员会的带领下，迅速开始了平分土地运动，并对“扫堂子”出现的过左现象予以纠正。雇贫农分好地，中农土地超过十分之一者，按自愿原则抽出一部分，在分地中按上级指示订正成份，规定剥削不超过1/4的都为中农，错者划正带红布条子，财产、土地给予补偿，当时称之为“补偿中农”;小地富征收多余的部分，被斗光的也给予土地;大、中地主、恶霸、富农，仍要斗光，然后也分给他们土地(当时规定不给地权)，使他们按毛泽东同志的设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至3月底，土地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据统计平均每人分地5～7亩。分地结束后，全县迅速转入春耕生产。在生产中，规定保证中农不吃亏，地富、二溜子被参杂在生产小组中监视生产。 1948年5月中旬，县委传达了东北局关于土地纠偏的指示和地委土地会议精神。会后全县普遍进行了大检查，鉴于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所限，为保证大检查任务的顺利完成，党组织派辽北六中的学生200余人到康平县配合检查工作，对各户拥有土地情况进行全面核实，全县以区为点，召开农民代表会，宣布:(1)对地主、富农不再进行斗争，地主、富农手中有的余物，可以拿出添置农具，不再没收，其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给予添补，(2)对中农划错的一律纠正，被牵走的牲口和被拿走的浮产以及被损害的土地，应坚决退还或给予补偿(3)对少部分被作为“狗腿子”斗争的贫雇农，也平分给土地和果实，(4)严格掌握政策，缩小打击面，划错的成份，一律按《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予以改正；(5)号召无主的地，谁种谁收，只交公粮。 在纠偏的过程中，为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撤换了一些品行不正，与地主富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干部，开办干部培训班，培养出一批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到各级领导岗位，此次培训班共提拔工作队员50名。在6月中旬的县劳模大会上，进一步对中农进行补偿，使他们的生产情绪提高了。 纠偏工作取得了切实的成果，一批地主、富农、中农成份被重新划定，有些村召开团结中农大会，贫雇农、中农代表都在会上讲要真诚团结，区村领导在会上检查执行政策上的错误，从而达到团结的目的，使人心安定，政局稳定，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彻底摧毁剥削制度，1948年底进行彻底土改，从11月中旬开始展开丈评工作。此时辽沈战役已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入关，追击穷寇，解放全中国。在这样的大好形势影响下，丈评工作进行得顺利、彻底。 首先培训骨干，搞好试点。1948年11月中旬，康平县委集中县、区干部和积极分子250人，举办土改、丈评工作训练班，同时请来辽北六中的学生200余人来帮助丈评工作，各县区及六中学生一起进入重点村搞试点，至12月12日试点工作进行总结，取得经验，向全县推广。 试点工作结束后，各区都分两次或三次展开丈评土地工作，在全面丈量的基础上，在地数与产量相结合的情况下，经过屯民大会、村评委会、村民大会的三次评议，评出土地等级。采取小组酝酿、民主协商、自报公议、大会通过、区委批准的办法，按人口平均分配。 丈评分地后，出现了以下三种状况:(1)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得到最大好处，(2)中农在占有土地、畜力、车辆方面仍有经济优势，(3)富农与地主也分给了土地，人均亩数与贫雇农和中农一样或略少，并有一定的畜力和车辆，体现了“给富农以生产条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精神，以便他们在劳动中得以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当时政策是:“贫雇农占便宜，中农不吃亏，富农有饭吃，地主饿不死。” 这次土地丈评工作于1949年1月15日左右结束，平均每人分地5.2亩，并给农民领发了新地照。 至此，康平的土地运动宣告结束，农民焚烧了旧地照，分得了新地照。这一纸法定的文书，一张薄薄的纸，农民为之梦想了千百万年。他们为之付出了血，付出了汗，他们哭，他们笑，他们敲锣打鼓扭秧歌，他们唱共产党的深恩大德，他们庆祝中国共产党为他们圆了一个悠远的土地梦。他们终于有了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的权利。 从总体上看，党的土地政策，在康平取得了重大胜利。消灭了封建的剥削制度，满足了雇贫农的土地要求，建立起了雇贫农优势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增强了党的威信，扩大了党组织，巩固了民主政权；农民踊跃参军支前，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解放区建设和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肯定这一切成果的同时，有一个问题特別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康平土改中屡纠屡犯的过火行为： 一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 二是打杀了些不该打杀的人。 三是“扫堂子”运动中出现了狂热的无政府状态，使运动偏离了初衷。 面对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我们禁不住要问一声:为什么? 1.某些政策的不明确性，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尚处在摸索之中，难免有疏漏和不成熟之处。 2.具体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低，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这场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满腔革命激情却缺乏革命工作经验，加之文化水平所限，对政策的理解难免有偏差。且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火爆的氛围中，他们在执行政策时不自觉地夹杂着很强的个人意志。任何无限制的膨胀的权力和偏离政策限制的运动都将给革命带来不良的影响。 3.左倾思想的迷惑性极大，中国人历来就有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的思想。历史几经沧桑，而今防左仍是主要口号，我们不得不深思，从中汲取教训。 4，最根本的，还是那种千百年来血腥的统治所致，饱经苦难的被压迫者一旦有了诉苦申冤的机会，被压抑的感情的爆发力是惊人的，再与缺乏理性思维相结合，以暴力清算暴力就成为必然。愤怒的农民是不会在乎鲜血的。 虽然这种行为最终得到了纠正，土改沿正确的道路走向胜利，但是，历史的错误，常常是不厌其烦、翻来覆去重演，我们能不警惕么? 后 语 1945年是新灾难开始的那一年。 本来在那场灾难中，国民党蒋介石凭借正统的合法地位、强大的军队、现代化的武器、美国的支持及其他优良的国内外环境，足可以轻松地赢得胜利，连世界共产党的权威斯大林都断言中共长久不了，可仅仅过了三年，历史却郑重地写下了相反的一笔，为什么? 古训:得人心者得天下! 古人用社谡代表国家，历代君王都祭社谡(“社”指土神，“谡”指谷神)，这足以说明土地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土地便拥有了天下。土地关系的变化，便引起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并促使社会波浪式前进。广大被压迫的农民把土地奉若神明，他们盼望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一代代的梦想，谁真正给了农民土地，谁便赢得了人心。 从前面的土地政策在康平实施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那被贫困折磨得麻木、冷漠的表情下掩盖的火种，便成了共产党摧毁国民党的燎原大火的星星火种。 那蒋介石呢，他也曾颁布过相当先进的土地法令，可他所依靠的那些占有权力、占有土地的人能有足够的动力去为他执行么? 当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无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实物之时，当它在农村的人、财、物方面的动员力衰竭之时，当士兵们开始怀疑自己为之战斗的政府是否值得去用生命冒险之时，当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形成之时，就是国民党当局失去它的合法性之际。而正值此时赢得了农民感情的毛泽东则骄傲地宣称:“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 美国的史学家R・特里尔在他著的《毛泽东》中记述“在东北，蒋介石上了惨痛的一课，只占有城市而不占有人心是没有用的。他的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扔进山里。蒋只占有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局势。毛已稳操胜券。” 当解放区的人民正如所述康平的农民一样一批批走向反蒋前线后，当国统区的人民开始抵制、反抗蒋的统治后，中国的历史上注定只能留下蒋的罪恶和耻辱的一章，让今天的我们及后代的子孙永远牢记他的失败的教训。 图片：来源网络 你若喜欢，请点个在看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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