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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基本的层次上，《白鹿原》所写的是底层民众世界的故事，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底层世界？故事里的“白鹿原”和地理上的“白鹿塬”在互为一体的同时，这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呢？在这个“小世界”的底层，生活着怎样的一群人？然而这些底层的“小人物”却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爱着这个“小世界”，爱着自己与他人。 白鹿塬和“白鹿原”“人作为自然-社会的双重存在物，是在自然场与社会场交织的环境中创造文化的。”反之，要分析一种既成文化之下的人和其人格特征，就很有必要对这种文化产生的自然场和社会场作以简单的考察。也即，做出文化生态学意义上的考察与描述。 白鹿塬和“白鹿原”，前者是地理上的真实存在，后者是艺术上的真实存在，两者互为一体。地理的白鹿塬，位于西安市东南。东靠终南山东段的篑山，南临汤浴河与岱峪河，两河汇入浐河，而后顺原西南向北转入渭河，北依辋川灞河。即白鹿塬一面靠山，三面环水。它是风成黄土台原，其土层以 320 米的高差直落浐、灞二河，上部覆盖 100多米的黄土，中部为三趾马红土，下部为棕色沙质泥岩。它沿东南向西北分布，原面平坦，总面积约 263 平方公里，海拔 600—780 米，年平均气温 13.1℃，年降水量 720 毫米。鲸鱼沟将塬面切割为南原炮里原、北原狄寨原。据《竹书纪年》的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于是这座位于西安蓝田县城西南方位的黄土塬，便有了新的名称白鹿塬。《后汉书都国志》、《水经注》、《太平环宇记》都有类似的记载。 白鹿塬，属于“八百里秦川”渭河平原的东南部，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最富庶地区之一，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地方，至今都是全国重要的小麦、棉花产区。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的经济模式一直是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 白鹿塬的社会组织是隶属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之下的，即以嫡长子继承制，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和家国同构为特点的伦理宗法社会。中国传统的政体是君主专制，而在例如白鹿塬这样的宗族村落，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执行日常祭祀等仪式，监管与惩罚违反族规的行为，实际上由族长掌管。也即，实行的是族长负责之下的民众自制体制。 因此，白鹿塬的传统生态文化系统可以粗略地做这样的概述：封闭型的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伦理宗法自制社会。 近代的中国，与秦以降 2100 多年传统的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相较，其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速率是任何之前一个朝代都无法匹敌的。这种深刻而规模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内外兼具的。 这种文化新生的阵痛，或迟或早、或大或小、或深或浅地影响着中华大地的每寸土地、每个心灵，包括远离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白鹿塬。而“白鹿原”就形象地展示了这种阵痛，描画了一座塬和塬上男人女人的心灵剥离之路。 一座伫立了数千载的古原，原上住着白、鹿两姓的村民，在数以万次咀嚼着的祥瑞的白鹿传说里，他们一辈又一辈过着恬淡知足的生活：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面杖在案板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 白鹿原的村巷里，飘着的是札花机的嘈杂声，织布机的嗡嗡声，叫卖花馍的吆喝声，孩童的打闹声，妇女的嬉笑声，田野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期间传着庄稼汉悠扬的乱弹腔儿，在夏雨和冬雪的滋润下，总给这里的村民带来喜悦和丰收。庄严的祠堂里，不仅供奉着祖宗的牌位，也飘出族长和乡民们诵读乡约的声音，飘出教书先生和学童朗朗的读书声。