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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创办20周年精选系列（1998-2018）之四十二  中国诗人90年代回忆录（三） 目 录 诗生活记忆片段/陶 春 人和事：我的1990年代诗歌记忆/刘泽球 一个诗歌写作者的沉思录（节选）/谢银恩 陶 春
诗生活记忆片段 1、被饥饿包围的青春 1 1988年。内江二中。高二文科班。 蜡纸、铁笔、钢板、油墨。经过一个星期艰苦卓越的俯案工作，我主编的一份名为《劲草》的四开油印校园文学小报诞生。 首期除了选登有校内各年级热爱文艺的青年投稿过来的诗歌，散文，杂文习作，还推荐有美国诗人庞德的《地铁车站》。印量50份。（当时我就读的89级4班由王大明、向楠、王迅、曹正坤等成立了一个“古书社”）很快在内江城区一些学校传播开来。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意味着与当时在第三职业中学就读的《弋帆》文学社成员：吴新川、吕勇、王罡、梁珩；内江六中杨克；师范校毕业，已在村小任教的谢银恩等人相识埋下了伏笔。 在《劲草》出刊的第二期组稿时间，89级一班的刘刚找到我，说有一位朋友想认识我。我欣然允诺。一个周日下午，在本市一家电影院的露天茶园，我与吴新川见面。他穿着一身篮球运动装(梅花牌，涤棉混纺)、白网鞋，手持一个篮球。这打扮的潮度不亚于现在高中生穿正版耐克，手持iPhone 5S 。 为了掩饰幼稚，以显老练，我们握手后，各自从兜里摸出香烟互递：他的——红塔山，我的——阿诗玛。两个抽烟新手上路，眼泪、鼻涕、剧烈的咳嗽声令我们的谈话断续如烟雾缭绕，一些半生不熟作为一个名词使用的聂鲁达、庞德，但丁，北岛、舒婷、顾城、红楼梦、水浒等空壳符号在空中胡乱交叉、飘荡…… 此后，在本市一些书店、咖啡厅、舞厅或台球厅，可以看见我们校园文学社几大“巨头”聚会的身影。 那一年最轰动的一件事为我的几篇小说为上海《少年文艺》采用。由于对高考失去信心，夜晚对着录像带偷偷练习霹雳舞，我在本市年底的霹雳舞大赛中获得冠军。第二件事为吕勇、王罡等在第三职业中学发生的公共情书事件。青春的荷尔蒙在血液中激荡，恋爱的幻觉令人心旷神怡，他们提议顺便也给我介绍一个。将席慕蓉的诗歌、白朗宁夫人的情诗、卡尔·马克思给燕妮的情书打乱文字秩序，重新编排、改写，然后手抄数十份分头递给每个年级的女生，就这样每个女生在教室过道读着同一封情书浮想联翩，春意盎然……很快，熟悉的闺蜜间揭穿了这个‘骗局’，有人告到校办。依照当时内陆相对封闭的偏左政治道德空气，结果可想而知。后经家长出面与校方沟通，当事者“认罪”态度良好，被处分后，留校察看。据新川回忆，职高那三年，除了读诗、写诗，就是打算盘、打球与打架。因为他学的会计专业。 1989年。正值高中毕业之际。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浓烈的粘稠、郁闷与骚动不安的红色怪异腥味。 经陈泽宇介绍，我与杨克在一家冷饮店会面。他白衬衣口袋夹着一只英雄钢笔。狂妄而热血洋溢的话语沸腾，我们喝完了口袋里的货币能够换回的冰水与啤酒。意犹未尽，最后杨克将他的钢笔赠送给我，以留念我们的誓言：用一支笔打通自我与世界的隔阂。后来，他考取内江师院中文系，其桀骜不驯、风流倜傥之姿在内江桐梓坝一度成为传说。因为诗歌，小一年级的刘泽球、李静波经过蔡科引荐与他相识，后来，三人合印了一本名为《隐痛》的诗集。这为我与刘泽球相识种下机缘。高一级的梁珩在师院数学系操练。 我则就读内江教育学院中文系，并主持院刊《绿地》。期间，结实了本地一些以隐匿形态实存的先锋思写者李莽，温万鸣、魏光武等人，在同他们的接触，交流与影响下，开始大量阅读东，西方文艺作品及哲学，美学著作，比如：叔本华，尼采，老子，庄子，斯宾诺莎，萨特，维特根斯坦，费希特，荣格，卡夫卡，博尔赫斯，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阿罗布格里叶，杜拉斯等人的作品，并开始有意识的认真对待写作。而诗写成了首选目标。 1990年夏。我与吴新川、梁珩等在西林大桥喝茶，研讨、学习一本介绍乔伊斯生平、思想的小册子《乔伊斯》（三联书店，1986年版，格罗斯著，袁鹤年译）。吕勇领来一人。眼镜，个子不高，长发齐肩，他自我介绍叫谢银恩。然后从一个军绿色书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手稿。有小说，诗歌，散文。我与吴新川、梁珩暗自吃惊。他坐下后滔滔不绝谈起了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稍晚，杨克等相继到来。我们聚集在当时另一个文学青年赖彬临沱江河畔的吊脚楼家中，以花生米、猪耳朵及沱牌曲酒延续文学青春的激情梦想通宵达旦。赖彬租住的房间实在太小，一部分人只能分散回家补睡。那一夜暴雨如注至天明，因长期圄于乡间的寒湿之地，谢银恩风湿发作，痛得不能行走，杨克背上他放声朗读着北岛的诗句在瓢泼大雨中狂歌而奔…… 1991年秋，我接到谢银恩来信。那是一封有着欧美风格，措辞华丽，煽情而婉约的邀请信。 大意是他在爱国乡村小的秋天无比美好，植物与空气无比清新，在静谧而辽远的旷野中奔跑或呼喊，对于一个脱离了大地已久的城市人为何不是一次心灵治疗？来吧兄弟，来这里创作或思考，来这里接触泥土的芬芳与稻香的吹拂……信的末尾，他亲手绘制了一张线路图。我不假思索，带上一叠空白稿纸、钢笔与几本书和几件换洗衣物立即坐车前往。从上午九点出发，抵达目的地时已黄昏。他信中描绘的线路，每一厘米，意味着10公里。有水路、山路，被半人高的荒草湮灭的无人通行之路，还有仅供一辆手扶拖拉机通行的机耕小道…… 谢银恩站在村小门前，远远招手。从他半斜靠在一棵树上的姿势，可以断定他已经等了很久。当我走近与他拥抱、握手。他夺过我的口袋迅速打开，瞬间，表情变得严肃，充满失望： “你啥都没带？” “嗯？信里你没暗示我要带其他啥子啊？”我惊讶回道。 “那咋个办？晚上只熬了点稀饭，我去看看泡菜坛还有东西没得。逢场要到星期五去了。”后来才知，逢场这个词是指村民自发约定时间、地点的农副产品交易日。 稀饭完毕，我们开始聊文学，音乐。随着夜越来越深，肚子开始咕咕乱叫。他不知道在哪里搞来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型熊猫牌收、放、录三用录音机，磁带里播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其强大的张力与密不透风的紧张节奏，听得人头皮发麻，心惊肉跳。四周的安静并非静谧，而是越发安静得令人感觉到阴森。令人逼真感觉到野草在疯长，昆虫在嚎叫。令人想起罗曼·罗兰对此曲的描绘并非虚构：“……被砍碎的巨人像洪水前的大蜥蜴那样重又长出头颅，又投入烈火中冶炼，在铁砧上锤打，它裂成碎片，伸张着，扩展着……命运的呼喊微弱透出那晃动的紫色雾幔。英雄在号角声中从死亡的深渊站起……” 整夜承受着乡间巨大寂静的轰鸣吞噬与体积巨大的蚊子叮咬折磨，天不亮就起了床。我沿着谢银恩所在村小转了一圈，才发现，所谓的村小乃是一个根本孤独的所在，乡民的住家散乱在凸凹不平的山地以远。远得只可以看见一丝炊烟。 就这样，我们的创作计划因饥饿变成了等待逢场。因为打电话求救要到几十里路外的镇上。 第三天，谢银恩放在米坛子里面的挂面也吃完。晚上怎么办呢？下午，我与谢银恩坐在屋内商量，谢银恩准备去学生家借粮。就在这时，一只鸡，准确点说，是一只正在成长的鸡仔跑进了屋内。我飞身跳起立即关上门，同时指挥谢银恩关窗。意外的收获令我们精神振奋起来。 谢银恩手提菜刀，在菜板上剁下鸡头。烧水，拔毛。打整干净以后的鸡仔变得更小了。估计不会超过4两？对只鸡仔的烹饪方式我们产生了分歧。我说拿来小炒。谢银恩认为这样香气会传播很远，被村民发现。想想也对。就炖汤吧！我烧火，谢银恩宰鸡。他疯狂的，一下子掺了半锅水。锅是乡下的大铝锅。可以想象，最后舀进我们碗里的液体是何等透明。第二天，失鸡的老乡在我与银恩的房前屋后指桑咒槐。尽管当晚我们将鸡毛带到到几百米以远的水库边深度埋掉。很多年后，谢银恩告诉我，他后来找到了哪位老乡致以歉意，并给了100元钱以补偿那次失德之为。 那次伟大乡村生活体验之后，我明白了谢银恩每次到内江的基本目的。 一天黄昏，他赶到我的住所。我提前准备好了两斤杨柳高粱酒。4斤回锅肉。配以新上市的嫩姜、灯笼海椒与郫县豆瓣。当时的话题是谈论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的作品。酒喝得酣畅淋漓，醉意朦胧间，我们模拟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相互颁奖。直到两瓶白酒喝完，已经神志昏聩，倒地就睡。凌晨时刻，我被一阵不断重复的骂声惊醒：“哪家人作孽呀，这么好的回锅肉就拿来倒了！作孽呀！”因为当时我住二楼，阳台离一楼过道高度就是三米距离，我再次侧耳倾听，确认了这声音是守门的老赵，每天清晨清扫垃圾是他必须的功课。瞬间，我意识到肯定是谢银恩不胜酒力扶住阳台就地呕吐了。问题在于咋个会呕吐出整块的回锅肉呢？这的确是个谜语，后来想想，这只能是与食物不经过人类牙齿咀嚼有关。 2 1992年。内江新华书店。 我正在书架浏览书店新进的一些新书，一位青年朋友也在我所在的书架附近翻阅。当我发现我们拿的是同一本书时（印象中那是一本奇怪的书，作者是一位法国作家，整本书装在一个盒子里，没有目录，页码，阅读时随便抽读。）