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给我们的印象一向是强盛、富足且自信。但自从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就进入到了急速下行的轨道。其中，作为中晚唐的三大顽疾之一的“牛李党争”持续了尽半个世纪，造成了很恶劣的政治影响。“牛李党争”也成为了研究晚唐历史所绕不开的话题。而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一场考试说起... 一、党争的起因——无心栽柳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刚满30岁的唐宪宗李纯踌躇满志。两年前，在宰相杜黄裳的建议下，他决意出兵西川并大获全胜，诛杀叛将刘辟。 叛将刘辟被杀，中央朝廷一扫之前贞元年间的姑息政策，天下为之震动。不过宪宗皇帝并不满意，他那深邃的目光在不断的凝视着帝国的东北方——河朔地区。 没错，河朔不平，唐朝就无法统一。去年他已经拜才华横溢又深知民间疾苦的李吉甫为相，今年又举行“贤良方正”科，加以选拔人才。培养人才，才是强国的第一要务。 考官把此科考试优等人员呈现给皇帝，这份名单有李宗闵、牛僧孺、皇甫湜等。宪宗皇帝很满意，虽然这些人的文章针砭时弊，但“贤良方正”科顾名思义，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李家的天子们对士子们这点包容还是有的。  唐宪宗李纯 但宰相李吉甫却不这样想，他认为这些士子的议论朝政无非就是哗众取宠。此外，我李吉甫是当朝宰相，你们如此批评朝政，不正是在批评我吗？ 想到此处的李吉甫当即面见皇帝，声泪俱下，并指责考官徇私情。宪宗皇帝很为难，但此刻他没必要为了几个低级官员而得罪宰相，无奈把考官贬到外地，批评朝政的低级官员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升迁。 在唐代为官，机会很重要。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被冷落的牛僧孺及李宗闵在宪宗元和一朝都郁郁不得志，他们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的注视着李吉甫。至此，困扰唐朝三大顽疾之一的“牛李党争”拉开序幕。（后世学者通常把李总闵及牛僧孺及其集团统称“牛党”，把李吉甫父子及其集团称为“李党”）  中晚唐宰相李吉甫 二、党争进行时——你方唱罢我登场 1、官二代李德裕加入 元和九年，“李党”首任人物李吉甫去世，李德裕继承了其父衣钵，在唐穆宗时期进入翰林院任翰林学士、兼任中书舍人以及知制诰等官职。 在中晚唐，翰林学士非常重要，很多宰相都是翰林学士出身，例如文宗时宰相宋申锡等。知制诰是帮助皇帝书写敕书的官员，中书舍人在初唐时就是十分重要的职位。李德裕出任这些职位，可见穆宗皇帝对其信任。换句话说，唐穆宗已经把李德裕当作宰相来培养了。  晚唐名相李德裕 李德裕在此期间也是经常向皇帝进谏，并且找机会把仕途有起色的李宗闵赶出朝廷。先是被李吉甫排挤，李吉甫死后被又被其子排挤，这无疑加重了李宗闵的怨恨之心，仇恨的火焰开始愈加炽热。 2、牛党初露锋芒 春风得意的李德裕很快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打击。著名奸臣李逢吉曾经与李吉甫政见不和，矛盾很大，李逢吉掌权后排挤李德裕到浙西任职，并把当年被贬谪的牛僧孺升格为宰相，“牛党”在此役大获全胜。 3、党争助长了宦官集团气焰 唐文宗继位后，由于当时深受文宗信任的宰相韦处厚去世，唐文宗急需强力宰相辅佐。正直的裴度力荐李德裕，唐文宗应允，并拜其为兵部侍郎，为拜相做准备。 但最后李宗闵却神不知鬼不觉的成为宰相，原来李宗闵找到了枢密使杨承和，最后通过杨承和的斡旋下，成为了宰相，并把李德裕排挤出中央朝廷到地方任节度使。 李宗闵这个做法受到很多人的不满，因为在唐朝时枢密使是由宦官担任。也就是说，李宗闵为了排挤李德裕不惜巴结宦官。文官通过拉拢宦官打击政治对手，而宦官又可以通过党争加强自己的权力，从而进一步蚕食皇权。  李宗闵 4、党争影响边关战事 李德裕曾在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之时接受吐蕃降将投降，当李德裕把文书送到京城时，时任宰相的牛僧孺认为李德裕这种做法有破坏唐朝和吐蕃的“长庆会盟”的合约，因此建议皇帝把降将送回吐蕃。 “长庆会盟”是唐穆宗时期唐朝和吐蕃双方签订的一份和平协议，吐蕃曾在“长庆会盟”签订后进攻唐朝，因此唐朝收留吐蕃降将算不得违约。但一来牛僧孺不希望李德裕立此大功，二则是“牛党”奉行的基本政策就是随遇而安，能不惹事就不惹事的“鸵鸟政策”。最后吐蕃降将被敌人当众杀害，至此吐蕃军人轻易不敢有投降唐朝的想法。可见，党争对当时的边疆也有着深深的消极影响。 