祠堂外矗立的“仁义碑”，悄无声息地见证着这一切。漂亮的亦或是土气的门楼里，上演着传宗接代和一日三餐的生活剧。 然而，祥瑞的白鹿，不能总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福荫，生活永远有它残酷的一面。当这座原和原上的人们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 20 世纪初，这种恬淡平静知足的生活，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夹击下，开始打破。庄严的祠堂和静静的“仁义碑”，开始见证一幕又一幕生活的丑恶和凶惨，甚而至于自己也被毁灭：天旱、瘟疫、奸淫、乱伦、打劫、败家……巧取豪夺，草菅人命，恩恩怨怨，死死生生。 “白鹿原”上的四个男人白鹿原，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通体社会典型，这一世界的主宰权属于男性，这是中国大传统文化，“阴阳”二元思想的使然，毋庸置疑。同时，它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宗族自制体制下的人治社会，因而，处在其中的男性，依据拥有的伦理文化学识的深浅、握有族权的大小、自有财富的多少等因素，天然的分了层。 一、拥有学识的神人 《左传襄公九年》知武子：“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传统的中国社会有士农工商四民，“农夫与商人和工匠，大都景仰读书人——士——认为是一种赋有特权而应受人礼遇的阶级。更由于中国文字辨认的困难，此对于书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因而，在白鹿原这样一个微缩的社会里，读过书而拥有渊博学识的人自然而然的处于最上层，自然而然的享受着其他民众的爱戴，自然而然的以自己的意念驱遣着他的信众，日积月累，便成了其他民众心中的神。朱先生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中举后，因父亲亡故守灵尽孝，朱先生错过了赴京会考的机会，陕西巡抚方升厚爱其才，欲委以重任，不料公文往返六七次，仍坚辞不就，他没有选择“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后住进白鹿书院，在动荡的时局中，他的一生，为白鹿原大大小小立功无数。 白嘉轩和鹿子霖为买地发生殴斗，直至对簿公堂，朱先生以一首“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的诗词，不仅和解了双方，而且感动了滋水县令，为白鹿原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美名，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 白嘉轩因为忙着送死人娶媳妇而家业亏空，后因种植罂粟而获得暴利重振家业，成为白鹿原人“致富”的榜样，以致罂粟满山遍野屡禁不止。朱先生奉县令指示前来查禁烟苗，不循私情，首先从妻弟白嘉轩下手。不到十天，便将川原上下正在开花的罂粟犁毁。 闲暇之余朱先生为白鹿原拟就了“过日子的章法”——《乡约》，不仅教民以礼义，而且以正世风，“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当朱先生得知白嘉轩和鹿子霖修祠堂办学堂之后，感慨万端慷慨激昂:“你们翻修神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你们为白鹿原的子孙办了这大的善事，我替那些有机会念书的子弟向你们一拜。”朱先生不仅自己为原上的人做善事，而且也因着原上人的举动而感动着，他和原上的民众是融为一体的。 饥谨之年，县长委任朱先生为赈济灾民副总监，朱先生心系黎民百姓，亲自召集各仓总乡约联席会议，核对人丁数目，发放赈济粮食，他亲临本县原区和川道地区的三十余个仓里，监督检查发放舍饭的地点，力主灾粮一粒不漏地吃到饥民口中，堵塞营私舞弊的漏洞，与饥民一起抢食舍饭。 朱先生对白鹿原的又一大杰出贡献是编撰滋水县志。他与另外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组织了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自任总撰，历经多年，呕心沥血，秉笔直书，完成这项卷轶浩繁的庞大工程。鹿兆海抗日牺牲，朱先生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书院八君子群起而响应。在鹿兆海的公祭大会上，发表了抗击倭寇的宣言，并共同奔赴前线。 朱先生为白鹿原所立的功，难以计数，他以言传身教的甘露润泽着白鹿原男人女人的心灵。他以读书人自居，却不自傲，他与人为善，心系大众，教子有方，治家有理。以自身的品行、素养、良知为民卖命。民众的心态也从最初的景仰读书人转变到敬拜神人圣人，白嘉轩说，他敬重姐夫，断定那是一位圣人，而他自己不过是个凡人。 