不禁互望对方一眼，突然，他兴奋对我说道，你是不是陶春？我愣了一下。我说你咋个晓得我的名字，他自报姓名叫李静波，在师院看过我跳霹雳舞。我想起在教育学院读书期间，受师院中文系邀请，去表演过节目。他告诉我他在内江师院中文系，听杨克谈起过我。后来，杨克在毕业前期，将刘泽球、李静波带进我家。他们拿出了他们的作品，我阅读以后觉得必须扩大阅读量，开拓思维的创造与想象力，尤其必须回到与自我意识层面的结合上。我拟了一份我认为重要的读书清单供他们参考，包括法国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理论与文本，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博尔赫斯，欧美现代诗选……随着联系与认识加深，刘泽球将创作坚持了下来，而另一位却至今下落不明。 记得当时我还请他们二人去师院帮我“借”两本书，一本是博尔赫斯的小说集，还有一本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集。结果是整个师院的三本博尔赫斯的小说集被“借”出后我们三人一人一本。叶芝的诗集没有，却意外“借”出了叶芝的诗学理论集《幻象》。 1992年底，杨克毕业后去了北海。吴新川去了新疆。兄弟间的精神联系一度中断。 那时我已经在本市一家外贸企业——皮革厂工会上班。记得刚上班一个星期，工会主席吩咐我去买一个花圈送达城区某地。不知道死者谓谁，更不知道去给何人送葬，吊丧。没有出租车愿意搭载，我只得扛着一个硕大无朋的豪华版花圈穿越半个城区…… 此前，我已完成了一批作品，大约有2—30 首吧，找到皮革厂搞电脑的同事打印，复印了数十册名为《陶东离诗钞》的薄本，可惜现在我手中居然一册也没有存有，一次偶然在存在同仁梁珩处随意翻书，竟然发现了他所保存的几篇电脑打印的原件残页，在失而复得的自我重新阅读中，我感到当时语言及思想情感状态的纯净和沸腾的血液是技术和与经验层面的操作不可替代的。我谈这件事也是想表明当时在与诸青年友人的交流活动中大家所持的完全开放与不抱任何成见的谈话态度对后来刊物的促成是有深刻影响的。 我与索瓦居住的小屋成为本地文艺青年朋友定期或不定期的集聚地。由于索瓦在电台的工作性质，我们可以听到市面上最新出版流行的现代或古典音乐，有时一听就是通宵达旦。比如：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瓦格纳，肖邦，穆特，勃拉姆斯，迈克尔杰克逊，喜多郎，俄罗斯民歌……至今有一部名叫《革命》的现代音乐给我以深刻印象，记忆中好像是一由一位古巴籍作曲家所谱写，那冗长，充满破碎，神秘与坚韧气息的乐音人听了简直感到窒息。 1993——1994年。王大明在内江市人民公园的住所则成了青年朋友交流的另一个精神据点。由于他的住所紧挨动物园，所以在深夜我们谈话陷入沉默之际，可以赏听到铁栅栏里里尔克描述的震耳欲聋的虎啸。 对照老子《道德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进入我的阅读视野。 前兴路28号葡萄酒成了我们的谈话饮料。谈话与研讨话题为西方哲学与政治起源。谈话地点，手中宽裕之时则定在公园街一家自助火锅店。每客25元啤酒免费；荤菜配有泥鳅、鳝鱼。 我与大明从中午一直要喝到火锅店深夜12点打烊，中途不断有长相混乱的各色人等如席而坐，皆因酒力或谈吐不支中途告退。直到有一天中午，服务员见我们二人又准时莅临，慌忙告诉大堂经理。大当经理神色慌对服务员怒吼道：“快，快告诉他们，本店已经取消自助餐了！” 这段时间谈话与思想的重要性与收获体现在1997年编印的书型《存在诗刊》第一期中三分之一多的诗歌：《桐梓坝的秋天》（组诗）、《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双重肖像》（长诗）等作品中。也体现在1999年《存在诗刊》第二期我所写的刊首语上，这为《存在诗刊》以后的延续提供了精神向度的厚实思想基座。而我与泽球则以密集书信形式交流。 2、 遭遇稿件审查制 ——书型《存在诗刊》第一辑诞生记 1994年，泽球已从内江师院毕业回到德阳，但彼此间精神交流更加密集。毕业前夕，一次舞会，泽球凭借高大、英俊相貌（与现在身体体积成反比）洒脱舞姿与不凡谈吐，将我所在的教育学院中文系陈涛教授的女儿悦服。这一行动，改变了他的德阳人身份，成为后来的内江女婿。 那一年冬天，史家聚会后，泽球回到德阳用他的蜗速286电脑与5寸软盘，逐字逐句敲打出第一本《存在》。虽然板式排列及字体选择略显粗糙，却标志着《存在》诗刊的问世。16开本，以A4纸为薄薄封面，印有倒排的德文Sein（意为“存在”）。后来陆续又以这样打印、复印的方式出了两期（1995——1996）。均为小圈子内的阅读发送，再加上刊物有限的容量，其影响可想而知。泽球在一篇名为《黑暗中的存在：一本内陆省份民刊的生长记录》（刊载于《诗歌月刊》2004年4月民刊专号）文章中有详细记录，这里不再赘述。 当时我、泽球、索瓦、谢银恩、梁珩、吴新川等已经写出来一定数量的诗歌、文论、包括索瓦的长篇实验散文（混合着梦魇、幻象与日常思想片段随录），大家感觉急需以一本正规书型的形式将这些精神火焰与印痕汇聚起来，并形成一个整体直观印象。 1997年3月。吴新川、索瓦、谢银恩聚集在我当时在广播电台的住地，整理、修订各自稿件，有手抄稿，电脑稿，还有从日记本上直接撕下的残页以及前三期打印、复印《存在》诗刊。深夜快10点，梁珩酒气冲天摇摇晃晃手提一大堆包含有各类动植物遗体的卤菜推门而入。他过来交稿，参与稿件讨论。因为那段时间各单位系统在进行公房房改售卖，算是给老同志最后的福利。他忙得完全脚不沾地。酒局如云。那期间对改稿意见的争论体现在后面文章《必要的澄清：致泽球的一封信》中。 稿件打印好办，当时城区已经有很多电脑打、复印店。重要的环节是落实印刷厂。这个问题明确下来，印书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由于没有人接触过印刷厂那一套程序，加上我的工作时间相对宽松，这个任务落实在我身上。回到老头子家，我开始套他的编辑、印刷经验，并问他们以前的印刷厂家。结果他以前编辑的报纸是找的下边县印刷厂。我心凉半截。他问我，问这些干啥？我说没事。随便问问。我决定自己解决这事， 经过两天摸排接触，只有一家电脑打印部表示跟印刷厂有联系。我大喜过望。当我讲出我的印刷要求，他们皱起了眉头。原来他们联系的印刷厂是校办厂，没资格印刷书型出版物。我心里暗自打鼓，印刷一本书还要印刷资格？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摸出一包箭牌香烟继续纠缠，问他们知道哪家印刷厂才有资格印。一位年纪稍长老板模样的胖脸中年男人接过烟瞄了一眼，点上火，很享受的吐出一排烟圈：好久没抽过这外烟了，现在多少银子一包？我看这架势，有戏！十块。我回答道。你们主要印啥子内容？他眼睛乜斜着，仿佛企图看透什么秘密。我直口说印一些诗歌、散文之类的。诗歌？对这个回答，他显得有点意外，并略带些丧气：我还以为印啥子有点名堂的东西，让老哥我也参一股。这样吧，兄弟，看你面相不是那路人，今天抽了你的烟，我给你一个电话找这个人，事情办好了，要请我喝酒哈！他皮笑肉不笑，半开玩笑说道。 来到梁珩在市中心的办公室喝水、歇脚。顺便用他办公室电话将电话打了出去。接电话是一个男人声音。过于尖细，分不清楚年龄。问清楚地址，我们约定明天下午去他厂里谈。 见面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印刷科长。自称姓马。尖嘴猴腮，戴一副皮耳套。 我说明我的意图后，他开口问起了我开本，印张，封面与内页纸张要求、勒口，书脊，板式，单色、双色……一系列专业术语搞得我晕头转向。好在我带了一本样书。冒充内行的秘诀是一言不发。 当他说完，我老练地说这些都是小问题，重要的是价格。他仔细翻阅了样书，对比了纸张，问了我估计页码，还有封面用纸与印刷册数，然后拿出计算器开始算价。我问他们印刷厂是否具备图书准印资格，他说东兴区只有他们厂一家。语气傲然。 价格确实是小问题。当时我们的心思是不计成本，一定要将《存在》第一期书型合集印出。算定大致价格后，我默念了一下，应该在承受范围之内。我说，价格以实际印刷的印张为准，最后再商榷。讶于我的豪迈，他抬头睁大眼睛很认真看了我数秒，表示同意。然后拿出一张表格，请我拿回填写清楚每一格内容。并请委印单位盖章。我强作镇定表示没有单位。他说，这是规定，必须有委印单位盖章。稿件要交市里新闻出版局审查，盖章。为掩饰不安，我递给他一支烟后，拿了表格表示尽快回复。他催促我抓紧，厂里下月有大业务印刷。 出了印刷厂，审稿、盖章这两个词语撞得我脑袋嗡嗡作响。 因为我们的文论或诗歌里有一些在当时看来属于大逆不道堪称出格的意识言论或诗句。当晚，我召集梁珩、吴新川、谢银恩等在一家茶馆紧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由我负责想办法将老头子民间文艺协会的章拿出（当时他是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稿件替换成流行杂志上的各类颂咏风花雪夜的诗歌、散文或小品文。第二天，我们分头去书摊、报亭买回20余本各类文摘、故事会及大众必读杂志，然后圈定文章，交给街头电脑打印部。 数天后，我将稿件整理，装入文件袋，为消除嫌疑，我还将以前一些包括银恩、梁珩的不连贯，无伤大雅的手稿插入其中。 半月后，诚惶诚恐，我来到本市新闻出版局审稿办公室，给各位审稿大哥散完烟桩。有人将盖了出版准印鲜章的表格递给我，告知去楼下交100元审稿费。