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评薛瑞生教授《诚斋诗集笺证》 | 【学术研究】

李小龙

古典文献的整理是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根基，却也是最顶部的成果；既为其他研究提供最基础的材料，同时本身也是最精深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集部文献的整理尤为重要——我们对比一个精彩的注本产生前后学界研究态势的变化就会明白这一点。

建国以来，古代作家的诗集整理有了相当的积累。不过，在上世纪，成果还多集中在唐代，如李白、孟浩然、岑参、高适、刘禹锡、李商隐等等均有不下三种创获甚多的新注本，甚至很多中小诗人都被很好地整理过了。而由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学界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宋词而非宋诗，二十世纪对宋词的笺注工作相当出色，但对宋诗则相对漠然，虽然像梅尧臣、秦观、陆游、陈与义也得到了很好的整理，但一来这种成果的产生并非学术风气的转移而多带有注者的个人色彩，二来除钱仲联先生注陆游外，一般对宋代一流的大诗人仍少有触及。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宋学的复兴、诗学研究风气更替及唐宋研究本身的战略转移等复杂原因，学界开始将注意力投向宋集，尤其是标志宋学高度的作家，比如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别集均产生了新的整理本。不过，这些成果还多集中在北宋，而南宋则又要冷清一些。比如与陆游齐名的杨万里，在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出版二十余年之后，尚未有可相颉颃的成果。

薛瑞生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界大名久著，成果斐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精研红学，出版了《红楼采珠》、《红楼梦谫论》等专著及大量论文，其红楼梦的艺术论及人物论系列至今仍是红学研究中既有思辨深度、又充满诗人激情的学术成果。进入九十年代，他的学术阵地转移到宋词。1994年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乐章集校注》是第一部深具创获的柳词整理本[1]（据悉，近期他对此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篇幅扩充了一倍，仍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四年后，他又出版了《东坡词编年笺证》，被公认为苏词整理的名笺，系年与考辨既博且精，可为集部整理之样本；再四年后，由其弟子孙虹整理笺注并由其订补的《清真集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又将无法纳入柳永、周邦彦别集整理的考辨单独成书，出版了《柳永别传》与《周邦彦别传》。

2002年，薛瑞生教授又开始了笺证诚斋之诗的“万里”之行，2005年完稿。但由于剞劂为艰，直到2011年末，其近二百五十万言的《诚斋诗集笺证》（下称薛笺）[2]方始问世，前后已近十年的光阴。而在此期间，学界已经贡献出了两部杨万里全集的整理本。一为王琦珍《杨万里诗文集》（以下称王校）[3]，此书仅作校点，不加注释；一为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下称辛笺）[4]，是为全集校注性质。王校为第一部杨万里全集的点校本，其功自不可没，然未有注释，故不论及。而薛笺与辛笺则各有所长。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对薛笺进行评述。

一、底本、校本之选择及校勘

《诚斋集》之流传渊源有序，至今尚有作者生前手自编定之宋刻单集本存世，虽有残损，然称罕见；此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还藏有诚斋之子杨长孺编定、端平二年（1235）刊刻的全集本《诚斋集》[5]，祝尚书先生认为：“若能复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为底本，再校以北图所藏宋单刻诗集本及诸家精钞本等，方能得一善本，以传久远。”因为宋刻单集本不全，加之残损过甚，故无法作为底本，而端平本则可弥补这一缺憾。然日藏端平本因其皇室藏书的性质颇难见到[6]，不过，国内有缪荃孙所藏影抄本，收入《四部丛刊》。虽然此影写本在传写过程中或会产生错误，未必即可视为端平本的替代品，但总体来说还是保留了端平本的旧貌[7]。故《诚斋集》的整理一般都以此为底本。《全宋诗》第42册收录诚斋之诗，据校点者言则以端平本为底本，校以宋刻单集本、四库本、汲古阁抄本及乾隆年间杨万里后人所刊之杨本[8]，占有资料较为丰富，可惜因《全宋诗》体例所限，其校记甚为简单，校宋刻本亦颇随意，未能提供更为全面的校勘资料。王校以影宋本为底本，虽列了四个参校本，但荟要本与四部备要本实即四库本及杨本，故取校未广。辛笺亦以影宋本为底本，以汲古阁抄本、四库全书本为校本，虽然也参校了宋刻单集本及杨本，资料亦备，唯惜仅以宋刻为参校本，并未重视，故有错校及漏校处[9]。

