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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科举可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试，无数人寒窗苦读十余年，就是为了金榜题名。不过科举考试在古代，可是男人的专利，女性是无权参加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女性对于科举就毫无看法，正好相反，女性对于科举的态度反而更加重视。那么明代生活中的女性，到底都是如何看待科举的呢？  一．当奋祖鞭以看花苑一一科举改写命运明代小说中，不少女性对科举持肯定态度，对科举制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怀有通过科举改写自身与家族命运的意愿。 与很多文人士子一样，她们在对待科举上，呈现出一种积极态度，将生活境况的改变与科举联系在一起，在行动上体现出有意识的接近科举、接近儒生。在这种积极的科举观的推动下，她们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体现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女性亲自参与科举，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进学读书、参加科考，如闻蜚娥；另一种是通过身边的举子达成目的，在与举子的互动中，借助科举来实现身份地位的提升，这类女性在小说中占绝大部分。这类敢于改写命运的女性角色的书写，实际上是明代中期以后，个性思潮的生动体现。 在明代新的社会思潮的带动下，一些小说中出现了张扬个性、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她们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以科举制度作为改写命运的契机。 明代小说中，有女性亲自参加科举考试的情节，彰显了女性拟通过参与科举考试，改善社会地位的科举观。尽管女性被科举考试排除在外，但小说中女性参与科考的情节，无疑是对人的自主意识的张扬，是对明后期个性思潮的迎合。  在男子将读书登科，视为分内之事的古代社会，这种敢于挑战命运、才智并举、主动将举业大任承担于自身肩膀的女性，是作者书写的重点。 《二刻拍案惊奇》中，《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里的闻蜚娥参与科举考试，便是出于提升家族社会地位的考虑。 出身于武官世家的闻蜚娥从小胸怀大志：“模样虽是婚婷，志气赛过男子”，发奋勤学，只因“见父亲是个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说是个武弃人家”，为了家人不被世人看轻，闻蜚娥承担了本属于男性的举业责任，体现出“才”与“志”的并举。  “才”的突出是她刻苦读书、参与科举的必要条件，但更为难得的是，她志不逊男。她不因女性身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有着极强的竞争意识，为了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与父亲的处境，她选择女扮男装进入学堂接受教育。 经过数载苦读，以“闻俊卿”的身份考取童生，取得参与乡试的资格。闻蜚娥的才华虽为她带来了“科名”，但她深知自己的性别无法长期扮演举子，只好拒绝参加乡试。  闻蜚娥的形象，与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中的黄春桃类似。虽然两人最终都回归到男权社会中的传统轨道，但比起其他女性来说，她们己然突破家庭范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施展了才智，体现了异于普通女性的科举观，展示了作者对于突显女性意识的大胆尝试。 小说中属于市民阶层的女性人物，也许并无出众的举业才华，但却擅于识人、独具慧眼，当她们发觉身边的儒生，具有较高的科举才能与道德修养后，便会努力接近儒生，同时改变自己的命运。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在上元节与秀才张舜美相遇，见张舜美才华出众，料想他未来在科名仕途上将有所作为，便倾心于他，发出“我因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里金珠”的感叹。 二人在私奔途中走散，舜美误以为素香死于非命，立志终身不娶，勤学苦读，考中解元，赴会试途中与素香重逢，后高中进士，两人偕老终生。这种能够“慧眼识凡尘”的女性，在《刘生觅莲记》中也有体现。  《刘生觅莲记》中的名妓文仙，欲寻觅一有文才之士嫁之，发觉刘一春有登科之才，对刘生表达功名必得，亦应奋志勤学之意：“吾亦阅人多矣，多伶多俐，多才多美，无逾于君。当奋祖鞭，以看花苑。”心中认定刘生后，为其守身不再接客，历经曲折后与刘生再续前缘，完成夙愿。  《醒世恒言》中，《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里的张淑儿因慧眼识人、搭救举人杨元礼而得到回报。杨元礼与同年落入寺僧圈套，只有杨元礼一人幸免于难，张淑儿见杨元礼谈吐非凡，设下苦肉计将他放走，杨元礼中探花后遵守约定与张淑儿完婚。 张母得知前日逃走举人成为探花时，惊慌失措，张淑儿才对母亲坦白：“其实那晚见他风格超群，必有大贵之日。”。