一块石头落地！拿到准印证当晚，我们即刻将稿件换回。同时拜托李莽帮助我们设计一个封面。 第二天上班一早，我将表格交给老马。老马接过准印证审视起来。 “没对呀！兄弟。” “哪里没对？”我心惊了一下。 “标题到底是作品选，还是作品集？” 为通过审稿，我在表格《出版物名称》一栏填写的是：内江市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品选。待他们盖章后，我在后面添加了几个字。标题变成了：内江市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品选暨存在诗刊作品集第一辑。“刊”字我写的无比潦草，又仿佛一个“歌”字。 “恩，是长了一点，那直接改为《存在诗刊》作品集第一辑？”我顺势跟进。 “不行，这个标题与上面登记审核备案标题不一致，要出问题！”老马斩钉截铁。 “那咋个办？盖个章不容易。”我递出一支烟。“通融下，老马？”说完，我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元塞进他口袋。他愣了一下，仿佛打了一剂血栓通脉针。瞬间，语气软和下来。 “兄弟，不是我为难你，这段时间突击检查凶，违规操作，这个要罚款整顿。你再确定一下刊物名称。我好安排录稿、排版。” 两月后的一个深夜。我、梁珩、新川、银恩在印刷厂门前焦急等待最后一本书装订完毕，将在工厂指挥工人加班突击的老马从印刷厂拖出，找了附近一家大排档开怀畅饮。 接下来是到邮局寄发给全国各地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诗人、评论家。 记得当年7月某一天，我与泽球、吴新川带了两捆（约60本）来到成都仁厚街请当时开办卡夫卡书店的唐丹鸿代销。后又邮出40本与苏州企鹅书吧，请李志宏赠送部分朋友外，剩下的也放书吧销售。半年后，印刷厂老马告知，这本书型《存在》居然获得了业内省级评比的装帧与印刷奖。 3、省外或省内诗歌交流 1 1997年。4月。苏州。也即书型《存在》诗刊出刊前夕。 因家弟陶迅在苏州从事动漫工作，我抽空过去呆了几周。临走，他及几个兄弟在一个名为“要的”的火锅店给我饯行。估计是长久没有食用辣椒，火锅香气中浓烈传递的麻辣吸入鼻孔，我一口气打了十几个喷嚏，一个比一个响亮。 我用四川话自言自语到：“耶，这下通泰了。” 引起旁坐一干人的笑声，其中一人用四川话问到：“四川老乡啊？” 正是这一串喷嚏，与苏州诗歌、绘画兄弟们接下缘份。后来才知，问话者为成都老乡，名叫李志宏，在苏州大学毕业就留在苏州开了一家茶座，酷爱诗歌与摄影。与他一起的几位为苏州当地画家、诗人朋友。老乡相见，自然亲切。我说我也写诗。这一句将大家的距离一下子拉近。 当晚，李志宏企鹅茶座。与车前子、李志宏、老卢子、小马等一干诗人、画家饮酒聊诗，隐约记得，车前子晚一点才到，因没找到合适职业，他在一所学校打钟。来企鹅茶座前，他蒸了一只咸水鸭正准备饮酒。我拿出我的诗歌，阅读后，车前子建议改动了一字。再读，词语音韵感觉出来了。 没有人会料到话语投缘程度一直高涨不息，直至窗外已曙色微明。 车前子提议去常熟张维兄处继续挥霍这激情满溢的时光。 到达常熟，大约早晨8、9点钟光景，张维兄已早早在约定地点等候。橘色霞光中，他背着一个帆布书包的身影显得敦实、魁梧。络腮胡包围了他的大半边脸。这令他的眼神在略显沧桑之余多出了一缕通透书倦气质的从容与忧郁。他递出他宽大、结实生命鲜活体温的手…… 转眼快20年了，这温度仍印刻在我模糊记忆旅途的玻窗之上；转眼快20年了，那夜当坐者却已有人先离我们而去。 作为中国《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在第一时间段重要选集编选者，那内心的伤悲与付出代价实在太大。因为海子之死某种意义而言被预言为中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理想幻灭的耻辱标记。 时光之水太透，那沉淀的悲伤之盐注定在尚湖结晶。 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生命个体死亡体验在张维作品中有那样多与“水”或与“水”有关的意象：雪花、河流、月潭、血、泪、湖、鱼……而这一切意象在他作品表达中都化作了生命本身具象的悲伤。 2010年，因为对脊椎疾病误诊，耽搁了治疗。张维行走不得不依靠轮椅。而李志宏因为茶座生意萧索，不得不转行与朋友联手经营一家房地产广告模型制作公司，因为客户接待业务过于频繁，在酒吧或夜总会的酒场中浸泡假酒三年之久的身体终于崩盘，患肝癌去世。 2014年8月。也即《存在诗刊》总第九辑出刊式之常熟站。近二十年后再次与张维重逢，在破山寺曲径通幽的缘起处，心境的转换似乎預示了生命精神境遇的殊途同归。 那几日，在杭州、苏州、上海与潘维、胡人，炭马，江离，孙其安、施瑞涛、张维，邹瑞锋，陈东东，庞培，长岛，沙漠子，陶醉、小马（马鸣谦）、老卢子、徐慢、丁成、海岸、茱萸、王晟、老刀，任轩等江南俊杰在大规模啤酒汪洋恣肆的冼礼中复活了只有80年代诗人能够胜任的通宵达旦以血液创造激情浇灌的话语高潮。 相对于四川省内，诗人们的交流相对频繁一些。 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7月9号，也即《存在诗刊》总第六辑出刊式上，那是我也是《存在》同仁与非非诗歌流派创始人周伦佑初次见面。 发言中，他从体制角度出发，对中国历史以来的诗歌及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评判尺度及标准作了深刻剖析和重新界定，揭蔽了当下以不触碰“党文化”（御用杂志、报刊、电台、电视台各类传媒达设的意识高压线）为价值审定核心的体制内言说系统的虚伪及虚妄性，以及后集权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处不在的秘密或公开运转）对“人”及“人性”真实境遇的故意遮蔽和蓄意扼杀的事实真相。在肯定了真正的学术及诗歌精神之火的创造焰流，必然以最真实的隐匿形态扎根、茂盛于民间评界尺度的同时，对《存在》同仁的写作精神作了客观、肯定的评价，并对《存在》发展趋向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谈话时间延续至下午一时。大家位移至火锅城以AA制形式继续。 席间，我在即兴发言中，以周伦佑的最新力作《象形虎》创作过程为例，表达了存在同仁对一个严肃写作者应持的姿态敬畏：光是写作笔记、札记，老周就用了5个笔记本，10多万字。最后，化为诗歌语言只剩下600余行。纵横捭阖，扎实、精确，游刃有余的笔力，透过对“虎”的种种表象离析，完成了与之对应的意识和肉体框架外延而出的“体制”隐喻的精彩解构，“人之为人”的不断怀疑、不断觉醒的精神历程，第一次以个体的名义从冻僵的、暴力象征的时间内部澄亮，一如诗歌结尾，以一句：“一只披挂火焰的虎从我身上脱颖而出”暗示并宣告了一个（游）戏性写作时代的结束。 其次是2010年，由刘泽球执行主编的《存在诗刊》——“新世纪十年川渝诗歌大展专号” 出刊式在成都、重庆两地的成功举办。 在《存在》诗讯中，我这样写道：“参加完在青白江由李龙炳、胡仁泽等‘屏风’同仁主持的‘冬至’诗会，‘龙炳牌’烧酒呈螺旋形推至大脑深处的余晕及诸诗兄弟、姐妹因激情朗诵发射而出灿烂星空的粗粝原音，使一个个动词般轻飘飘升上半空的身体尚未来得及完全还魂，大队人马又匆忙折向，杀往成都。 2010年11月21日下午14：00。 传说中长期在银河系对应的四川地区上空醉酒的太阳老大哥，终于醒来，一手推开了蜀犬吠日陈旧比喻的大门，以一只巨型啤酒杯的容量慷慨撒下了成吨的金色沫状的阳光。来自川地各路诗人（德阳、内江、绵阳、青白江、达州、安岳、龙泉驿、温江、阆中、成都市区）携带各自不同生命空间的话语兵器与万般赤子柔情，在新世纪十年第一个十年岁末的冬天汇聚一堂。” 出刊式上，本辑执行主编刘泽球对专号的编辑初衷做了阐发性深度发言。言毕，他引用上海诗人王寅的诗：“谢谢大家在冬天仍爱一个诗人！”引发共鸣，参会诗人们报以热烈掌声。 存在同仁谢银恩以一篇名为《时光镌刻的骨骼》的诗性随笔，做了现场演讲式发言，对《存在诗刊》的发展历程做了历史性回顾与对未来写作的倾向性展望。 2010 年12月25日。这一天不但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也是东方传说中的兄弟节。我与张卫东，王斌抵达重庆江北区鲁能新城二街鸿儒茶楼。 重庆站出刊式由重庆诗人李海洲牵头，重庆诗人刘东灵主持。泽球、银恩等同仁因事未能参加。 诗人、诗评家《红岩》杂志副主编欧阳斌（波佩）与我分别就重庆与四川诗歌在新世纪十年，特别是对两地民间诗歌的发展现状做了梳理与概括性发言。 续后，我向重庆诗人们赠送了‘大千故里’著名书法家李果青书法作品。诗人们激情朗诵了选本中各自心仪诗人的作品，把出刊式现场推向高潮。 正如李海洲所言：“‘新世纪川渝十年诗歌展’如同一个纸上的梁山，让川渝两地的兄弟们用诗歌的方式团结起来。” 通宵达旦饮酒、茶谈诗，在这个个体生命实际非常封闭、贫乏的时代已经非常奢侈。争论、碰撞的激情尤显其珍贵。现在他仿佛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再次向我们敞亮了诗歌意识的开放结构与现场交流的活的血液吹拂之必要。 这里记录下我所经历过的诗事之言辞片段，或许仅仅是冰山一角。与我交会过的诗人们名单及往事，罗列出来那将是一份长长的名单与叙述，名单上镌刻下诗人们的名字或深或浅进入了我的诗歌生活或生命的记忆。
