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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读潘荣陛在乾隆年间写的《帝京岁时纪胜》，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引起我的注意，“每于新正月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很明显，这是写琉璃厂书市景象的。的确，晚清文人学士大多爱在春节期间逛琉璃厂书市。 萧乾在他的《北京城杂记》中就曾经说过：“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了不少书。”正是因为如此，萧乾先生非常留恋怀念琉璃厂的旧书摊，并盼望有一天北京还能有这样的旧书摊，让“知识分子互通有无”。 其实，那时喜欢在正月里逛琉璃厂旧书摊的，不仅仅是萧乾一样的“儒生”，一些“士大夫”对此也情有独钟。只要我们翻看那个时期的日记或笔记，都能在琉璃厂旧书摊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从翁同龢的日记中，我们知道他是从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开始“游厂”的，并且连续四次前往。这与文史学家李慈铭第一次逛厂甸的时间相同，而且他们还都在1860年的正月十三和1861年的正月初十分别去了厂甸。所不同的是，翁同龢大都“无所得”，李慈铭多是收获颇丰，“捆载而归”。 据《藤阴杂记》记载，程晋芳送给袁枚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故书。”袁枚看后立即笑道：“此必琉璃厂也。”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林则徐在1816年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三的日记中分别写道，“上午剃头，赴琉璃厂，晚回”；“上午观厂，晚回”。早出晚归，一逛一整天，琉璃厂旧书摊的闻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燕京岁时记》中这样写道，厂甸“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有意思的是，周作人1935年冬在厂甸觅得此书时，也没忘记给厂甸续上一笔：“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亟购归，虽只寥寥十三叶，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郑振铎在《燕京岁时记》题跋中也曾提到厂甸，“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 当然，在我的印象中，最喜欢逛厂甸的还数鲁迅先生。国画家王羽仪在他的《旧京风俗百图》中这样题道：“鲁迅寓京期间，很爱逛厂甸，每年春节必去，而一九一三年集市的半个月间，竟去了七次。他去厂甸，旧书摊大概总是要去浏览一番的。”这话一点不假。两天一次，鲁迅先生在日记中不但把去的次数记得清清楚楚，还把购书册数和名称以及所花银两等写得一清二楚。 胡适于1937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教完课后，与毛子水一起逛了厂甸，但由于天色已晚，只买了几本书。2月24日，胡适又“与子水同游厂甸，只到土地祠一处，买了一些杂书”。这些所谓的杂书，分别是《朱子百选》《晦明轩稿》《历代法宝记》《封神演义》等，共计十本。一处就买了十本，可见胡适也是个真买家了。就在胡适与毛子水逛摊的次日，朱自清与沈从文、林徽因、杨今甫、金龙荪一行五人也把厂甸逛了一遍。朱自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逛厂甸……今日为旧历上元节，西四牌楼一带，人如潮涌。”可见当时的热闹景象。 刘知秋在谈到《燕京岁时记》时说，富察敦崇对琉璃厂的描写，与他所见“大致相同”，但富察敦崇写得“过于简单”了。为什么刘知秋敢这样说？因为他“从1927年到1936年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他的兴趣爱好，也从小时候的“食品、玩具”，慢慢地变成后来的“旧书、旧画”，所以他对“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家居琉璃厂附近的语言学家周祖谟，记忆中也是每年都逛正月初一到十五的厂甸庙会，从十六七岁起，开始“买起喜爱的古书来”。 其他还有诸如戴璐、陈康祺、叶昌炽、缪荃孙、周肇祥、姚华、张中行、钱玄同、刘半农等等，无论是晚清还是现代文人学士，只要是到过北京的，几乎都逛过琉璃厂旧书摊。从他们的日记或笔记中，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在日记或笔记中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底蕴，更是一座精神家园，这座精神家园里浓浓的书香，将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 [责编：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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