薛笺对诚斋存世诸本进行了通盘细致的考查对校，确定“以错误较少之四部丛刊初编本为底本，以国图藏宋刻单集残本、乾隆六十年杨氏刻本、北大两手抄本与《全宋诗》及四库本主校，以四部备要本与《宋诗抄》及《宋十五家诗选》参校，择善而从。”（凡例P8-9）在取校范围上蒐罗更丰，除了学者注意到的汲古阁抄本、四库全书本甚至杨本以外，还将北大所藏两种手抄本列为主校本，这是诚斋诗整理的新进展，因为此前的《全宋诗》、王校及辛笺均未及北大抄本。那么，北大抄本有无校勘价值呢？细查薛笺校记，北大抄本的异文远多于其他版本（如卷一共有83条校记，与北大本相关者即有63条），且多数并非简单的手误，如卷一《考试湖南漕司南归值雨》“酒暖长亭未是家”一句，北大本“酒暖”二字作“日暮”；而且，北大本常有“一作”之校，如上举之例在“暮”字下云“一作‘暖’”（P7），可知北大抄本当经过抄写者的校勘工作，可能会保存其他版本系统的特征，应值得重视。而且，北大抄本均当与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有关，其中四十二卷抄本确定为吕氏天盖楼抄本，而一百三十五卷本据薛笺查考则分卷类似于宋刻单集本，其朱蓝二色之校点与眉批又与四十二卷本同，或亦为吕氏所藏（P3079）。此外，薛笺还选择清人所编《宋诗钞》及《宋十五家诗选》来参校，这显然增加了校勘的难度，但这一努力或许未必能得到认同，因为一般都认为此二书为选本，在诚斋诗集版本完整有序的情况下便无大价值。然此二本亦偶有独特的异文可为取资，其中《宋诗钞》则因吕留良的关系多与北大本同，故亦可参校。

通过丰富的取校，薛笺汇集了相关版本的众多异文，这就为校订出更为可信近真的本子打下基础。

薛笺在校勘方面用力甚勤、去取亦谨。笔者随机查检了全书的第一卷及最后一卷，二者分别收诗104、120首诗，分别有校记83、127条，也就是说224首诗共有210条校记，平均每首诗有一条校语：全书收诗4273首，则当有四千余条校语。如此多的校勘综合起来便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诚斋诗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也为进一步整理打下基础。

如卷二《故少师张魏公挽辞三章》（P168）首句，《四部丛刊》本作“出尽民犹望”，似亦可通，故似此处无疑，然对校知宋本、四库全书本皆作“出昼民犹望”，后者反似不通。仔细考校则知前者误而后者正，因此处用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之典，若无异文，则此处易为注者忽略。

有些字句还需要考证，否则无法判定。如卷六有《同李簿养直登秋屏》一诗，其首联云“大范今无寺，秋屏故有基”（P472），各本除宋刻单集本此处残缺未知何字外，余均作“范”，然“大范”殊不可解。薛笺在考证秋屏阁时引《江西通志》卷三八《古迹·南昌》：“秋屏阁，《舆图备考》：在府城北，周益公谓在大梵寺，曾巩云‘见西山正且尽’者，惟此阁耳。[10]”据此，知“范”字当为“梵”字之误，此处之考校甚为精当[11]。再如卷三《和文明主簿叔見寄之韵》有“入州非不肯，出伏即相过”之句（P271），意似甚为显豁，大意是说不是我不肯入城，等过了伏天我再去拜访您。然此诗写于乾道二年春（此后隔二首即《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尚未“入伏”，何言“出伏”，显然有误。笺证者细加考证，指出“伏”字当为“服”字之误，以此时诚斋居家为父守丧，依礼不能拜客，故有此语。然存世诚斋集之所有版本包括宋刻单集本均为“伏”，想来端平本亦当如此。薛笺指出此字之误不能不说以“危险”却“高妙”的理校发千古之覆了。