刘泽球 人和事：我的1990年代诗歌记忆 当1980年代让人热心澎湃的大规模串联、校园朗诵、诗人偶像膜拜、山头流派迭起，突然因为末期发生的一场变故，而瞬间退潮。1990年代，竖起一道宽大的分水岭，将1980年代与21世纪初期十年两种不同性质的时代喧嚣，截然隔开。面对市场经济马达加速奔跑的轰鸣和理想主义背景的消隐，诗歌回到书房、个人、隐秘的圈子，远远地离开公众视野。而在这时间不短的沉寂下面隐藏着的炽烈的地火和汹涌的潜流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仿佛没有道路的地方，以革命蛰伏式的地下状态继续着伟大的行军。相对于1980年代诗歌流派的林立和21世纪初期诗歌网站论坛的泛滥，1990年代，诗歌民刊扮演了坚守者的角色，它们我行我素地野蛮生长着，顽强地保持着诗人的自我在场，贡献出一大批有价值的诗歌文本。2001年，我在《网络时代的文字炼金术士》中写道：“网络文化的自由主义特征，从根本上否定了权威和偶像的存在基础。”当互联网时代的黎明来临，1990年代的民刊和地下诗人们一下子从漆黑的地下、从祖国的各个角落飞身跃出，掀起了一股复兴式的小高潮。70后、中间代等等命名，相继出场。而命名，成为另一场操纵历史的表演。 我与《存在》同仁的写作、与众多诗人兄弟的友谊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也是充满叛逆、值得回忆的时代。每当回想起那个时代，一些往事和细节便如图片般在时间的幕墙上显现，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会对此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原来我们曾经那样。而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曾经置身于的那段遮蔽中历史的重要性，也无意去创造所谓的历史。 一、我的大学及《存在》的诞生 1990年的初秋，太阳比夏天更猛烈地盘亘在大地上。在踏进内江师专大门之后的一个月里，我第一次领略了所谓“秋老虎”的酷热，也在深夜里经历了有史以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狂风，石棉瓦像刀片一样在闪电中飞向半空。当地报纸报道：风力十级。酷暑和狂风，或者预示着那个叫做桐梓坝的地方，将在我的生命里成为不同寻常的记忆。 很快，“组织”在行李刚刚安放妥当的新生寝室找上了我，中文系足球队招兵买马，文学社需要年轻战友。一些高年级的师兄，光着膀子、睡眼惺忪地趴在窗台上，自言自语：又来了一群猪儿。一年过后，我和寝室同学也是以一样没有睡醒般的表情来迎接新生的吵闹。 中文系88级的倪天安一天晚上来到我的寝室。他毕业后去了凉山，先在一个叫做喜德的县城教书，后来调到西昌教师进修校，2013年才通过博客与我联系上。他介绍了沱江文学社的情况，还有校园文学杂志“沱江潮”，他当时是副社长。后来，他介绍我认识和他同一年级同在中文系、担任社长的李俊，李俊后来从政，现在已是某地父母官。 10月底的一天，隔着沱江相望的对面城里一帮写诗的年轻人，邀约认识下。晚自习后，我们悄悄溜出校园，在甜城大厦一个昏暗的咖啡厅里，与那帮同样稚气未脱的青年会合，如同参加一场神圣的地下活动，每个人都掩饰不住的激动，但又要装出几分成熟和老练。那时大家都很穷，要了几杯水，多数人都只是面前空空地围坐在那里。大家掏出各自的诗歌，开始对话。对话的内容早已没什么印象了，只觉得互相都不服气，甚至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对方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在1990年代，我们经常会遭遇这样颇富戏剧感的会面。 很快，学校文学杂志推出我的诗歌《石头房子》。同班的羌族诗人蔡科在酒桌上很认真地对我讲，这首诗该由他写出来的。2008年，我在阿坝西藏工作了半年，见到无数的石头房子，才明白他当时的想法。中文系89级的杨克托人带话要见我，我们坐在内江师专的篮球场地面上，讨论我那首《石头房子》。1992年初，我跟杨克、物理系89级的李静波共同油印了一本三人诗合集《隐痛》，那也算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吧。诗集在校园里引起了一些震动，中文系专门召开讨论会，当然我们的写作导向受到了非议和批评，也有不少支持者。 1992年初，杨克把我和李静波介绍给当时在内江诗坛已经小有名气的陶春。陶春刚刚胃出血出院，剃了个光头。他在翔龙山上内江广播电视台职工宿舍六楼的住所，是诗歌青年们的联络点。他油印了一本小册子，包括十多首诗和几篇散文，充满超现实主义的气息。继而，与唐璜（索瓦）、梁珩、吴新川、谢银恩陆续成为朋友。多年的诗歌友谊、写作追求和思想碰撞，成为《存在诗刊》得以创办并持续20年的重要基础。诗歌、酒精、烟草、争论，包括我从内江师专毕业后与陶春的上百封信件，也成为联系我们的纽带。陶春不管任何时候都充满战士的激情，如同他笔下那些丰富的比喻、锐利的词句和超凡的想象。 毕业后的十多年，我几乎每年都会乘坐成渝高速大巴去与他们会合，按照陶春著名的说法，我每次去基本都没有见过内江的日出，从周六中午一般要喝到第二天凌晨，然后睡到下午，又赶乘大巴返回德阳。谢银恩是《存在》同仁中年龄最大的，个人条件也相对要艰苦许多，曾经很长时间在非常僻远的乡下教书，唐璜每年都要把广播电台的公章偷出来，给他颁发几份优秀通讯员和稿件证明。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与现实的残酷格格不入，但他一直坚持用古希腊般的干净、肃穆语言写作他的抒情诗，也用同样的语势写出不少理论文字。唐璜是真正的天才诗人，有时她会在喝醉之际表达她对我们的不屑，她的作品气质是天生的，而我们却要靠后天的努力。孔武有力的吴新川偏重诗歌中隐晦的政治批判，他偷偷写过一组诗之思，但却不愿示人。梁珩是内江师专数学系88级的，他的作品有着与数理一样严谨的思考，他总是在大家酒酣争论中间，不时冷静地抽一抽深邃的镜片，冒出一些非常精辟的见解。 1994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们摸到谢银恩当时供职的内江市中区史家镇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就着摇曳的蜡烛光，经过大半个夜晚的激烈争辩，确定要办一本叫做《存在诗刊》的刊物。《存在》的亲密战友陈云川站在课桌上，朗诵了一份政治宣言。1994年底，第一本《存在》被我用286电脑和5寸软盘，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送到打印店去打印，每页4元！梁珩利用职务之便，复印了几十册。虽然很粗糙，主要是后期复印效果不好，显得黑乎乎的，但那个字体和排版，在今天看来，仍然很美妙。1996年，《诗神》杂志关注到国内民刊，《存在》被作为第一批推荐的民间诗刊。在那之前，存在同仁的作品甚至还很少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那时的公开刊物在严厉的审查把持和陈旧的观念指引下，已经成为一道拒绝先锋诗歌的高墙。而正是公开刊物的拒绝，让当时国内许多先锋诗人得以在地下状态中保持住了写作的独立与个性。 我们与外界广泛的交流真正开始，陆续收到国内许多同样蛰伏在时代黑暗中的诗人们的来信，交换刊物。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对刊物进行改版。1997年夏天，正式印刷的《存在诗刊作品集》第一辑在内江面世，小32开，牛皮纸封面，共印500册（此后一直保持这个印刷数量、封面和300页左右的厚度），收入了《存在》同仁1992—1997年的主要作品，文体包括有诗歌、文论和散文。“这一辑的诗歌编选是一次坚硬的精神经历，同仁们对彼此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打磨，许多作品都作了大面积的删减和浓缩，以求达到语言和意识的精粹度。”（见我的文章《黑暗中的存在：一本内陆省份民刊的生长记录》）那辑《存在》先后有80本通过诗人唐丹鸿开办的卡夫卡书店售出，真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1995年，我写出一万多字的文论《面具·虚伪的手——对严肃写作的一次理清和修正》。1995、1996年，陶春写出《诗者及其信仰》、《不再诅咒的诅咒》、《诗者的职责》，梁珩写出《双重的信仰和斗争》、《抒情与严肃诗中的诗性和诗意》。“这些非体系性的、但观念性比较强的文论确立了《存在》最初的若干个我特征性的概念：严肃写作，诗者使命，面具意识，艺术创造活动的职业化，写作的警觉，语言的尊严，反对集体写作，艺术和生命的双重抗争取向，对人之处境的关注和命名。”（见我的文章《黑暗中的存在：一本内陆省份民刊的生长记录》） 1996年，我在《西藏文学》上看到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心想原来这个也可以发，就试着把《面具·虚伪的手——对严肃写作的一次理清和修正》投过去，很快文章发表了。《诗神》发表了其中部分章节。