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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给你了什么?我答不上来。

 刘飞宏33 2020-07-28

编者按:

“创意写作”作为学科建制进入中国高校,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然而,教育界对于“创意写作”的热情,似乎并未消弭长久以来人们关于“作家能否培养”“写作是否可教”的疑虑,反而引发了进一步的追问:

写作如何教,又能学到什么?体系化的写作课程与千差万别的文学实践、可以分享的文学知识与无法量化的文学创意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源自海外的学科理念与操作方式,怎样和中国文学语境对接,和不断变化的文学现场、媒体生态联动?工作坊与写作课所提供的启迪,和写作者在自我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有何差别?当创意写作专业走出的作家集聚为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否会带来某些具有现象性的新变?凡此种种,有必要拉回文学的、本土的、个体的视野之中,加以考察。

有鉴于此,《中华文学选刊》“聚焦”专题试图从“现在进行时”的角度观察“创意写作”——不是业已定型的理念,也非事关未来的愿景,而是此刻正在文学现场中展开的实践进程。这里编选的文章中,王宏图教授以宏观的视角概述“创意写作”的前世与今生、潜力和限度,张怡微、汪雨萌、朱婧三位来自第一线的青年学者,以切近的方式讨论“创意写作”教学与研究实践之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亟需回应的问题与有待探索的方向;同时我们也以“笔谈”的方式,邀约曾在海内外各高校接受创意写作专业教育的作者,结合自身体验与认知,分享对于“写作的教与学”这一话题的真知灼见。

今天这篇是朱山坡的笔谈文章《作家可否“培养”》。朱山坡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经历了系统的文学培养、训练后,他认为,创意写作只是一种训练写作方式,“天赋固然重要,训练也必不可少,但‘热爱’‘悟性’才是成功最大的因素”。

作家可否“培养”

文 / 朱山坡

我是一个伪球迷,没有国足重大比赛时,只喜欢看梅西和C罗踢球。绝代双骄,若只能爱其中的一个,这会让我左右为难。梅西靠天赋,C罗更多靠努力。梅西踢球的方式令人赏心悦目,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囊中探物之本领,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拥有同样的能耐,在“留给中国队时间不多了”的绝境中靠一己之力拯救中国足球队但大多时候我更欣赏C罗,他对比赛的专注和对胜利的渴望让我自愧不如。

我想,如果C罗是一个作家,像踢球那样对待写作,我一样无法与他匹敌。虽然像梅西和C罗这样的球员无一例外经过严格的训练,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培养和训练出来的。他们成功的因素太多了,训练只是其中一项而已。天赋固然重要,训练也必不可少,但“热爱”“悟性”才是成功最大的因素。

你知道,我说的是写作。

“创意写作”作为学科建制进入中国高校,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我只是听说过,从未见过,想见识见识。但对于创意写作到底是什么,依然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有些学校正在创意写作的道路上高歌猛进,成果丰硕;有些学校的创意写作已经误入歧途,饱受质疑;一些开始打着“创意写作”招牌的高校,现在竟然要跟创意写作撇清关系……其实,不必把创意写作神圣化,也不必将它妖魔化。创意写作就是一门技术活而已,是训练写作的一种方式,跟足球的青训意义差不多。青训能出不少优秀球员,可街头也能出足球天才。专业训练往往技高一筹,但野孩子更擅长野蛮生长。

在其中,是否有悟性,往往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可塑之材。悟性是天生的,后天可以提高,但主要靠天生。莫言谈到当年还不懂如何写小说的时候,有一天读到《百年孤独》,才读几页便扔下书开始写小说。他说,我已经知道怎么写了。我相信许多优秀的作家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梅西曾经说过,从不看别人怎么踢球,因为他觉得没必要看,别人懂的他懂,别人不懂的他也懂,天生的,没办法。C罗平时很认真研究、琢磨别人怎样踢球,然后反复练习,把自己不懂的全学会。

我是一个野孩子,因为自知身材瘦小无望成为侠士,便从小希望成为一个文人。作家在我心目中异常神圣,仿佛他们是天上的星斗,专门在孤独深邃的夜空中闪烁。我幻想能成为其中一颗,哪怕是最不显眼的那一颗。我无比向往大学中文系。只要听到“中文系”三个字,无论何时何地,我都热血沸腾,仿佛是有人在万众之中呼唤我的笔名。读高中的时候,我的书桌、饭盒、课本、日记本、给远方的信上,都写上了“中文系”。因为我以为只要能读上了中文系便能成为作家,也只有读上了中文系才能当作家。

但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差三分没能上大学中文系,只考上一所财经学校。两年时间里,每天花三个小时练习打算盘。毕业时,我练就了一手好算盘,自信打算盘的熟练程度远超村里的会计。但回到村里发现,连小卖部的老头老太太都已用上了电子计算器。父亲问我,这两年,除了学会打算盘,你还学到了什么?面对千辛万苦供我读书的父亲,我羞愧地支支吾吾回答,没有了……我以为父亲会奚落我一番,但他宽容自豪地说,什么狗屁没学到也不要紧,你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这就够了。

其实我向父亲隐瞒了一个重大事项:中专两年间,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十几篇“豆腐块”,自认为“文学作品”。这才是我内心最坚挺也最柔软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文学,我的算盘可以打得更好。

许多年以后,我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作家,但我依然觉得自己还不是正宗的作家,底气不够。因为没有经过中文系训练,不是科班出身,登不上大雅之堂,就像一个街头踢野球的孩子,是不能参加正规比赛的。在三十四岁“高龄”之时,我才羞涩地走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并在那里待了两年。

每一节课,我都十分认真地听,做了许多笔记,接触了许多文学知识,终于有老师严肃地跟我咬文嚼字,放大到一号字体认认真真地分析文学作品,梳理古今中外的文学流变,讲述文坛掌故和作家的风流逸事。我明白了,读中文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让你接受文学训练,而是“文学史训练”,但并不是说这对作家的成长没有好处。我觉得我是有收获的。这些收获是潜在的,是碎片化的,有些跟文学有关,有些跟文学无关,有些东西渗入了骨子和血液里。中文系能使热爱文学的人更热爱,使厌恶文学的人更厌恶。我算是补了中文系的课,像缺奶的孩子长大后拼命往身体里灌牛奶,让我心里踏实、明亮:我也是读过中文系的人。如果有人问我,你说具体一点,中文系给你了什么?我答不上来。如果我是一棵树,很多好心人给我浇过水,但不能确定哪一勺是有用的、哪一勺白白浪费了。

时隔十年之后,2017年,我上北师大中文系读研究生,脱产一年。人到中年,再进课堂,感受跟以前大不一样,我依然保持着积极上课、专心听课的热情,只是,觉得这次上中文系的时机晚了一点,心里想的更多是创作而不是泡图书馆。但这一年我还是觉得异常珍贵,并不仅仅是因为再次印证了什么。

现在的中文系大多改称文学院了。换汤不换药,还是熟悉的味道。

中文系欢迎你!

曾经有立志当作家的年轻人填报高考志愿时特意来征求我的意见:“选中文专业好还是选工商管理专业好?”我犹豫再三,回答:“其实你还可以考虑金融专业的。”

朱山坡
1973年生,广西北流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2017年至2020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研究生班,文学创作方向硕士。已出版长篇小说《懦夫传》 《风暴预警期》《南国佳人》,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灵魂课》《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等。现为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刊于《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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