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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图书出版政策较前朝相对宽松，为其书坊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金陵所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浓郁的人文环境，以及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唐氏书坊顺应时代需求，所刊刻之作品题材丰富，版式多样，可谓利益共赢。唐氏书坊高超的刻工和精美的装帧，对我国的版刻及图书出版都发挥了启迪和示范作用，在我国民间书坊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对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1、金陵唐氏书坊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1.1 明朝的统治由明初的严酷到中后期的逐步宽松是金陵唐氏书坊产生、发展并不断趋于成熟的政治条件。出身于世代雇农的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深知权力的重要，在有识之臣的辅助下，亲手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典章制度，以期明朝万年不易。但事与愿违，朱元璋在上层实施的废相制度、分封藩王、宦官政策等。却为他帝崩之后带来无穷的祸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巩固自身统治，诛杀功臣，消除异己，大兴文字狱，禁锢文人的思想。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刻书体制也要求统一，更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取士，且规定八股考试的内容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取材，凡是与程朱相违背的书籍，都遭到禁止。在此高压政策下，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民间书坊几无发展的空间。至嘉靖、万历年间，在明朝前期实施的一些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业的政策措施，收到较好效应，城市工商业加快发展，社会逐步趋于稳定，人们的思想也较前期活跃。在此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名仕和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家创立的藏书楼(阁)，为书坊业的繁荣与发展准备了一定条件。
1.2 金陵作为当时江南的重要城市之一，伴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市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阅读需求逐渐强烈。金陵自古为江南重镇，物产富庶，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加之明王朝对书业的鼓励，不仅官刻极为盛行，民间坊肆刻书也十分发达。明胡应麟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较其前代相对宽松，没有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无论官刻、坊刻、私刻，拟或达官显贵、读书仕子，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到永乐年间，经济发展迅速，“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据考证，明时金陵人口六七十万，行业六十多种，从业人口13万。这是一个工商业发达，市民众多的大都市，且又是南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墨客多会聚于此，书籍需求量很大，这无疑对书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书坊经营者看到了这里潜藏的巨大商机，唐氏书坊正是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走在了其他书坊的前列，家族联手刊刻、刊印了大量的戏曲和小说出售，满足了市民对阅读的需求，在当地颇具影响，并且似乎具有了一种早期集团经营的特点。
1.3 在经济得到发展、市民生活普遍提高的背景下，文人需要将自己的作品通过某种渠道呈现给读者，而书坊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是为金陵唐氏书坊产生的思想文化条件。明朝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闲暇之余，希望通过阅读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唐氏书坊的经营者看到了其中庞大的读者群和存在其中的强大商机，他们或自己组织人员，或与其他书坊合作编纂，或联系当时有影响的文人和喜好藏书者撰稿，然后再由书坊刊刻和发行，获得的利益双方共得。此外，还有一些有财力的藏书家，除自己阅读、藏书外，也希望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见解传达给别人，于是由自己写书、编书、刊刻和发行，从而也促进了书坊业的发展。
1.4 随着我国印刷业、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催生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刻工，是促使唐氏书坊大发展的物质条件。唐贞观年间，雕版印刷作为一种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开始在民间应用，据史料记载和文献实物，至晚唐懿宗咸通年间，雕版印书之风渐盛，并渐为士大夫所注意而形诸记述。至北宋初期，宋太祖重视文治，大量官府刻书挤压了书坊自主刊书，影响了书坊独立发展的空间，书坊在朝廷禁令和官刻本市场双重挤压的夹缝中，艰难前行，民间书坊业发展缓慢。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记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这应是当时京师开封民间雕刻印卖书籍的真实记述。改朝换代无法阻止社会前进的脚步，到了明朝，朝廷为巩固统治，统一民众思想，大力发展官刻本，培养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刻工为其服务，同时，民间书坊也开始逐渐崭露头角，使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达到鼎盛。金陵作为明王朝的陪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政治的宽松、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活跃都促使大批刻工涌人这里，为书坊业的繁荣、发展和壮大补充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著录金陵书坊为93家，缪咏禾在其《明代出版史稿》中又增列10家，戚福康在其《中国古代书坊研究》中列出了唐氏书坊共16家，他们分别是：金陵唐对溪富春堂(又称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或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金陵唐绣谷世德堂、金陵唐氏文林阁唐锦池(又称贤集、唐惠畴)、金陵书林唐鲤跃集贤堂(又称唐鲤耀文林阁)、金陵唐鲤飞(季龙)、唐少林兴贤堂书铺(即金陵书读唐少桥)、金陵书林唐振吾广庆堂(唐国达)、金陵唐晟(亦称世德堂)、金陵书林唐文鉴、金陵唐羽中宇、金陵书肆唐廷仁、金陵唐龙泉、金陵书林唐廷瑞、金陵唐建元、金陵书肆唐谦(益轩)、金陵唐际云。可见，唐氏书坊在明朝达到了鼎盛。
2、唐氏书坊刊刻的主要作品
唐氏书坊在嘉靖、万历年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江南一带民间同族经营坊间最多(据戚福康著《中国古代书坊研究》考证有16家，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有名号可考者多达15家)、刊刻种类较为齐全、规模较大的书坊之一，在我国民间书坊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唐氏书坊以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最有名，它们刊刻的书籍包括版刻图释涉及多个门类，装帧精美，刻印清晰，蜚声江南，在江南民间书坊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诸如科考之书、戏曲、小说、诗集、琴谱等，特别是戏曲书籍的刻印更是名闻全国。