此后《西藏文学》又连续发了我一组散文和一篇小说。遗憾的是，发表我小说的那期刊物一直没有拿到，只收到一笔稿费，甚至后来在网上也查不到那期杂志的一点踪迹，大约那期杂志被封杀了吧。 2003年，我在阿翔为《诗歌月刊》民间诗歌大展专号的约稿文章《黑暗中的存在：一本内陆省份民刊的生长记录》中回顾了《存在诗刊》的办刊史，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二、北京，外省诗人 北京，扮演着政治意义的中心，也扮演着艺术梦想的中心。曾经有许多人“北漂”在那里，不管他们在那里呆多久，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外省”的身份。 1995年的夏天，我莫名其妙收到北京一家刊物的笔会通知。然后，我借着这个名义，串到北京。那个所谓笔会，实际是诗歌爱好者的培训，要赚钱的。我倒不在乎这个，整天跟黑龙江诗人卢笛喝酒，坐公交车去圆明园画家村玩。在黑龙江青年画家丁峰的画室里，我们遇到俞心樵和王艾。在我的相册里，还保留着当年的合影，我穿着件印有大头像的T恤，我们都环抱手臂，挑衅地望着镜头。俞心樵个头高大，不久前才因为在大街上救助一位被流氓调戏的妇女，被用酒瓶子砸伤了眼睛。丁峰拿出一份报纸，上面发表有俞心樵才写的文章《崇高乃劳动所得》。后来，他遭遇一系列不公平，令人唏嘘。王艾不大爱说话，显得很沉静，新世纪以后有小说出版。我带了份自己打印的作品小册子。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着画家村艺术家和诗人的处境，聊着先锋艺术的最新动态。多年以后，在看电影《离婚了，就别来找我》时，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在圆明园画家村的那个下午，浮现出红砖房子里穿梭的那么多贫穷落魄却又乐观十足的年轻人。 我和卢笛去北大找正在读作家班的黑龙江诗人沙光，我们在校园里大声嚷嚷：“博尔赫斯来了，一定要大叫：哇，迷宫！”在迷宫一般的北大校园里，我们没有找到沙光。一天晚上，我去城里，回来的比较晚，卢笛似乎喝醉了。他说，他一个在山上喝酒，想起他去世的母亲，他哭了，把剩下的酒倒在山上。他回到伊春后，写下一首长诗《西露琴的海滩》，登在他寄给我的一份自印的诗歌报纸上。然后他下海，去了海南，开了家公司，他在信中附上他的名片，上面写着多少年以后，全国要有一千家公司来由他命名。诗人的狂放，让他相信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创造的。前几年，在成都碰到杨勇，谈起卢笛，谈起许多没有谋面过的黑龙江诗人。杨勇和杨拓在1990年代办了东北最重要的诗歌民刊《东北亚》。 杭州诗人王川，也是在那次笔会上认识的。他来的比较晚，小个子，很年轻，说话轻声细语，穿着一件与身材不相称的宽大的浅色牛仔衣。他站在招待所的大厅里，一副骄傲不驯的样子，但我们很快成为朋友。我叫他“小兰波”，他笑笑，不置可否。《存在》第二辑出刊，他偷偷帮我们用单位的胶印机印刷了50本，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高大上”了。后来，我们断断续续地通信，有时电话。《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刘福春来给我们改稿，问我想不想通过发表作品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支吾过去了，尽管他是好意，但我不喜欢那种被怜悯或者施舍的发表。 在圆明园画家村，我碰到从成都来的画家李思云，他在给一个香港画商画画，他说他的梦想就是到国外去。我问他，出去后呢？他有点茫然，说，不知道，就是想出去。他的隔壁住过内江师专美术系毕业的彭刚，彭刚没在那里呆多久，就回四川了。离开北京，我又回到了属于我们的那个“外省”。 三、《诗镜》诗人群及其他 1997年的夏天，当时还在广元市邮政局工作的史幼波到德阳邮电技术学校短期培训。民刊《锋刃》的主编吕叶、成都诗人彦龙也过来，通过单位门卫电话找到我。我们晚上一块吃饭，我当时才开始学四川话不久，经常半句四川话、半句普通话。他们是通过《诗神》上发表的我的《面具·虚伪的手——对严肃写作的一次理清和修正》一文知道我的。他们说起不少国内的地下诗人，也在搞民刊。那个时候，《存在》同仁的写作基本属于内部操持，根本不知道还有人也在干一样的事情。大家不禁惺惺相惜，距离一下子就近了。 吕叶当时正通过很时髦的传销方式推销摇摆机，希望能用这个为诗歌事业筹集资金。他对诗歌写作和诗歌事业的双重执着，在《锋刃》和《诗镜》两本民刊的创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在2000年组织举办了衡山诗会，“下半身”诗人在那次诗会上占尽风头，我抽不开身，没能参加成，错过了与许多兄弟会面的机会。彦龙一直都在忙，从一个媒体跳到另一个媒体，他的诗歌如他的人一般有着纤细的触觉。给我的印象，《锋刃》诗人们性格都很柔和，热衷讨论信仰、神秘，追求作品气息的纯正，不像《存在》同仁那样生猛。史幼波是一个坚定信仰，并在写作中坚持信仰的人，早年的长诗《月相》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曾经来过德阳几次，甚至有段时间，还在德阳搞过辟谷，他在我卧室里与我交谈时，突然似乎有点发晕，着实吓了我一跳。 某一天傍晚，我们在黑乎乎的天光里摸到青白江，哑石的住处。他是广安人，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但相貌却有些西域的特征，特别是后来几年留着有些泛黄胡子的时候。稍微坐定，哑石便开门见山地问我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看法，我拒绝了这一提法，而从精神母语谈了伟大写作对我们的影响。哑石说，他正思考并写作一篇关于语言良知的文章。晚饭后，我们在青白江的大街上散步。一条街的两边镶满廉价首饰般粉红色暧昧的小歌厅，一条街弥漫着烧烤的呛人油烟，我调侃哑石，青白江充满“肉香”。另一条街则似乎是契合我们的到来，整条路都是漆黑的，而当我们走过，路灯次第打开。当时，他们正策划创办《诗镜》，一本很有个性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刊物。我的四首诗发表在《诗镜》第二期上。通过《诗镜》，我认识了孙文、孙磊、蒋浩、朱杰等一批兄弟。孙文到德阳来过几次，他对朋友交往有着几近苛刻的标准。他拿出他正在修改的《梦想的诗学》给我看。《诗镜》的兄弟都叫他“大哥”。《诗镜》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 史幼波后来辞职到了成都。此后若干年，我经常利用出差或者周末到成都，跟哑石、史幼波、廖慧、白朗、席永君、蒋蓝、凸凹、胡马、张选虹等一块小聚，有时在哑石的家里，史幼波有段时间临时住在那里，有时在茶馆。那个时候，我也经常去卡夫卡书店，不时碰上一些著名作家、诗人和艺术家。1990年代后期，诗歌朗诵会、学术讲座什么的交流活动多了起来，外地诗人也不时跑来，我们经常会在那里见面。 有一年，我跟陈建扛着一大包鞭炮去青白江，祝贺李龙炳的小酒厂开业。哑石告诉我们大概方向和李龙炳的大致体貌特征，我们只记住了他戴眼镜，差点跟当地一个卖酒的店主发生误会。我们喝着李龙炳酒厂新酿的、六十多度的原酒，祝福龙王酒大卖，醉意朦胧地去他家老房子的竹林，自封新竹林七贤。李龙炳的诗歌带有大地的厚重属性和赤子情怀，质朴、有力。在青白江，还有易杉、黄啸。回去的路上，我和陈建搭乘一辆三轮摩托，差点被侧面冲来的汽车撞飞。 四、邻家的兄弟 绵阳是一座与德阳毗邻的城市。德阳最早是从绵阳划分出来的，但两座城市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一种经济上的竞争关系。那里有一大批我熟识的诗人。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跟雨田在他当时供职的文联附近一家街边饭馆里见面。他讲了不少诗坛掌故，讲到当年跟他一起写作的许多著名和知名诗人纷纷下海，远离诗歌，讲到廖亦武不久前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安慰与蔑视》。我跟他说起《存在》的诗歌主张，说起我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看法。我在内江师专读书的时候，读过他的诗歌，对他的长诗《麦地》印象颇深。我们每人喝了差不多一斤泡枸杞酒。后来，我为他的长诗《麦地》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被他用做他一本个人诗集的序。在那以后，我通过雨田相继认识了白鹤林、周薇、胡应鹏、龚海融、卢丛文、杨晓芸、蒋雪峰、刘强、蒲永见、罗铖、余幼幼、灵鹫等一批绵阳诗人，而这批诗人多数又集体出现在《终点》里。 与范倍相识，具有一定戏剧性。他当时在绵阳师专当计算机老师。1999年，他到德阳的孝泉师范支教。他给我打电话，我正跟单位几个人在彩虹桥下喝夜啤酒。他打的过来，留着长发，皮肤白皙，远远地，我们还以为是一个女孩。其实，他在人多的地方，倒也是颇腼腆的，不爱说话。有段时间，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一起，不是他过来，就是我到绵阳去。