日头如火，万里无云，朱先生穿着泥屐在村巷里走，提醒晾晒新麦的村民，即将白雨如注；朱先生望着满天星河，脱口说出“今年成豆”，果真耐旱的豆类抗住了伏天里旷日持久的干旱而获得丰收；随口说牛在南边，确在南边。此类事情，屡次发生，朱先生也自嘲说，“看来我不想成神也不由我了”。 尽管如此，神明的朱先生一生信仰耕读传家，一生中只穿自家织的棉布，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怀仁和怀义管教严格，“他让他们在他膝下读书以识礼义，然后送他们回老家去独立生活，做一个自尊自重自食其力的农人，绝不许他们从政从军甚至经商”，“在大征丁的和大征捐税的起始，朱先生只暗示儿子如数交纳粮捐，却把小儿子孝义隐匿在书院里。” 然而，在政局变幻的年代里，朱先生希望儿子做“一个自尊自重自食其力的农人”的理想，却是难以实现的，最终就连自己也变成了历史嘲弄的对象——“他时时处处想以自己的学说，道德与知识影响白鹿原生活的秩序，但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与世人远离，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与社会隔绝。他的一切举措对这个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斗争，充满了折腾的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人们仍然在种鸦片，人们仍然在挨饿，人们仍然在天灾人祸中挣扎，他的请缨抗日只有不了了之，他的地方志写好了也无从出版……他是长空的一只孤雁。” 神人圣人般的朱先生，连同白鹿村祠堂里教书的徐先生，修撰县志的八位饱学之士，如果说，他们是白鹿原上旧学养的代表，那么鹿兆鹏、鹿兆海则是接受了新的社会文明理念的新学养的代表。 鹿兆鹏念完村学，上完白鹿书院，在城里学习了新的社会革命理论，接受了共产主义。回到原上，不仅办起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当了校长，而且还给原上的人带来了诸如自由恋爱、农协运动、联合民众反抗交粮纳税等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举措。同时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原上的黑暗保守势力作斗争。可以说，是他把新的社会动向的风吹进了沉重保守封闭的白鹿原。鹿兆海则以自己抗击倭寇，以身殉职的壮举带给白鹿原人关于英雄的新定义，触动着原上人关于爱国的情怀和心灵。 社会在一点点向前，在历史的偶然中，新学养的代表必然战胜、取代旧学养的代表，为原上的民众塑造出新的神人模样。 二、握有族权的威人 《白虎通.宗教》曰：“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族——父系单系亲属集团，即以一成年男性为中心，称“宗子”或“族长”，按照父子相承的世系继嗣原则上溯下延构成的一个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 族权是以血缘关系为韧带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它是从氏族社会家庭公社的父权中引申出来的，随着家族制度的完善而膨胀起来，终于成为与政权、神权、夫权比立而四的强劲的社会维系力量。同时，与政权赤裸的灌输相比，族权在宣扬宗法伦理、执行宗法礼教方面，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特性，更易受到“管摄天下人心的功效”。在维护宗法秩序、巩固专制统治方面，族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而它在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方面的优长，又有效地粉饰了专制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因而，作为族长，握有族权，实际上是这一微缩的伦理宗法社会的掌门人。在治理家族、翻修祠堂、主持祭典、调整家族纠纷、惩治违规族人等家族事务中拥有直接的领导权和决定权。 白嘉轩是“一个从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族长形象”，他不只是白鹿两家无可争议的族长，而且是统领全书的核心人物。何启治说:“白嘉轩，是作者着意刻画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寄托着某种理想观念的农村族长形象。作为代表传统仁义道德的、既讲原则又能身体力行的倔强正直的族长形象，白嘉轩是典型的，也是成功的。” 作为东家、族长，白嘉轩对待长工鹿三一家是仁义的。麦收时打下头场麦子，先给鹿三灌；秋后轧下头一茬棉花，先称给鹿三用。遇到好年景，白秉德会慷慨地加二斗麦，让鹿三一家过个好年。