当然，也不得不提出，全书之校虽用力甚巨，但还是存有遗憾的地方。其校北大藏本、四库全书本、《宋诗钞》等非常细致，但校国图所藏宋刻单集本及汲古阁明抄本则偶有疏失。坦诚而言，前者之细密，在于作者亲到北大图书馆校雠月余所得；后者之疏失其责不在作者而在于笔者。当初作者因年事已高，反复来京校勘实有不便，故委托笔者代为检校，然其时出版社催迫甚急，限期出版；宋刻单集本又残损漶漫严重，只能在国图看胶片，每如晕车然；加之当时手头并无底本，全凭笔录，故不尽如人意。有未能据宋本等改正者，如前注所云卷三六《泉石轩初秋乘凉小荷池上》诗题（P2441）；有未能以主校本为据而用参校本校改者，如卷一《霰》（P39）有“势颇张皇欲暗空”句，校云：“‘皇’，原误作‘呈’，据《宋十五家诗选》改”，实宋本、汲古阁本均作“皇”；有底本误而未有版本依据未敢轻改者，如卷一《谢唐德明惠笋》（P57）有“败夫束缚向市卖”句，薛笺注云“败夫，当为‘贩夫’之误”，实宋本及汲古阁本皆作“贩夫”。

除校勘之外，薛笺在辑佚方面所得甚丰。本来诚斋集传承有绪，辑佚的可能性很小。此前王校及辛笺分别收辑佚之作二十四、五首，但其中误收朱熹及陈尧佐诗五首[12]。薛笺排除这几首外仍辑得佚诗三十首并残句五则，而且去取甚谨[13]。

二、笺注

诚斋诗给人的印象似乎多甚浅易，其实不然，正如薛笺凡例所言，“诚斋在《宋史》中入儒林而非文苑传，其博学多识融经铸史入诗文者可知”，多读其诗自可感受到这一点，因此，薛笺全力以赴的正是对诚斋诗深细而扎实的注释。据检卷一104首诗，共410条笺注；末卷120首诗，340条笺注：平均每首近四条注，全书当在一万五千条左右。当然，数量并不完全说明问题，然薛笺每每狮子搏兔、亦用象力，所注均极精当。

首先，多数需要注释的诗句可以看出使用了典故，但由于诚斋之典故来源甚广，许多典故并非一般人知识背景中所熟知，便需细致的注释疏通。如卷二《和萧伯振见赠》（P191）云：“愁里真成日似年，懒边觅句此何缘。雨荒山谷江西社，苔卧曹瞒台底砖。顿有珠玑开病眼，旋生羽翼欲俱仙。车斜韵险难为继，聊复酬公莫浪传。”诗意大体还算明白。但若细究则亦有模糊之处。如“苔卧曹瞒台底砖”，指笔砚长久不用而生苔。然此句还有曲折之处。薛笺首先指出“曹瞒台指铜雀台”，“相传铜雀砚是从三国魏铜雀台遗址掘古瓦制成的砚台”，并引《北史》、《春渚记闻》、《五杂组》等文献来说明铜雀砚的存在及其特点，这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本句诗还有一个字没有完全落于实处，即“砖”字，一般能诗的人都会认为，这不过是为韵所牵而用的一个字，因“砚”为去声，一先韵虽为宽韵，但也没有别的字可以表示砚台。但笺证者进一步指出，诚斋用此字并非凑韵，而是他本即认为“铜雀砚并非以铜雀瓦作成，而是以铜雀砖或秦始皇墓底的砖作成”，有诚斋自己的《铜雀砚》（P1018）诗为证，其云：“摸索陶泓不忍研，阿蛮古物尚依然。浪传铜雀檐前瓦，恐是金凫海底砖。”此外，“车斜韵险难为句”也未详其所从来，笺证者接连用了赵与时《宾退录》、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诗序、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读者方知以“车斜”代险韵为唐宋人之习惯。