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有时又会来点小小的冷幽默，我们讨论的话题，从西方诗歌到当代汉语诗歌，从熟悉的诗人到具体作品文本，应该说相互启发是很大的。他当时正在办民刊《终点》，也以《终点》为名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诗歌论坛，他邀请我担任版主，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但那是21世纪初期的事情了。《终点》发表了我一些诗。有一次，我和他去成都拿刚刚印刷出来的《终点》，没走多远，他就拿不动了，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只好把大多数的书提在手上，去张卫东那里，一个空气中弥漫着浓烈抗生素味道的地方。张卫东最早跟范倍一块做《终点》，他比我们年长，直到今天，写作仍很勤奋，这几年自己创办了《或许》。 后来，我跟范倍一起去过四川师范大学，在著名的培根路，与《幸福剧团》的杜力等喝酒。在培根路和另外的场合，我先后认识了《幸福剧团》的其他成员。《幸福剧团》的装帧突出粗糙，乍看像古代话本小说的封面，内文油印也故意显得不那么“专业”。沈映辉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不少作品显示出成都这座城市特有的满足和自信。杜力出道比较早，他在诗歌中有意识地运用古代汉语的词句和语法，与现代汉语进行坚硬的对接、组合。某天下午，他有些调侃地跟我说，成都某位著名诗人表示看不懂他的东西了。 2003年，在北京又与他见过一面。韦源是《幸福剧团》中我颇喜欢的一位诗人，他的作品充满野生的诗歌想象和密集的语言空间。他太热衷于食物，终于长出一副金刚般的身材。跟他谈话，很有意思，他有一肚子与诗无关的好玩故事，但他写诗，却很用力，用画画那帮人的行话，有点“尅”。《存在》先后发表过他几组诗。张哮是个不错的诗人，表情总是显得很严肃，他送给我一本自己印的作品集，有一年的冬夜，我去他在四川大学里面的竹风堂，喝他自己泡的酒，但他却从不沾酒，他刚刚扭伤了脚，单脚跳来开门，院子里铺满软软的竹叶，屋内各种老旧的收藏品，恍如另一个朝代。 五、存在书店 1997年，吴新川在内江搞了个“存在吧”，希望弄成一个当代诗歌艺术沙龙，在一干兄弟把“吧”里的酒都喝完以后，很快就关门了。我则在德阳开了一家“存在书店”，从1997年一直坚持到2004年，成为南来北往许多诗人的联络点。史幼波曾经在《记忆中的'70年代后诗人们》中写到过当时的存在书店，“我每次到德阳，几乎都是在书店里与他（刘泽球）神聊”、“常常会有一些扮相怪异、出语惊人的‘小兰波’头出没，像纷纭的小渡鸦一般频频招摇”，真是很好的记忆。在这里，我结识了一直被诗坛遮蔽的优秀女诗人曾令勇，还有陈建。他们都成为《存在》的重要诗人。曾令勇的诗歌非常干净、纯粹，她和黄勇、郝鸣早在1980年代就一起研究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后来她和黄勇都成为基督徒。与陈建认识也是在书店里，他刚大学毕业，在东汽做工程师。他拿起一本摆在书架上的《诗镜》，认真阅读，然后我们的交谈就开始了。我把他约到家里小坐，顺路买了四瓶啤酒，他不胜酒力，最后我把倒给他的那杯啤酒也一块喝了。我向陶春推荐了他的诗歌，把他的作品加入到《存在》中来。 1998年的夏天，一个年轻人走进书店，提出要买《尤利西斯》。他的名字叫萧颂，他说他的父亲是萧开愚。他那会才读高二，经常逃课来书店。人很聪明，有才气。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个周末的晚上，存在书店里面的书吧，聚集了二十多个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大家激烈地辩论。黄勇和郝鸣坚定地支持美国攻打南联盟，因为那里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需要外部干预。其余的人则站在对立的立场，争吵激烈到差点要动手的地步。后来，南联盟总统在大选中失利，并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郝明对我说，你今天应该明白，他的人民最终都抛弃了他。那晚的雨下得很大，陶春和萧颂跑到外面的文庙广场去解小手，顺手把挂在广场上的一幅签名横幅给偷了回来。萧颂一直保存着。如果不是他们一时兴起，那个横幅可能已经在暴雨中面目全非了。萧颂后来辍学，去了广州、北京、成都，创办了一本叫做《大雅》的民刊。那晚出现的还有陈筑，他后来为《存在》提供了不少作品，也提供了资金支持。1999年冬天，我在一家登山俱乐部的酒吧里，组织了一场叫做“本土声音”的诗歌朗诵会，那是我印象中德阳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多年以后，经常还会有人在我面前提起存在书吧的周末聚会。 六、陈蔚的旅行 1999年10月底，青岛诗人陈蔚来到德阳，他正在独自进行一个诗歌万里行的活动，后来这次行走，被他写成《中国诗歌考察》一书。我约了曾令勇、陈建一块陪他。两天后，他去了成都。我那时年轻气盛，随口批评了一些人，但没想到被他实录进书中，估计也让一些朋友误会，现在想来，对那时的年少轻狂实在有些惭愧。听说，他的这种让人不设防的实录方式，着实也让诗坛里的一些人产生了矛盾。呵呵，这也是多么有趣的一次诗歌行为艺术。陈蔚的几组诗后来也发表在《存在》上。他的那次诗歌之旅，意外地把蓬溪诗人三原和稚夫的作品带进《存在》。 七、《独立》，未曾谋面的战友 《独立》像一个蒙面的草莽，隐藏在大凉山深处。2014年4月，我在应发星之约，为《独立》第16期写的文章《生生不息：作为<独立>的一种“独立”》中回顾了我与《独立》诗人的交往史。而时至今日，除了信件、短信、电子信件，我甚至还没有见过发星，但不妨碍《存在》与《独立》是天然的诗歌兄弟。“大地和时光是广阔的。这些年，有很多像发星这样从未谋面、却一直保持着写作和精神联系的朋友，他们在祖国的山河间彼此遥远而亲密地分布着，这也说明诗歌这个纽带有多么强大。”（见我的文章《生生不息：作为<独立>的一种“独立”》） 2011年，《独立》第18期推出 “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我和陶春商量，共同对《存在》的诗歌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形成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存在诗歌写作的若干关键词》。 对有的人来讲，1990年代是他们写作的中年，他们在1980年代就完成了对诗坛的占领。而在1990年代，除了一些人踏上市场经济的列车渐行渐远或者随青年时代的才气尽失而无影无踪，更多的诗人选择在沉寂中，进行真正意义的严肃写作，那是另一次青年的远征。在四川，《非非》、《存在》、《终点》、《独立》、《诗镜》等民刊共同支撑起了这一使命。这是一个时代的奇迹，也是时代的选择。 2013年3月，张卫东主编的民刊《或许》出刊聚会在新都桂湖公园举行。张卫东、胡马、李龙炳、彦龙、黄哮、易杉、陈建、陈修元等一干老友，谈起1990年代的许多往事。回去后，我写下一首诗，或者可以代表我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三月，桂湖 刘泽球 说吧，从成都平原几何拼图中 仔细搜索才能找到的 这么一个斑点大小的角落里 传出的小灰雀和脚步声 瓜子壳落在地上 像前些日子抛出的雨 你倾听着办公室时光以外的语言 下午的影子转动着指针 那一年，也是差不多的一些人 也在桂湖岸边 旁若无人地 讨论诗歌和匿名的刊物 像昨天与昨天的重复 他们继续说着：语言 技巧 记忆中经年的人和事 那些熟悉而没有流动的细节 你静静倾听着 声音在桌子 以及其他玩纸牌的人之间穿梭 不时争论将空气的震动放大 他们开始有了白发 而青年时代的荷尔蒙还在发挥作用 你倾听到春天 植物加快了生长的速度 比郊外高速公路旁边 电梯公寓的乌云还要密集 直到傍晚渐渐来了 大家起身 空间仿佛静止 一层柔和的亮光 浮在水面上 两侧的倒影滑动着 你倾听着 那些诗的行船 像这下午的光线一样永恒 你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 你倾听着 这个久违的下午 树叶簌簌地拍打着 2014年7月于旌城龙井村 谢银恩 一个诗歌写作者的沉思录（节选） ---与《存在诗刊》有关 （一）时光镌刻的骨骼 献给青春/献给回忆/献给火焰/献给存在/献给一切可能的创造和毁灭 1994年。深冬。四川内江史家一所乡镇小学的前苏联式教学楼的底层。这座用红砖砌成的楼房经过几十年的风剥雨噬，在历史无情的宿命中脱下了它庄严的容光，如同一枚硕大、干硬、空洞而失血的眼球，眺望着遥远星空雷霆与风暴的骚动，眺望那些诞生于大地又被大地埋藏的万事万物。尤其在寂静而荒冷的冬天，加剧了死亡与腐朽的破土而出。落光了叶的树木完成了最后的葬礼，如同一块块方尖碑，黑暗中挺立于天地之间，传递着苍穹与大地的秘密。它等待着倾听她神秘交谈的心灵，等待着火焰或者灰烬，等待着一场精神的盛宴和词语空前绝后的凌空舞蹈。