白秉德出面掏钱为鹿三一手承办了婚事，临终时还交待白嘉轩看待好鹿三。白嘉轩与鹿子霖兴办学堂之后，不但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学堂读书，还为黑娃准备好学习用品，并包揽了一切花销。 鹿三刺杀小娥并遭到小娥的附体以后，精神大不如从前。面对兔娃和孝武、孝义无所不在的轻视眼色，白嘉轩在一家聚餐的晚饭桌上，借机会一并嘱咐说:“你们三伯你大老了。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从明日起，孝义兔娃你俩接替三伯抚弄牲口，你三伯能做啥活儿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听下了没?” 白嘉轩像对待至爱亲人一样地对待长工鹿三一家，这“仁义”并非徒有虚名。 不仅如此，即便是乡里族人，白嘉轩也是仁义宽厚的。当一位帮工的鹿姓欲卖半亩水地给他，白嘉轩爽快地答应他，并且听了卖主开口的要价后当即说再加三斗。李姓寡妇也要卖水地给白家，白嘉轩更加慷慨加上五斗。白嘉轩对待长工和穷苦人的罕见的豁达被当作慈心善举在村民中受到赞颂，不愧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在对族人舍义舍利的小恩典之下，白嘉轩族长不露自威的形象更加牢固了。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说，白嘉轩大叔永是一副凛然正经八百的神情，鼓出的眼泡皮儿总是使人联想到庙里的神像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 这样一个被族人称道的仁义族长、仁义东家，作为人父，却有着极端冷酷的一面。当儿子孝文继承族长之位后，和小娥私通、赌钱、卖地卖房、饿死老婆、吸食鸦片，一层一层的将父亲白嘉轩的脸面剥了个精光，然而遇上饥馑之年，孝文向父亲借粮，却得到父亲的奚落，在冷酷的父亲和饥馑的天灾之下，把儿子孝文逼上了死亡之路，沦为乞丐。白灵，是嘉轩打出生就疼爱有加的女儿，不让女儿缠足，送她上学堂，然而，在自己的护佑之下长大的女儿，非但没有像一个乖巧的女儿一样对父亲惟命是从，反而擅自离家，甚至以死相逼去城里念新书。已在城里参加国民革命工作的她间歇回家，却被父亲锁在屋内，逃离后，“白嘉轩在吃早饭的时候向全家老少威严地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可以这样说，对待儿女的冷酷在很大程度上为白嘉轩威严的族长形象锦上添了花。 作为族长，一旦牵连到自家的生死存亡，他显露的却是无以伦比的狡诈和阴险。以“疲惫憔悴的神色”和“可怜兮兮的无奈”博取众人的怜悯，用二亩水浇地换取鹿家二亩慢坡地，为的是祥瑞风水的荫蔽，自此白家人财两旺；当三儿媳孝义老婆始终怀不上孩子的时候，他想出的是“借种”的方案，交由自己的母亲白赵氏实施，终于传了宗接了代，续了香火，密的滴水不露。 作为族长，白嘉轩一边用小恩小惠的恩典树立着族长的威严，一边又借助族长的威严维持着自家的财富，一边以族长的权利惩治着私通的“婊子”田小娥，一边又亲手制造着违背伦常的“婊子”，维系着自家的香火，在威严的权力之下显现的是为人、为父、为族长的双面人性。 三、占有财富的能人 “‘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是朱先生的名言之一，乡间无论贫富的庄稼人都把这句俚语口歌当经念。人们用自家的亲身经历或是耳闻目睹的许多银钱催命的事例反覆论证圣人的圣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身体力行。”这，不只是圣人的悲剧，实际上，任何人都难以抵挡财富的巨大魅力，而且人人心里明白，有了财富，说出的话才有分量，有了财富，所做的事才令别人信服。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里最有权的人，那么鹿子霖就是这个原上最有钱的人。粗略地讲，白鹿原描写的是一个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和最有权的人之间的一场较量，这种较量贯穿始终。 因祖上“鹿马勺”立下的口碑和赚下的钱财，鹿子霖一家住的是白鹿原上“最漂亮的四合院”，拥有最多的地产。此时，白嘉轩家里却因为丧爹、死了六房女人，家里落下了亏空，积蓄、粮食全部消耗殆尽。因为李家寡妇先后把同一块地卖给鹿家和白家，在白家不知情的情况下，鹿子霖却故意把地占为己有，惹出了两家的官司。此时，鹿泰恒认为白嘉轩“是儿子鹿子霖的潜在的对手”，“不能让对方跷腿从头上跷了尿骚！”，于是支持儿子和白嘉轩对簿公堂。最有钱的人和最有权的人的较量正式拉开序幕。 鹿子霖始终看不惯白嘉轩的为人处世，讨厌白嘉轩“心硬牙硬脸冷”的嘴脸，暗地里一直较劲，和白嘉轩比赛着“看谁先把尿尿到对方脸上”。之后，政局变动，在黑娃烧仓逃离之后，当上了白鹿仓乡约的鹿子霖趁人之危，在帮扶小娥的名义之下，霸占了小娥，同时实现了自己报复白嘉轩的目的，“把他那大公子的裤子抹了下来”，把尿“尿到族长脸上了”。不只如此，在孝文将死之际，他不仅买了孝文的房院，买来后还拆了，可谓狠狠地剥了一次白嘉轩的脸面。