5、没有“党魁”的朝廷党争依然热闹 唐文宗在位的十几年，是唐朝国力急剧下降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文宗统治后期的开成年间，经过“甘露之变”，唐朝的宰相仅能“行文书耳”！此时，李党的领袖李德裕以及牛党的领袖李宗闵、牛僧孺都不在中央朝廷。实力大损的牛李二党的党争依旧如火如荼的进行。  唐文宗 牛党以杨嗣复、李珏为代表与代表李党的郑覃和陈夷行在朝堂经常互相攻击指责，贬低对方抬高自己。唐朝文官的这种表现让后来的有识之士气愤不已，明朝的王夫之先生就曾说过，这时期的官员只知有门户，不知有天子！ 笔者认为，无论是李宗闵、牛僧孺，还是李德裕，对国家的忠心以及个人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李德裕，他曾在唐武宗时辅佐武宗实现会昌中兴。只是他们在文官如此式微的情况下还是不能团结一心，大搞窝里斗，实在是让多少学者扼腕叹息。 三、党争的终结——党争过后是一地鸡毛 唐武宗继位后，很快就拜李德裕为相，“牛党”成员深受打击，“李党”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全面占优。但随着唐武宗的暴亡，唐宣宗继位，唐宣宗为了强化权力开始任用牛党成员，李党成员大多数遭到罢免贬谪。 唐宣宗一向以精明著称，在他的任下是不可能允许党争的存在的，再加上“牛李”二党的党魁相继去世，历时将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宣告结束。 “牛李党争”虽然结束，但唐朝官场的环境变得更加糟糕了，唐宣宗死后，再也没有一股势力可以抑制宦官集团，直到黄巢的出现。  唐宣宗李忱——党争终结者 四、党争猜想——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表面看起来，牛李党争的起因就是因为宰相李吉甫打击了几个士子。但是笔者认为，深层的原因绝不可能是这么简单，如果仅仅是为了复仇而引起了近半个世纪的党争，我们完全就低估了唐代精英们的智慧以及胸怀了。笔者认为，在牛李党争的背后，至少有两个看似比较靠谱的猜想： 1、门荫阶层（贵族）及科举阶层的纷争。 在隋唐以前，封建社会的国家是没有科举制度的，例如汉朝，他们选拔官员主要是采用察举制。曹魏时期开始，主要采用九品中正制。这两种制度主要的缺点就是选拔人才过于主观，经常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况。 隋唐以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选拔制度，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皇族还相对弱势，皇族与士族共治天下。到了隋唐以后的宋明清，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选拔的管理员主要采取“经理人”的摸式，皇帝与大臣分别扮演雇主与员工的角色，科举制度逐渐明确。 而唐朝时期，皇权虽然得到加强，但地方士族还是存在。因此在唐朝时期选拔主要实行科举制度和门荫制度两者并行的制度，门荫制度的意思就是依靠父辈的官位获取官职。例如李德裕，其父是宰相李吉甫，按照规定，他可以不需要科举就可以入仕为官。 我们把仔细研究下牛李两党重要的人物会发现，牛党科举出身的人物较多，例如，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都是进士及第，李逢吉为明经出身，后擢进士及第。不仅如此，牛党还很强调门生与座主之间的关系，努力打造文官集团。 相反李党以门荫入仕的较多，例如李德裕和郑覃都是以门荫入仕，最后官拜宰相。 出身的不同，自然造成双方不能认同，最后出现党争。这个理论看起来没问题，但也有一些瑕疵。首先，被认为是李党领袖之一的李绅就是依靠科举入仕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李党领袖李德裕深受天下读书人的爱戴，甚至有八百孤寒的典故来纪念李德裕。说白了，李德裕所在的李党虽然反对进士子弟的浮华之外，对贫苦的士子是相当优待的，并且给与其相对公平的空间。 综合以上两点，笔者牛李两党的党争并不能严格的认为是门荫与科举之争，但是党争的背后或多或少也有些阶层纷争的意思。  唐代科举 2、关陇集团与山东氏族的争夺 相比于门荫于与科举之争，贵族内部的争权也很严重。例如，牛党的李逢吉和李宗闵都属于陇西李氏。牛僧孺的籍贯很有可能是安定鹑觚人，也有人认为是陇西狄道人，这两个地方都在今天的甘肃省内，都算是依附着关陇氏族。而杨嗣复则是弘农杨氏人，也属于关陇贵族。可见，牛党成员有着深深的关陇集团的烙印。 相反，李党的李德裕，是赵郡李氏人、郑覃则出自荥阳郑氏、陈夷行为颍川陈氏人，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山东氏族。关陇贵族和山东氏族自隋朝时就不断的纷争，有学者认为隋炀帝实际上就是被关陇集团抛弃最后才导致最后被杀身亡。