这些神秘的夜行者，这些心灵的祭司，这些生命源头的追问与发掘者，这些精神黑暗王国的盗火者，使地下室般的房间充满热诚，勇敢，抗争;激烈言辞、无法停速的思考、混合着酒精、烟草迷雾的血液嵌入血液的疯狂，肉体与骨骼，文字和激情生长得象旺盛的剑麻，在冬天凄冷而昏朦的灯光中，彰显理想的标杆，义无返顾、激情磅礴的插进汉语写作的精神内核。陶春、谢银恩、索瓦、梁珩、吴新川、王大名以及风尘仆仆，从德阳穿时空和地域距离的刘泽球，在小镇的一个小餐馆里匆匆吃过御寒的食物，杠了两件通化红葡萄酒，走进那座木楼的底层。每个人沸腾的血液和青春的狂迷诠释着创造的激情在灯光中嘶嘶鸣响，梁珩首先作长篇演讲《双重信仰与斗争》。 今天，决定论和一系列专制体系已在二十世纪依靠成千上万尸体、荒凉的血渍、垃圾城市和随同暴敛的财富急剧膨胀已萎缩至极限的心灵堆高的绝壁上开启了它的结束之幕。我们在岁末寒冷的夜晚坐到一起，就是对这一事实的确指和宣告。昨天一只野蛮的手以某种伪科学、伪理论的高尚形体干预过诗歌以其自由、伟健的想象心灵向在大地上构筑精神的栖居家园前进的步伐。那么，今天我们宣称：诗歌也同样有权创立永恒的法律。诗歌第一次打开了人的发声器，它急不可耐地要求唤回有尊严的人的世界，并且不间断地。让我们揭开人类的谎话吧，世界和时代的创造力量不是普遍的、内部被盗空的抽象人类，而是人——作为具有至高至善的无质创造冲动的自由个体，其形式之一就是诗者的出场。 那一瞬间，我们感受到有比寒冷更能凝结人血液的力量，这就是诗歌在与体制对抗、与自身对抗、与生存对抗的过程中孕育的血性的土壤是如何萌生出作为精神信仰的文字来支撑诗人的生命。如果不是仅仅局限于诅咒与愤怒的话。诗人承受的这一切，首先作为人的精神的奠基者和对于历史以及文明的深刻质疑与反思者，从根本上确立思想深度作为存在诗歌的写作的基本向度。这也决定了在后来岁月中，存在诗歌写作的纯粹、纯洁与独立性。陶春作了题为《不再诅咒的诅咒》、《诗者及其信仰》的发言，针对汉语心灵精神空间大面积坍塌、朝物质黑洞单一向度狂奔的，加剧了思想匮乏与平庸的沉重而令人窒息的当代处境进行了历史的也是当下的雄辩而热血沸腾的拨正。反对集体写作，艺术和生命的双重争取，向对人之为为人处境的关注和命名，清理和剔除汉语写作中那些败坏人之为人的精神毒素。本体论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于个体当下境遇的关注，使存在诗歌的写作从根本上确立了形而上思考与形而下拷问的双重介入的重要途径既：语言不再是可供娱乐或玩弄的消遣之工具，语言的命运既是诗者的命运，诗者的命运通过语言并在语言中得以完成，这必然奠定了存在诗写朝向源头写作，这种取消背景式的把思想转化成诗歌内在的叙述节奏，这列通往精神之域的地铁，在日益黯淡的灵光与黑暗中穿行，生命与死亡、堕落与拯救都被带走或被无声的碾成尘埃，却以暴风雨之前的巨大宁静在诗人的血脉中呼啸、沸腾，并燃烧成一束束文字，照彻精神的荒原。 刘泽球以他浑厚的嗓音宣读了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宣言》：1.我们想歌唱危险的爱，卤莽和活力的经验;2.我们诗歌的主要元素是热诚、勇敢、抗争;3.直到今天，文学颂扬静止的沉思，狂喜和沉睡，我们想赞扬进攻性的运动，焦躁的失眠，运动的步骤，危险的跳跃，耳光和一次出拳;4.我们宣布世界的光彩是通过新的美感来丰富的：速度的美感。汽车的运行带着他装饰有输送管的嗓子呼啸而行，就仿佛蟒蛇探索的气息。汽车运动轰鸣，空气在他的金属气中前行，她比胜利女神更美。5.我们想歌唱人们，他们握住理想主义的标杆达到地球，在他们自己的迴路轨道上奔跑。。。。。这些激烈而激情澎湃的言辞及其思想，如同旷野上的柴堆，被划过天际的流星之火点燃，孤独而热烈的持久的燃烧。 每个人都可以清晰的听到那遥远而神秘的呼唤在血液中急促的舞蹈，重新揭开笼罩在生命的长河和历史的巨轮厚厚埋葬人类记忆的坟墓，我们确认并指正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基础不但没有进一步得到奠定和强化，人性的曙光反而更加惨淡、稀疏。众多精神的幽灵比心灵还大，时间的弓箭瞄准青春的激情与勇气，更加剧了精神的动荡，作为时代与精神代言的汉语诗歌，一方面被加括号的现象学罩上浓厚的阴影；另一方面被一大批写“诗”的人毫不负责地解构、还原为一大堆毫无诗意(思意)、语言工厂的零部件复制品，自以为是地在一种人为的语境场所里进行所谓的反讽、调侃、揶揄，对神圣母语进行肆意的践踏。青春的狂暴与叛逆携带着义无返顾的力量，同严冬与黑暗之神在这段时间隧道里残酷的较量。 经过激烈讨论，决定正式编辑出版诗歌刊物，但是对于刊物的取名，大家想了很久，都没有一个满意的名字，甚至拿出《现代汉语词典》想随意从中翻一个词语来决定，但仍然无果。索瓦（当时与会的唯一女战士，陶春之夫人），脱口而出：存在。凌晨三点左右，到小镇上的一家简陋的旅馆打歇。管理人员要求填写发票的工作单位栏，吴新川填上“中意研究会”，管理人员迷惑不解，问什么意思，答曰“中国意识研究会”。仍然一头雾水，但天气实在寒冷不堪，他睡思恍惚，也没再问。简单的吃过早餐后，大家在老成渝公路告别。 冬天的乡镇上午显得格外寂寥，公路上行人稀少，偶而一辆汽车驶过，马达的轰鸣使公路显得更荒凉、空阔。冬日的太阳从阴沉、低矮的天空倾斜而下，充满了吸取不尽的力量和光明。创造的冲动和精神源头的振奋如同头顶上的天空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紧紧抓住。我隐隐约约的感到即将干枯、死灭、流放的灵魂将在一条更加漫长通往自我表达、自我确认、自我拯救的路途上颠沛流离。虽然总有一天，任何东西都将不再引起我们的好奇与感叹，一切绚烂都将归于平静，但此刻，除了用写作证明自身的存在，还有什么更值得为之付出的呢？因此，我必须重新思考诗歌写作的精神意义。我当然承认诗歌写作技巧、题材、传统、资源这一系列作为滋润诗歌之树的养料的存在的重要性，但是，我固执的认为，诗歌就如同人的生命一样，她是存在的，如同一个伟大的灵魂的回忆，她容纳了生命的种种奥秘，只有当个体灵魂从内在的心灵需求上同这一伟大的源头相碰撞后才能激发他创作的动力，并且寻找精神归宿，他的写作将成为一块块插在这条道路上的路标，尽管他不一定能真的回归到他的精神家园。 这种思考使得存在的写作具有了深厚的悲剧感，这悲剧感不是通常一般意义的将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从而净化人的灵魂的悲欢离合，引起人心灵共鸣的，有社会、命运、性格等因素导致的必然结局。这恰恰是语言给予了生命自由并且实现了内在的自由。面对真正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诗性的光辉把我们的生存照亮。共同的信仰维系共同的心灵。这种力量是无用之用。当爱、痛苦、死神悄然隐退，我们精神赖以存活持久的渊源，思想之箭，灵魂之鸟开始逃亡，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悲剧没有任何巨大的毁灭、破坏仪式和惊天地、泣鬼神的献身与拯救，它就在我们内心。我相信，正真的诗歌是在这悲剧中发现、保存、展示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 （二）与一部遗失手稿有关的札记 “可是，如果你不再爱。” 林回想起那天下午读她的来信中有这样几句：亲爱的，现在我不知道还爱不爱你，我不知道该怎样爱你，你能告诉我吗？当时，天色渐渐暗了，橘红色的灯光裸在雪白的信纸上，秦站在一边，一动不动。林想象得出她就站在自己身边，用无可奈何的眼光注视着自己。那眼光里有些什么东西呢？处女的纯真和羞涩，被爱情折磨的痛苦。林很想承认：秦，我爱你。或者说，这就意味着爱情。可是，他自己被那种灯光蒸发出的橘黄色孤独击倒了。他感到在灯光中握住她的手，拥抱着她，强烈地亲吻着她。那电灯光就在她身上曾经发射出爱的火焰或欲望的激情。她娇小稚嫩的纯真让他感到颤栗、窒息。他回想到童年时，躺在青草地上仰望晴空的童贞和幸福感。可是，此刻，他开始激动不安了，他的灵魂正随着灯光去寻找埋葬在时间背后的深远的激情。身体正逐渐被一种奇妙的的东西掏空，软绵绵的萎缩。那灯光混合着爱情，强烈的刺激他，他听到电光在灯泡上嗞嗞嗞的细碎的响声。她肌肉的纤维在清晰的伸长，滚烫的的灯光正割开皮肤，一股新鲜的液体随着光的芒尖潮涌而入。他静静地看着她天鹅绒般的身体，他无法形容那种美，无法描述那种美。那是源泉，可是如此遥远，他感到痛苦和悲哀。而女人，尤其是少女，她们是这光源，是这源泉，她们要自身激发出这种能量该有多么的痛苦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伤感的夏天，令我涕泣的夏天，让我快乐过，也让我痛苦过的夏天。现在，又是夏天了。在阳光的背后，我怀念你的拥抱和亲吻。我用流泪的心缝补你独居的日子，沉默在你胸口划出伤口。林，亲爱的。 一股巨大的悲哀涌进林的思想。灯光在纸上越来越稀，越来越明亮的照出黑字与黑字之间的间隔。间隔越来越大，越来越宽。黑色的文字全部隐退。林没有流泪。他竭力忍住那种悲哀，灯光还是漂浮不定地在纸上摇曳，不，那不是灯光。林开始痛恨灯光和玻璃，是灯光和玻璃让他感到了现在在这间屋子里的四处充溢的被冷落被遗忘被抛弃的激情。灯光竖立着锋芒，在那些黑色文字和白纸上，在屋里旋转起来，林进一步体会到在明晃晃的刀尖上行走的刺骨的伤痛。黑色的文字象巨大的帐幔冗长的扑掩而来，湮灭着呼吸和眼光，并以一种沉重的质感缓缓地滑进心脏肠胃，在他的胸膛内搅拌着，就像很久以前，他在一座巨大的建筑工地上看到的搅拌机搅动混泥土一样，灰色的水泥浆直奔而出，糊满了搅拌机壳和四周的地面，他很想让这种东西糊满这间屋子，糊满思想。