白鹿原上最有钱的人，就这样挑战着最有权的人的尊严，实现着自己的心理补偿。然而世事难料，后来孝文又买回了鹿家的房院，出狱后的鹿子霖说，“嘉轩哥，我做了一回监，才明白了世事，再没争强好胜的意思了。我把孝文的房买来伤了白家的面子，孝文再买回去伤一伤鹿家的面子，咱们一报还一报，也就顶光了”。 除了挖空心思的和白嘉轩明争暗斗，他还用金钱和肉欲征服了原上众多的女性。“鹿子霖逐个在原上村庄搜寻干娃，把一个个老相好和他生的娃子都认成干亲，几乎可以坐三四席，鹿子霖十分欢喜，一个个干娃长得都很漂亮，浓眉深眼，五官端正。因为和他相好的女人都是原上各村的俏丽女人” 原上最富有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生死祸福、升降沉浮之后，得出了看透世事的平淡——“种二亩地有一碗糁子喝就对哩”。可以这样说，原上最富有的人，用自己一生的经历，为“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做了最好的，也是最生动的注解。 四、一无所有的顺民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这样的大传统文化与宗族文化下教化的民众，天生是顺民，“喜欢简单的确定”，“崇尚复杂问题之简单的解决”之道，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在白鹿原里，他们是没有学识、没有权力、没有财富的大多数。他们说的话，没有分量，做的事不能令别人信服，也从不计较脸面的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然而，三十亩地的愿望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他们是这个原上最贫苦的大多数，有的全家人常年吃住在财东家的马号里，给财东家熬活，做长工。有极少数人拥有少量的地产，老婆孩子守着自己家的地过活，自己出门打短工补给家里：当麦客、打土坏、犁地、拉粪都是他们的营生技艺。要是遇上大的天灾或者人祸，也只能忍痛把地卖给有财力的东家以渡过难关。如果时运好点，家里没病没灾，也能幸运地买回来几分土地，好让家里的日子稳当一点。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劳力的一族”，自然地“受治于人”，日复一日地在买回与卖掉几分土地、在做长工与打短工之间艰难的度日。 鹿三是白家的长工，儿子黑娃是郭举人家的麦客，王相、李相是黑娃的工友，鹿子霖家的长工是刘谋儿，田秀才家的长工姓孙，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大拇指芒儿出生木匠，卖地的李家寡妇、鹿姓小伙，专职配种的白兴儿，和白兴儿一起的烟鬼、赌徒，第一个挂出农协牌子的贺老大，三官庙的老骚棒，碗客圪塔娃，法官一撮毛，光棍狗蛋，“交农事件”中张三李四王麻子组成的乌压压的黑脑袋，农协铡老骚棒时戏楼广场上的人山人海，跪在祠堂里请求给死去的小娥造庙的男女族内族外人，这些知名的不知名的、模样可辨的不可辨的、有营生技艺的没技艺的、或可怜的或可恨的人构成了白鹿原最贫穷最众多的一层，在年复一年中支撑着这个庞大的白鹿原系统。 然而，新的社会变革之风也吹到了白鹿原最贫苦人的耳朵里，他们也逐渐地剪掉了头上的长辫，甚至在共产党人鹿兆鹏的带领下，参加了农讲所，办起了农协会，在沉默的白鹿原上“掀起了一场旷世未闻的风搅雪”——老骚棒、碗客被铡，白鹿仓保障所田福贤被批，乡约鹿子霖被罢免，“仁义白鹿村”的石碑连同祠堂里老祖宗的挂相一起被毁。 长工鹿三，是白鹿原顺民的最典型代表，而儿子黑娃则在幼时一块冰糖留下的“痛苦而美好”的记忆的不断发酵之下，一步步走向顺民的反面，成了带头推翻这个稳定的白鹿原社会系统最坚决最勇猛的力量。 总结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陈忠实以此为切入点，借助“白鹿原”这一乡村底层世界，在融入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之上，展现了自己关于家族的、民族的，历史的、命运的、人性的思考，显示了其应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而这一深刻性和复杂性的呈现，最为集中的表征，便是借助所塑造的各色人格形象，在新时代的背景和高度之下，完成了对儒家文化精髓和悖论的剖析。 知识分子永远是时代的眼睛，应该担负寻找光明的职责，毫无疑问，作家也属于知识分子的行列。如果，《白鹿原》是一部新时代下“向后的”溯源和思考的巨著，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同时也需要更多“向前的”高瞻远瞩的巨著问世。因为一个民族，只有固其根本，同时不忘记梦想，才可能走得稳健，顺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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