其次，亦有诗句初看似未用典，实际上非但用了，还将典故之意渗入诗意很深，这更需要翔实的注释来挖掘。如前引《故少师张魏公挽辞三章》首联“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刘克庄曾云：“诚斋挽张魏公云：‘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只十个字而道尽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为虏所畏，与夫罢相解都督时事，皆在里许，然读者都草草看了。[14]”看来就在当时全面理解此二句亦属不易。其上句用《孟子》之典，《孟子·公孙丑下》云：“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知此典，即明白诚斋是说张浚不为朝廷所用而罢相、解都督等事，但用“出昼”二字则既见张浚对朝廷的期望与殷殷之心，亦可感受到作者对朝廷之微辞；“民犹望”亦道出张浚之“得人心”。则此句以“出昼”二字剪裁古典，又隐含了张浚甚至南宋初期战争态势的今典，若不详为揭出，则确乎为人“草草看了”。下句看上去似乎只是铺陈之套语，但笺证者精心剪裁了《宋史·张浚传》以相证，便知此五字在其本传中字字均可落于实处。

再如卷二《再和错综其韵》（P139）诗“屈指大刀违破镜，负渠缩项及长腰”句，若不注典实，对一般读者甚至是专业研究者而言，亦有可能不知所云。薛笺先引《汉书·李陵传》，知此“大刀”实用李陵故友任立政劝李陵还汉之隐语，以大刀之“环”隐“还”字，而“破镜”则又牵合《玉台新咏·古绝句》“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之语，破镜指月半，大致“问君何时返，待到月半时”之意也。诚斋此诗则以破镜代还期。而下句之“长腰，即长腰米”，再引苏轼《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之十二“劝君多拣长腰米，消破亭中万斛泉”句并引赵次公注：“长腰米，汉上米之绝好者。”则整联诗豁然贯通，即屈指算归期却不能按期回来，辜负了家人对自己的担忧与准备的美味。不过，也不得不指出，此注尚有未达之一间，即释“缩项”为恐惧貌，虽然此词确有“恐惧”之意，但在诗中却不通。其实“缩项”指鳊鱼，唐宋诗人多用之，苏轼《退圃》有“一钩归钓缩头鳊”句[15]，《韵语阳秋》即云：“孟浩然云‘鱼藏缩项鳊’，老杜云‘谩钓槎头缩项鳊’，皆言‘缩项’，而东坡乃谓‘一钩归钓缩头鳊’，或疑坡为平侧所牵乃尔，殊不知‘长腰粳米、缩头鳊鱼’，楚人语也。[16]”陆游《秋夜示儿辈》诗亦有“缩项鳊鱼收晚钓，长腰粳米出新砻”之句，恰“缩项”与“长腰”对用[17]。不过，此处很可能是笺证者的疏忽，因为薛笺卷一九《追和尤延之检详紫宸殿贺雪》云“未叹山人负猿鹤，负渠缩项与长腰”（P1310）、卷三三《跋天台王仲言乞米诗》“敢言缩项更长腰”（P2285）二处均注“缩项”为鳊鱼甚确，引证亦富。

此外，还有一些诗句看似平易，细究之下却还隐藏着典故。钱锺书先生在论及黄庭坚时曾说：“看来‘读书多’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只提防极平常的字句里有什么埋伏着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张我望。例如任渊满以为把‘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的出典注明白了，可是杨万里又搜查出来两句暗藏的‘古人陈言’。[18]”此处虽有“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之语，但仍有适例，且为诚斋所拈出者，可知此亦诚斋作诗之法。如前引《和文明主簿叔見寄之韵》“入州非不肯，出伏即相过”一联，诗意并不难懂，似乎也符合学界对诚斋“平易自然”的评语。薛笺以《后汉书·逸民传·庞公传》所载庞公“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拒荆州刺史刘表延请，隐于鹿门山之事以笺之，再引杜甫《遣兴五首》之二“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句相证，则知诚斋此处实随笔暗用了庞公隐居之典，则诗意之笺释更为圆融周到，也更能体现诚斋诗的“活法”与“新奇”[19]。