糊满自己的不幸。然后，久没有感觉的躺在床上。 可是，还会做梦，天还会亮，也许，还会见到秦。林已经开始怕做梦了。这种无穷无尽无休止的大脑夜间的毫无规律的运转，已经让他失眠了。但是，这梦和秦大多没有直接关系。此刻，他正躺在床上，他想出了自己要亲口对秦说的话：如果你你不再爱我，会让我陷入怎样痛苦的境界，我不会装出痛苦，但我已不敢再聆听你嘴唇上的声音。过去的记忆将在你的嘴唇上被风干缩小，杳无踪迹。但是，时间会把这些留给文字，我将让文字在白纸上哭泣，让所有看到这些文字的人也哭泣。 林感到秦将在类似忏悔的故事里与自己分别。因此，他下决心在下面的情节和叙述里不再触及她，或者是牢牢的把握住她。他甚至认为应该感谢她带给他的一切。因为，他想，假如真的把这些思想和情绪当作痛苦，那么，正是这种感情和痛苦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他不相信痛苦是圆形的轮回，就着这个东西可以回复到从前，就是说，可以让时间以故事情节或外壳的形式复活。 “应该相信灵魂，应该相信永生”，“牺牲就是生命” 林相信秦的存在，就在这间屋子的这个时刻，这个念头很强烈。是的，她就在这间屋子里，就在这些意念和空气里，在她的嘴唇和怀里，在她没有流出的暗自哭泣的眼泪，就在这封信里。秦，你就在这里，在我心中值得流传的诗篇里。你的温柔，温柔的令人隐约发痛的悲伤已经占据了我的记忆。我知道你会离去，我可怜的情人。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有那么一瞬间，林出乎意料地感到一种面对无边无际的潮湿的初春旷野的轻松和空荡。是的，她应该走，在另一条褐色的风景迷误的小路上，迂回曲折的回家，回到自己身边。 他翻身起床，点燃了两只白色蜡烛。是的，我怕黑夜，怕月光，林自言自语。可是，我毕竟不能如此，活在忧郁和伤感中。我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又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吐出一串串烟圈，烟圈一整齐的圆形上升，最后，慢慢的消失了。一切都会是这样，林掂了掂残余的烟头，然后扔到墙角。一切东西，有形的、无形的、美好的、伤心的，都会这样。他抬头看到墙上的两幅素描:一幅是耶稣十字架上受难图，一幅是少女头部的炭黑铅笔速写。 你瞧，他回来了，回到了这儿，从各各他的十字上和那间神秘的墓室，他身上还散发出死前嘴唇上沾着的被海绵吞噬的醋味，交织着墓室的幽凉清纯。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你这被称为基督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荣誉使你升了天，在天父的右侧，将审判末日，死者和生者。目前为止，他还是贴在这儿，贴在墙壁上的黑色符号。 “你信上帝，信耶稣基督”，那是秦第一次看到这幅占了墙壁大半位置的黑色油画，她感到恐惧、感到惶惑不安。不，应该是面对黑十字架和固定在画面上耶稣肉体中的宁静的痛苦和被掩饰被扭曲了的呻吟强烈的震撼了。油画的颜料在流动，沙漠的干燥，临死前对生命的占有和拥抱，经书中的耶稣是如此的大度、安详。与其说是体会到生命被毁灭时的恐惧、不安，倒不如重新看到一股充溢着活力与血腥的无形的东西从颜色中崩溃而出。不可抗拒地涂满小屋。 “复活在我，凡信我的必得永生”，“复活，永生是灵魂。拯救人类的愚昧、无知。引导人们渡向善的彼岸。耶稣就是仁慈、善良、博爱的化身。几千年过去了，耶稣基督这种牺牲生命和引恶渡善的精神，为人类留下了辉煌的宗教艺术。上帝并不是万能的，他只是人类思想中仁慈和善良的最宝贵部分。他创造了痛苦、欢乐、绝望、希望赞美诗和流浪者歌谣，创造了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谬误，最重要是他创造了坟墓，屹立于人们重返家园之前，他为人类设置了陷阱坎坷于通往自救的路上。 信仰时代、骑士时代是人类历史对基督宗教的垂青。可是，永远不会回来了。但丁，多么了不起的灵魂的伟大化身，他走出了迷茫，把赤裸裸的灵魂的境遇真实而无可替代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里的地狱多少还具有从外部对人进行惩戒的预示的话，如同法律对罪犯必须实施惩罚一样，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为什么要用地狱作为我们必须得救的相对面来确立它自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呢？原罪是存在的，但这里的原罪并不是象基督教义所说的，由于亚当夏娃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有了智慧和廉耻之心而必须遭受上帝的惩罚，生命的原罪在于认要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选择爱与被爱的权利，他指望成为自身的立法者并且必须承担为此所要付出的一切代价，这无疑是冒险是对至高无上的造物住的懴越。因此个体是无罪的，他唯一的罪在于他的诞生所要克服的死亡之恐惧。 艾略特在《荒原》勾勒出人的精神处境是但丁地狱篇的现代注脚。他们毕身都在拯救人类灵魂的途径与可能，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得到了永生。他们的作品是熠熠闪光的丰碑，矗立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特定时代文明的代称。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人的激情与灵魂得到了升华，可是，高峰背后的阴影，就注定散落在我们面前。比黑暗更恐怖，靠我们的生命体验和每时每刻运转的思想，可以触及那些高耸入云的峰峦。那是进入悲惨的地狱之路，是进入永劫的人群的道路。现在，这一幅画的唯一价值就是提醒林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只有献身，才能永恒。基督教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经文，而在于曾经生活在人类中的耶稣的那次受难。因此，艺术的价值就在于牺牲肉体的有限生命而创造出另一个无限的生命，也就是为艺术殉道。艺术家的全部生命在于他的作品，当他的作品一旦蕴含了他现实的生存状态所不能超越的高度时，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升华到了另一种境界。 这时，他的意识中清晰地出现了一系列名字：叶赛林、海明威、川端康城、海子、王国维。这些以自杀和艺术来完结自己生命的人已经靠近十字架。可是，我，林，你的艺术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准确的表达内心意识的形式，生命体验还不深刻，还没有达到独特的程度。你也想自杀，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与你完全是另一种关系，你生活的不很辉煌，也不是最暗淡无光，瞧，这就是你的真实境遇，在夹缝中，非此也非彼。死亡的毒刺根本没有触及你，地狱的胜利也遥遥无期。你拿自己怎么办？你选择写作，或者写作选择你，完全是因为你感到在如此想象无法达到的彼岸，竟有这么一个空间容纳你、理解你、支持你、热爱你，那些都是有灵性的，这幅耶稣受难图唤起了他们的灵性。桌上堆着零乱的稿件，几个札记本和一些翻开的书。秦就在那些蒙上了薄薄灰尘的稿件里向我慰问，并用手指触摸额头。 我还是每天应当这样写点东西，关于秦、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关于个人生活的思绪。我知道有些作品是写给她的，但时间在严酷的修正它们，我也在不断的涂改和换词，同真正的原型，相去甚远。但是，我不允许自己过分坦率的披露自己的感受和臆造过去，这样会伤害同我的感受有直接关系的人们。我尽量让血肉相关的热气腾腾的尚未完全冷却的东西慢慢接受冷处理，代之以平静之后的广阔，把这种个别情形提高到大家都熟悉的感受上去。我觉得我应该尽力达到使人精神升华的境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的精神的共同感受吧。 最后听到那古旧而破响的钟声，声音清新、活泼，充满了温暖和喜悦，久远以前的激情自由而浑厚，从钟声中飘出明亮的雀跃的语言，在空气里自由的飞翔，每一次轻微的震颤都那么富有灵性，长驱直入内心深处，秦、自己都如一些影子在努力隐退，钟声掩盖了一切，小屋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钟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充满了整个空间。 2014-8-19 整理于内江 《独立》精选二十周年 （1998-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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