这两大集团的斗争在唐朝时更是愈演愈烈，无论是唐太宗时期还是武则天时期，这两大政治集团都在不断的暗自斗法。此时，这种斗争在仇恨的催化下变得更猛烈了。 我们再来看看温和派裴度，此人出身为闻喜裴氏，其祖上裴寂也是追随过唐高祖李渊的，严格来说也算是关陇集团的一个分支，但是他在任期间比较中正，对牛党和李党的人都有帮助。可见，还是有一股相对温和势力存在的。 五、党争更深层次的探讨——透过现象看本质 1、永贞革新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唐顺宗时期，那时唐德宗刚刚去世，唐顺宗李诵因为风疾不能亲自主政，皇帝的权柄被其心腹王叔文控制。  唐顺宗 王叔文上台之后，锐意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加强唐朝中央朝廷的权威，具体细节主要有以下几条： 01、压制宦官 02、抑制藩镇 03、打击贪官 这次改革因唐肃宗年号为永贞，故称之为“永贞革新”。虽然这次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改革派并没有执政根基、不懂得变通，且最后时刻王叔文与其搭档宰相韦执谊内部不和，最终导致被保守派（保守大臣+宦官集团）击败，最终开出了革新派或被赐死、或暴亡、或被贬的“二王八司马”之恶花。 虽然改革派输掉了这次斗争，但是他们的理想被后来人继承了下来。尽管缔造了元和中兴的皇帝是打击改革派的唐宪宗李纯，但是他很好的继承了改革派的政治主张。 牛李党争时期，我们通过执政业绩来看的话，李党成员更加具有革新派的影子，他们的各项制度与革新派非常吻合。而牛党成员更加倾向于保守派。 2、牛李党争的真实面目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牛李党争”的真实面目吧，表面上看，牛李党争是一次偶然事件，宰相李吉甫因不满一些考生借题发挥议论朝政。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彼此相互斗争了几十年，直到唐朝灭亡的前夕才宣告停止。 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前文分析我们不能推断，这次党争实际上暗含着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争斗，士族与庶族的争权以及党争双方对待治国完全不同的理念的纷争。 可见，困扰唐朝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既有着中晚唐的矛盾（治国理念），又有着整个唐朝的矛盾（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的纷争），还有着封建集团上下半场之间的矛盾（庶族地主的突围）。  唐朝官员 3、牛李党争究竟为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笔者一向反对因对历史过分的考究而忽视历史本身对后世的启示。那么，牛李党争这个对唐朝影响深刻的政治现象对后世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第一、党争会使正直的官员变得偏执。无论牛党还是李党都是人才济济，这些人大多比较正直且心怀国家，但是在党争面前他们就像是斗红了眼的公牛，眼中只有敌人。 第二、党争会被“有心”之人利用。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宦官和藩镇做大，例如，唐文宗时期是党争最激烈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宦官集团也是非常强势的时期，他们经常可以利用党争双方的斗争而使自己利益得到最大化。 第三、党争会败坏国家法度。国法在党争面前形同虚设，例如唐武宗时期李党发起的“吴湘案”，此案里面有诸多疑点，但是主犯吴湘最终还是被杀。理由是贪污等罪名，但明眼人都知道吴湘之死党争的因素太重了，所谓的贪污不过是幌子而已。长此以往，谁还会尊重唐朝的法度？这与唐太宗时期的依法治国相比可谓天地之分。 第四、党争会导致政策不连续。唐武宗时期，李党主政，到了唐宣宗时期，换成了牛党主政。牛党上台后把李党当时执政的成果全部推翻，本来日渐好转的唐朝财政很快又陷入到危机之中。 六、尾声 笔者认为党争其实并不可怕，例如现代社会有一些国家就是多党制的，双方虽然有争论，但大多数还是不影响国家发展，原因是现代社会有一套制约党争的制度存在，那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让其任意肆虐。 而在一千多年前的中晚唐，对先进制度的开发力度很小。既然没有把绝对权力收进笼子的制度，那么党争的危害性就会像洪水般的爆发。 唐朝的最终崩盘，也许就是因此开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