不过，智者千虑，容有一失。纵观全书之注，亦偶有失察者。如卷四一《寄王用之判府监簿》诗（P2844），全诗古典今典错综而出，若无注实难索解。薛笺在此以千余字注出之，疏通诗意。然末四句云：“皇朝吕家也不恶，大申小申相后先。看君一武超韦吕，奄有龟蒙再封鲁。”笺证者不仅于书中、且于凡例亦再为拈出：“‘君不见’二句，西汉韦贤、韦玄成父子相继为相，世所推重。其传见《汉书》卷七三。‘皇朝’二句，北宋吕蒙正、蒙正侄夷简、夷简子公著，先后为相。蒙正封蔡国公，改封许，夷简徙许国公，公著封申国公。所谓‘大申小申’，不确。龟蒙，应为‘蒙夷’，谓蒙正与夷简。叔侄先后封许国公。若‘龟蒙’，则为龟图与其子蒙正，而龟图并未封国公。”以此为理校之一显例。然此证或不妥。诗中所言“大申小申”并不误，非指蒙正与夷简，乃指夷简与公著，吕夷简亦曾封申国公，参见《宋史》本传[20]。且宋人亦多有称道其大申、小申者，如《东莱集》所附郑景元祭文云：“吾闻吕氏，世修相业，代有宗工。使吾见斯人之止也，将能参酌大申公之大，推广小申公之懿，庶几极髙明而道中庸者乎。”[21]不过，薛笺此处或为疏忽，因为卷一《送别吕令圣与》诗注一也曾云“吕夷简、吕公著父子均曾封申国公”（P50）。而以“龟蒙”为“蒙夷”之误，也是十分巧合的误释。其实“奄有龟蒙”非“包括吕龟图、吕蒙正”之意，而语自《诗经·商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毛诗正义》孔颖达疏云：“鲁之境内，有此二山，故知龟、蒙是龟山、蒙山也。[22]”此句用“奄有龟蒙”实寓“鲁邦所詹”之意，正如唐人陆龟蒙字“鲁望”一样，故接云“再封鲁”。

古籍的笺注其实有一个难点，即与制度史相关的部分。因为古典查证是比较确定的，一般的今典也大都有迹可循，但制度史提炼与应用既无法象古典一样一索即得，也不能如今典一样可按图索骥。薛瑞生教授在宋代制度史尤其是职官方面有着非常深湛的功力，这一点在其《乐章集校注》、《东坡词编年笺证》以及《柳永别传》、《周邦彦别传》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对诚斋诗的笺证亦一脉相承。如卷二《刘公佐亲家奉议挽词二首》之二有“一命华其老，诸昆半作官”句（P178），文字很平易，却难得确解。薛笺先以《左传》及《北史》证“一命”实指最低的官阶，再考“宋制，升朝官以上始赠其亲属官，赠主因其昆弟获赠官，当已至老年”，方知此句是说刘公佐因诸昆弟而于老年获赠官，亦为荣耀之事。再如卷三《黄太守元授挽词二首》之一云“五马新通贵，千牛旧不全”（P218），亦似在可晓与不可晓之间。上句“五马”指黄氏曾为太守，然下句则不明所指。薛笺指出：“千牛，即千牛卫将军，分左、右，环卫官名。从四品，诸卫将军中，序位在左、右监门卫将军之下，居于末位。宋制，环卫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官。黄元授并非宗室，当为赠官。《宋史》卷一百六十六《职官六》曰：‘其禁兵分隶殿前及侍卫两司，所称十二卫将军，皆空官无实，中兴多不除授。隆兴中，始命学士洪遵等讨论典故，复置十六卫，号环卫官。’故曰‘旧不全’。”方豁然通晓。如此类在薛笺中比比皆是，然非深于典章制度者不易为。

三、考证

薛瑞生教授此前创获甚丰的东坡词一书以“笺证”为名，此书亦同，可知作者对“笺注”与“考证”同等重视，而其考证之精博亦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23]。

比如对于诚斋诗赠主的研究就极见其考证功力。据薛笺统计，诚斋诗之赠主共有五百五十三位，其中三百三十五人名不见经传，薛笺对这些人均钩稽资料、详加考证。

如卷二《挽封州太守赵次公二首》（P181），则据《肇庆志》、《广东通志》而定其为赵伯柽，同时也并不迷信方志，再辅以信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证之，则当可定论。而且，薛笺对资料的利用十分充分，因为赵伯柽之生平不详，故据此诗知其字次公，且据“雁峰三径古，融水贰车新”之句断其为衡阳人，更进一步推论诚斋亦曾于融水任职——这是诚斋生平研究中从未提出过的命题，虽然现在尚无法确定，但从薛笺对此诗的分析来看，亦为有据。举此例看似轻易，但实际的论证过程却会非常艰难，歧路丛出。