唐氏书坊刊刻的作品非常之多，查阅《明代版刻图释》、《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及《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坊刻本》，即可见有以下作品：
《绣谷春容》十二卷。明羊洛敕里起北赤心子汇辑，明世德堂刊本。四周三栏，白口。正文上下两栏，上栏半叶十四行，行十二字，下栏十二行，行十七字。
《新刊古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八卷。明舒芬选，舒琛增补；杨综注。明万历七年(1579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同。
《南华真经旁注》五卷。明方虚名辑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半叶六行，行十七字，六小行夹注，眉栏行七字。
《新镌卫生真诀》二卷。署“辛丰居士校梓”、“林泉散人参订”。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金陵世德堂刊本。四周单边，白口，无行格，字数不等。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七集二百三十六卷。宋祝穆、元富大用、祝渊编。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云林唐积秀德寿堂重刊本。四周单栏，白口，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
《春秋公羊传》不分卷，附《考》一卷。汉何休注；明闵齐伋裁注。明天启年间(1621至1627年)文林阁唐锦池刊本。四周单栏，白口，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字数同。
《罗经秘窍》十卷，明甘霖撰；《新镌唐氏寿域》一卷，明福贤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文林阁唐氏《五种秘窍全书》本。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
《新镌诸子拔萃》八卷。明李云翔评选。明天启七年(1627年)秣陵唐翼甫、张宾宇朱墨套印本。四周单边，白口，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无行格。
《士商类要》四卷。明程春宇编。明天启六年(1626年)文林阁刊本。四周单栏，白口，单鱼尾，半叶八行，行二十字。
《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二卷。明刘兑撰。明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德堂刊本。题记称“金陵乐安新刊积德堂刊行”，是为现存南京本戏曲之最古者。
《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二十卷。晋干宝撰。明万历元年(1573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
《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八卷。汉刘向撰；明茅坤补；彭烊评。明万历间(1573至1619年)金陵富春堂刊本。
《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二卷。不著撰人。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书肆富春堂刊本。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二卷。元施惠撰。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
《新刻出像音注刘玄德三顾草庐记》二卷。不著撰人。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书肆富春堂刊本。
《镌新编全像三桂联芳记》二卷。署“秦淮墨客(纪振纶)校正”。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对溪富春堂刊本。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一百回。明吴承恩撰：华阳洞天主人校。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卷，八十九节。不著撰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十卷五十回。明陈氏尺蠖斋评释。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
《重校青袍记》二卷。不著撰人。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书肆文林阁刊本。
《新刻全像古城记》二卷。明人撰，佚名。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书肆文林阁刊本。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二卷。明吴德修撰。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刊本。
《新编全像点板窦禹钧全德记》二卷。明王樨登纂。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刊本。
《新编全相点板西湖记》二卷。署“秦淮墨客(纪振伦)校正”。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刊本。
《新镌武侯七胜记》二卷。署“秦淮墨客校正”。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刊本。
《新刻出相点板八义双杯记》二卷。署“秦淮墨客校正”。明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金陵唐振吾广庆堂刊本。
当然，上述所列仅仅是唐氏书坊刊刻作品的冰山一角，未列的还有很多。据张秀民的《南京的印书》一文，其中以唐对溪富春堂为最多，据说有百种。他刻书有一特色，即在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为“花栏”，打破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但足以看出，唐氏书坊在万历年间的发展达到鼎盛。又由于其多采用优良纸质，装帧考究，质量上乘，并配有精美图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迎合了大众口味。因此，深受当时市民阶层和广大读书人的喜爱，更是受到藏书家们的欢迎。
明清易代，政治社会动荡不安，书坊业跟着也受到影响，唐氏书坊自然也遭遇了迫害。由于是同姓家族经营，它们之间不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盛极必衰，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但它仍然留下了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精品之作，并为国内很多知名图书馆所收藏。
3、研究唐氏书坊的现实意义
金陵唐氏书坊对我国今天的图书出版业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书坊所面对的主要读者群是广大市民阶层，他是应普通民众的需求而印，追求盈利，但并非独此而已，他同时也考虑科举仕子、文人和专业人士的需要，刊印了大量科考、戏曲、诗歌、医药等类书，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需求。在今天看来，这与现代出版业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是相同的。古代民间书籍的传播，多得书坊之力，他们刊刻所用套印、饾版、版画、拱花等技术，在今天我国古籍保护和修复中仍在使用。现代出版技术正是汲取了古代的优点和长处，才逐渐发展走到了今天，这种文化的传承对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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