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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篇萧乾先生的《北京城杂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这就是文人学士无数次提到北京城的琉璃厂了。“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了不少书”。正是因为此，萧乾先生非常留恋怀念琉璃厂的旧书摊，并盼望有一天北京还能有这样的旧书摊，来让那些“知识分子互通有无”。
其实，那时候喜欢逛琉璃厂旧书摊的不仅仅是萧乾一样的“儒生”，一些“士大夫”对此也情有独钟。只要我们翻看那个时期这些人的日记或者笔记，都能在琉璃厂旧书摊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从翁同龢的日记中，我们知道他是从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开始“游厂”的，并且连续四次前往，这与李慈铭第一次逛厂甸时间相同，而且他们还都在1860年的正月十三和1861年的正月初十分别去了厂甸，只是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不相识呢还是没有遇见，日记中都没有提及对方。所不同的是，翁同龢大都“无所得”，李慈铭多是收获颇丰，“捆载而归”。
晚清文人学士中，没有逛过厂甸的，还真不多。《藤阴杂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程晋芳送给袁枚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袁枚看后立即笑道：“此必琉璃厂也。” 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林则徐在1816年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三的日记中分别写道，“上午剃头，赴琉璃厂，晚回”；“上午观厂，晚回”。早出晚归，一逛一整天，琉璃厂旧书摊的闻名程度，从此也可见一斑了。
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燕京岁时记》中这样写道，厂甸“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在1935年冬在厂甸觅得此书时，也没忘记给厂甸续上一笔：“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亟购归，虽只寥寥十三叶，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郑振铎在《燕京岁时记》题跋中，也曾提到厂甸，“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这就是人们喜欢逛厂甸的真正原因了。
当然，在我的印象中，最喜欢逛厂甸的还数鲁迅先生。著名国画家王羽仪在他的《旧京风俗百图》中这样题道：“鲁迅寓京期间，很爱逛厂甸，每年春节必去，而一九一三年集市的半个月间，竟去了七次。他去厂甸，旧书摊大概总是要去浏览一番的。”这话一点不假，两天一次，鲁迅先生在日记中不但把去的次数记得清清楚楚，还把购书册数和名称以及所花银两等，写得一清二楚。
无论是晚清还是现代文人学士，只要到过北京的，几乎没有没逛过琉璃厂旧书摊的，我们从他们的日记或笔记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底蕴，更是一座精神家园，这座精神家园里的浓浓书香，永远在我们的心头萦绕，不灭不绝，辉映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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