另有一些人则更难说清，需要穷搜博证、反复究诘。如卷三九《送韩漕华文移节江东》诗（P2657），此之“韩漕华文”知以华文阁学士或华文阁直学士而为漕司长官，既未署名，亦未署字，惟署姓与贴职，确难判断。薛笺先列诚斋《与韩提举华文贺年》一文及《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二“（庆元）四年五月十五日，朝奉大夫新差权发遣吉州丁常任特降两官，以江西提举韩亚卿奏”的记载，从而谨慎推测可能为韩亚卿，但注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据后者仅知其时江西提举为韩亚卿，未知其是否为华文阁学士，韩亚卿与韩华文是一是二尤未确知。故以精博之学力再为详考。首先指出华文阁为藏孝宗御文之阁，庆元二年（1196）始置学士等官。《宋史·宁宗一》载：“（庆元二年五月甲午），建华文阁，以藏孝宗御集。”而前及诚斋之文有云“晋直舜典浚文之阁”，因孝宗禅位后居重华宫，重华，舜名，故知所谓‘晋直舜典浚文之阁’，即晋升为华文阁直学士。如此则豁然洞明，知韩华文确为韩亚卿。非但如此，薛笺还从诗中“君家魏国天一柱”之语考其定为韩琦之后，再旁及陆游《江东韩漕晞道寄杨廷秀所赠诗来求同赋作此寄之》“我犹及拜西枢公”语，证韩亚卿字晞道，为韩肖胄之孙。

除对大量名不见经传的赠主考证外，相关史实的考证亦同样重要。如卷二有《路逢故将军李显忠以符离之役私其府库士怨而溃谪居长沙》一诗（P106），这首诗在理解诚斋的政治态度上相当重要。因为李显忠与邵宏渊为符离之溃中南宋方面的主要将领，故对此二人的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命题。薛笺云：“诗所谓‘以符离之役私其府库，士怨而溃’，与史实不符。显忠传载：‘时邵宏渊围虹县不下，显忠遣零壁降卒开谕祸福，金贵戚大周仁几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渊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显忠立斩之，由是二将益不相能。’‘宏渊欲发仓库犒士卒，显忠不可，移军出城，止以见钱犒士，士借不悦。’由此观之，‘欲发仓库犒士卒’者，乃邵宏渊而非显忠。然事实难明于当时，符离战后，显忠落军职，而邵宏渊却仅止于降官而已。诚斋虽同情李献忠，然居下位，却也难于辨别事实之真伪。”这是相当公允求实的看法。于北山在《杨万里年谱》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符离军溃，李邵同负恶名，载笔之士，率致诛呵。但就显忠本传分析，亦殊不然。显忠忠勇爱国，轨辙如一，国难家仇，义无反顾；邵宏渊贻误戎机，存心破坏，明为宋将，暗助金人。枭鸾之判，固已昭然。……论及斯役者，向以李邵并提，以为疆场偾事，厥罪惟均。众口嚣然，贤者不免，岂知显忠蒙冤，邵氏逭诛乎？[24]”固知英雄所见略同也。

此外，薛瑞生教授的古籍整理著作往往有创获甚多的长篇前言，如《乐章集校注》二万言、《东坡词编年笺证》近四万言，而《清真集校注》弁首之《清真事迹新证》五万言。本书前言虽名《诚斋及其诗浅说》，然实近四万言的篇幅，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绝不剿袭教科书之陈言充数。如第一节为“诚斋生平四事考辨”，拈出“诚斋一生何以未大用、诚斋谏放翁及拒作《南园记》事、诚斋死于淋病事、诚斋晚年政治倾向”四事，皆单独为文，均为研究界未曾关注或未能定论之处。其他“文墨司命之推许与乾淳诗坛”、“诚斋体略说”、“诚斋诗中有一部乾淳国史”亦深有考证发明之功。