《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拍案惊奇》)中的陆蕙娘，也有识人之明，见举人朱源有君子风度，助他逃离骗局，自己也成为知县夫人。  此外，明代小说中的焦文姬、马琼琼、金玉奴、蔡瑞虹、曹妙哥等人，都怀有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观念。 在这种科举观的引领下，她们接近科名有望的儒生，帮助儒生读书应举、或拯救儒生于危难，有勇有谋、独具慧眼，试图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在士子名题金榜之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实现了依靠科举发迹之梦。 二．崇文重举以才显贵一一科举维系门第在明代一些描写科举情节的小说中，一些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女性人物，能够将物质享受暂且搁置，不计较短期的享乐，独爱才子，重视科举。 实际上，小说中这类有着高贵出身的女性，是将科举看作维系门第的桥梁，比起金钱，男性的文化层次对于她们而言更加重要，体现出答缨世族阶层女性特有的科举观。  如果说在明代小说中，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的平民女性，接近科举是为了改变命运、改善生活水平，那么，上流社会中的一些女性接近科举，则是出于维系“文化门第”的需要。 封建社会中，上层阶级重视“文化”的现象由来已久。早在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就以家族深厚的文化传统为荣，常以家族的文化素养引以为傲。  “魏晋山东士族起家于东汉末年的经学世家，子孙继承父祖学业，历官清显，往往以清显贵”，这里所指的“清”便是家风附着在人身上的体现，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使人沾染上“显贵”的气质。 可见除了政治因素外，文化因素也是门阀士族，被世人所重的一大因素。 如《云溪友议》中《辞雍氏》就记载了文士备受推崇的例子，雍某为扬州武官，怀有爱才之意，以重金招文士崔涯为婿，没想到却不受女婿待见，崔涯对他毫无尊敬之意，竟在公开场合称他为“雍老”。 崔涯怠慢岳父固然不合礼数，但他对武人的轻视，也反映出唐代“重文”风气的浓厚。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得到长足发展，高宗时期宰相薛元超以“不以进士摧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为平生三大遗憾，没有进士及第成为遗憾之首，可见科举出身己经可以同娶“五姓女”相抗衡，重文思想越发被人们所认同。 比如明代士人杨自惩的妻子张素纶，张氏出身仕宦家族，其父看中杨自惩勤学强干，便将女儿许配给他，许多族人因杨家贫穷极力反对，有人劝张素纶“汝父陷汝于贫家，将终身不任困苦”，但她仍毫无动摇之意，张父感叹:“吾固知吾女志识不凡。”，这说明嫁给杨自惩，不仅出于父亲之命，还是张素纶自身的意愿所致。 这种现象，在《拍案惊奇》的《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中也有体现。富家小姐金朝霞，认为有才的举子完全与自己门当户对。经历波折嫁给穷秀才韩子文后，见他“才貌甚是相当，哪里管他家贫？”，心中欢喜，足以说明金朝霞对“才”的重视。 她认为举子虽贫，但举子的文化背景能够与富室匹配，而且当时韩子文还未及第，他的才华及科举潜力便是女性眼中的“门第”。 《醒世恒言》中《苏小妹三难新郎》就非常典型，苏小妹选择秦观为成婚对象的原因，便是看中其才华，之所以选择才子，是出于维系家声门第的需要。 小说中苏小妹出身名门，家父苏询与两位哥哥苏轼、苏辙都是以才显世的名儒，苏轼、苏辙更是同科及第，名倾朝野，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苏小妹深受影响，才华横溢。 苏询在择婿时，有意为女儿“妙选天下才子”，许可她亲自鉴赏每个求亲者的窗课，苏小妹依靠自己的文学修为，选出科名前途极佳的才子秦观，让秦观中试后才与之成婚。 小说不仅描写了苏询为女儿择婿时的心态，还突出了苏小妹本人对科举的看法，在秦观欲完婚之际，苏小妹提出了“象简乌纱”的要求，将科举成名作为婚姻的前提。这种科举观的背后，是维系“文化门第”的需要。 小说中对秦观的家境未作描写，却有意将才子之才大书特书，秦观的文才成为与苏小妹成婚的资本。在以学问为“家业”的苏家，婚姻也体现出明显的文化交流意味，只有与才子联姻才能使苏家的“文名”得以延续，维系家门良好的文化传统，毕竟文化背景是维系门第的重要保障。 可见科举制度在古代女性的心中的重要地位，也渗透到了女性文化之中，可以说是整个明代的特色文化之一，也反映出古代女性在封建压迫之下的无奈与悲凉。 参考资料 【1】徐志平.晚明话本小说石点头研究 【2】陈益源.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 【3】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 【4】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 【5】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 【6】刘海峰.中国考试发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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