四、余论

不过，对于《诚斋诗集笺证》最终呈现出来的物质形态，笔者尚觉有美中不足之处，胪列如下，深望出版社在重印时能有所调整，使此书内外兼美。

薛笺2005年底即已竣工，却一直躺在出版社的电脑里，六年之后方始问世。总体来说，其书排版、校对、制作、印刷的质量都很高；此外，全书列了四个附录及一个索引，也非常有用[25]。但也有遗憾。据作者云原有辛苦搜集之集评、总评及全书所参引之书目附于书后，现均被删去。集评方面虽然有湛之所辑《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但一来此编已久，现多有溢出者；二来注、评相生，不仅为集部文献整理的最好方式，也会让读者省却翻检之劳；至于删去书目，因小失大，尤为不妥。

然而，与此相对的是索引的设计。全书之索引从3092页到3391页，用了300页。事实上全书第一册前的总目录篇幅上与索引并无不同，但因为用了每页双栏的版式及小一号的字体，只137页，很是合理。可以想像，若索引也用总目的版式，就会省出163页来，以此印集评、总评和参考书目当绰绰有余。而且，现在索引用单栏的版式，还给使用带来了困扰，因为页上端的诗题与下端的页码间并无点线连接，因此在上面查到一首诗往下找页码，往往会串行。反不如每页两栏更为直观。

另外，主索引以笔画为序，这并不方便（若要方便，可用拼音；若以拼音过于西化，可用四角号码）。而且，其同笔画字之排序竟无一定之规则，相当随意。如此一来，索引的意义也便大打折扣。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涉及，即薛笺与辛笺的对比。总的来说，此二书的出版均有功于诚斋甚至有功于宋诗研究。但二书也确有不同之处，辛笺的优点在于作品的全备，其为诚斋诗文第一个全注本，可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全面的研究资料。但短处也很明显，其在整理工作开始前便定下了一个方向，即“对于诗中或文章中所使用的历代史迹、典故、成语不作注释，以避免把这本笺校做得十分繁杂”，注者概括了需注的六个方面，即“人物、时代、地理及名胜、时事、典章制度、各类名物”，这六个方面其实都有限定，概括来说就是基本上只注今典而不注古典。这事实上是历史类典籍整理的要求，以此整理别集，似有枘凿之处。对于不注古典的诗文作品，其阅读的难度据上文所涉之例即可约略知之。据笔者大致统计，其书在诚斋诗的部分有两千余条注，也就是说平均两首诗一条，这对于阅读来说似还不够。当然，其在人物、地理及时事的笺注上还是下了力气，亦可与薛笺同参，互为补充。相较于辛笺，薛笺只注诗，自然不够全备，但此似不足为病，因集部整理中诗集向可别行，亦为惯例；然其优点则更为明显，即其笺证的专而精、博而深。

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想到可以“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成语来形容薛笺，若将此“万里”当作彼“万里”的话，此语便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薛笺对诚斋之诗的笺证工作全都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就好像要行万里路必须脚踏实地一样，而薛笺的发明与创获也均来自于他严谨、徵实的科学精神及以资料说话绝不蹈空而舞、向壁虚构的态度，作者曾多次引用宋人魏湜“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之语来表明这一点[26]；另一方面，则可把“足下”当作以下称上的敬词，本文虽然对薛笺的个别细节提出了异议，但笔者仍认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薛笺出版后，学术界在诚斋诗的异文、典故、背景等文献性内容方面将形成新的集体性共识，从而使诚斋诗的研究有了共通的语境，也必将进入新的境界。

当然，这种新境界的形成也有其他几本著作的功劳——本文开始时提出，在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出版二十年后，仍无人注目诚斋——但从2006年至2011年，六年间就出版了三部诚斋作品的整理本及两部功力深湛的《杨万里年谱》[27]，这都是诚斋研究即将迎来丰收的序曲。

文章来源：《文化中国》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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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黄炽《评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及陈辽《工力、学术、胆识——读薛瑞生教授的力作〈乐章集校注〉》，《人文杂志》1996年第5期。

 【2】（宋）杨万里著，薛瑞生笺证《诚斋诗集笺证》，三秦出版社2011。下引此书仅括注页码。

 【3】（宋）杨万里著，王琦珍校点《杨万里诗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4】（宋）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

 【5】亦有学者认定此本非端平本，参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第1218页。然其所据并不充分，学界仍以此为端平本，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第993-994页。

 【6】从1997年起，日本与中国“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合作，将宫内厅书陵部所收藏144种宋元旧版汉籍，全数复制一份，赠送给中国收藏。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一种，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2002年及2003年分别出版前两辑，共收21种，但未收《诚斋集》。

 【7】影写本改变原本之每行十六字之行款而为十九字，则抄写过程中难免有疏失。如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之《书影图谱》（中华书局2007，第165页）收其书卷九五第一页，与《四部丛刊》本对勘即发现其因前后数个“难”字而误漏十六个字。但这也恰可证明其确当抄自端平本，因从端平本书影来看，恰漏一整行：抄写者抄完第二行时因第三行与第四行均以“难”开头遂误。

 【8】傅璇琮等主编，吴鸥点校《全宋诗》第4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6063-26064页。

 【9】如卷一《自音声岩泛小舟下高溪》诗（P20），校云“宋刻诗集本不误”、“宋刻诗集本目录”作“声音”，然宋刻本正文此页实阙，而目录则为“音声”不误。再如卷三六《泉石轩初秋乘凉小荷池上》诗（P1848），辛笺已引诚斋《泉石膏盲记》一文笺之，其中有“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轩曰泉石膏盲”之句，宋本诗题本即有“膏盲”二字，辛笺失校。

 【10】此处《江西通志》引文有误，周必大原文为：“又过大梵寺，登秋屏阁。《职方乘》云：‘不知谁所立。’但引曾子固云：‘见西山正面如画者，此阁耳。’”参《庐陵周益国文忠公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第52册第657页。

 【11】不过，薛笺在凡例中以此为例指出“此误绝非端平原本之误”，从而论定日藏本“非端平本之旧”，则或可商。因为不仅杨长孺编写之端平本，即诚斋自定之宋刻单集本也有类似的错误。参下文“出伏”之例。

 【12】参见李小龙《杨万里佚诗考辨》一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

 【13】宋刻单集本《退休集》卷五目录在《小醉折梅》之下有《寄题施安福戏彩堂》一诗，然卷五正文佚，而诚斋集他本则未见此诗。所幸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日人抄本《诚斋先生吟稿》竟收有此诗，薛笺为谨慎计将之亦入附录，笔者以为似可据宋刻本还原之。

 【14】（宋）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第32页。

 【15】（宋）苏轼著，冯应榴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23页。

 【16】引自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2，第618页。

 【17】（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279页。

 【18】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97-98页。按：此处“杨万里”云云当指诚斋以黄庭坚“平生几两屐”之“平生”二字出《论语》事（见《诚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97，第140页），然余数处任渊均已注出（参见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第149页），未知“两句”谓何。

 【19】关于诚斋诗的“活法”与“新奇”，请参薛笺《诚斋及其诗浅说》的相关论述。

 【20】（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第10209页。

 【21】（宋）吕祖谦《东莱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第454页。

 【2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421页。

 【23】张幼良在《当代唐宋词研究的话语类型》一文中认为“考证整理类话语的多维研究范型可以举薛瑞生为代表”，可知其影响，见《扬州大学学报》2006第2期。

 【24】于北山《杨万里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6页。

 【25】关于附录四需要特殊说明：此部分实为收录严绍璗先生及岛田翰先生二文，薛瑞生教授因未见日藏本，颇以为憾，希望能附录有关此本的资料来供学术界参考，笔者抄录了这两篇文字提供给薛瑞生教授，由于笔者之疏忽未能细述原委，而薛瑞生教授又不没人之善，故误署笔者之名，在此，笔者郑重向百年前的日本学者岛田翰先生及素所钦服的严绍璗先生道歉，同时也向薛瑞生教授道歉。

【26】 参见张文利：《用史料支撑文学研究，让古人替自己说话——薛瑞生教授治学经验访谈录》，《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另见薛笺凡例第10页。

 【27】即前引于北山之作及萧东海《杨万里年谱》（上海三联书店2007）。

作者简介

李小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著有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异闻集校证》、《书舶录》、《墨子译注》、《武林旧事校注》、《论语全解》、《西湖梦寻注评》、《夜航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