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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有知己的朋友问我恨不恨文化大革命？我只是摇头，一笑置之。掏心掏肺地说，由于时代的缘故我是一个和文革难以割裂的人，这既无关乎这场政治运动的功与过、对与错，历史自有公论。它不在乎我个人在这场空前的运动中所经历的荣与辱、血与泪。一九六一年我从太子的乡村小学考入“阳新一中”初中部学习，一九六四考入阳新高中（阳新一中高中部），到一九六八年冬正式离校，我在这所古老的学校里整整度过了近八年的求学生涯，属于地道的老三届。当年能考上初中的学生都很少，能考入县重点中学的学生就更是凤毛麟角。如果一九六六年没有爆发文化大革命，我坚信：在与我同届的一百多名同学，绝大多数人都能考上大学，从而追逐自己的理想、体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可我不仅与同学们一样“大学梦碎”，而且被文革的滚滚洪流裹挟着，先是被推到风囗浪尖之上——成为学生红卫兵的“领袖”、出任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九六九年“九大”之后，我作为回乡知青，回到我的家乡劳动煅练，先当农民，后当生产队队长。后来我又被派到富池电排站和后山乡水库工地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也经受了当时弄潮儿所经受的历练，我返回故乡，过上中国几千年农民的农事生活，从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普通农民。当时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什么尴尬、难堪、耻辱都没有想过，只是庆幸能留下一条小命本钱。对于处在困难中的我，像土地一样宽厚质朴的父老乡亲们，用他们的大仁大义接纳了我，用他们温暖的怀抱捂热了我那巳经失去知觉、冰冷到极点的心灵，给我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当时大队的刘支书对我的处境十分的痛惜，是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将我举荐到刘政小学当代课的民办教师，对于支书的看重，我没别的办法报答刘支书的知遇之恩，凭着“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较札实、丰厚的知识，将全身心的精力，倾注在孩子们身上，无论是在哪个小学教书，我所带的班级，都实现了由后进变先进，次次全学区统考，几乎都是第一名，多次荣获教育组和县教育局的表彰，成了“名师”。我的工作成绩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先后提拔我当了多所学校的教导主任、校长和片长。后来我抓住机会，在全县民办教师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搭上了我人生中的最后一班车——转为公办教师，终于摘掉了“民办壳”的帽子！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比大作家路遥先生中篇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幸运多了，虽然历尽劫波，但是晚景还算不错。比路遥本人，我更加庆幸。我与路遥年龄相仿，曾经都是文革洪流中的出色弄潮儿。他为了创作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四十三岁的英年就离开了人世，而我尽管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我比他多活了三十余年，今年七十有四了，身体还比较健康、生活也较安逸，儿孙满堂。路遥先生有几句名言：“人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奋斗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要咬牙坚持下去。”这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以视为我在人生中艰难爬行的鞭策语。 在我七十余年的人生轨迹中，有成功有失败、有奋斗有失利、有挣扎有沉浮，但伴着岁月的流逝，我大多数都淡忘了，唯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在阳新一中七个多春秋的求学生涯，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阳新县仅有几所中学，其中重点中学仅有阳新一中一所学校。这所中学有近百年的办学历史，校园文化底蕴深厚，培育过大批的英才，在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中，从这里考上进士等功名的学子就达上百人之多。到民国时期，阳新一中巳是省立重点中学，像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爱国志士的石瑛（曾任民国时期南京市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省政府参议）曾受业过儒学。全国政协副主席贾亦斌、中共阳新县委第一任书记罗伟、中共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罗冠国等革命烈士，都是阳新一中毕业的学生。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阳新一中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我作为一个贫寒的农家子弟，能够考上这所享有盛誉的学校求学，实足荣幸、深感欣慰和自豪！一九六四年中考后，我在家里一边务农，一边望眼欲穿地苦等着阳新一中的录取通知书达三个月之久，直到开学一个多月之后我才收到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原来是一个代理收发报纸和信件的大队干部家属没有及时将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在报纸堆里里积压了一个多月）。我捧着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喜极而泣，立即奔向田间向寡母（我上初中时父亲就病故了)报告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书，像读“天书”一样惊喜不巳，哆嗦着说：“崽也，恭喜你……恭喜你……要是你爷（父亲）还健在该是……”我母亲语无伦次，泪水纵横。这一夜我母亲通霄未眠，为我上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她的心着急煎煮。第二天一大早，我母亲就狠着心将家里仅有的一百多斤小麦挑去卖了，作为我上学的费用。可是当我来到学校找到班主任冯林老师报名时，他说你迟报名了一个多月，按照学校规定，你已经被除名取消入学资格了。见我一脸愁容、呆若木鸡的样子，他动了恻隐之心，告诉我去找学校教导主任许宏蕴老师试试，看许主任能否帮我解决一下。听了我的诉说和遭遇，许主任十分同情，与校长商量后，把我插到高一（2）班就读。我把对许主任的感激之情化为奋发学习的无穷动力，上学两个月后，我就把缺了一个多月的课补了上去。因为我初中的学习基础比较牢固，加上我特别发奋努力，在一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代表班级参加竞赛夺得了班级第一名。后来我的一篇作文又得到语文老师何云肯定，作为范文在作文课上评讲。不久之后我加入共青团，还担任了学校学生会的生活部长。文革爆发后，我和同学一起“中流击水”，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对百万红卫兵的检阅。后来，我被推选为学生领袖，成了阳新高中的风云人物。时光转到一九七六年，我一直在家乡教育界供职。如前文所述，深陷入二年之久的内查外调。 再后来，我在太子教育片片长的岗位上提前内退，就去经营废品收购站以及协助儿子经营电力工程公司。稍有积累后，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慈善事业，帮助家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关事迹，刊登在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的《黄石日报》上，也算是我“老有所为”的一点实际行动吧。 
程良开，男，1946年生，阳新一中“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后任文革时期阳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晚年成为民营企业家，经常做一些慈善事业，且不留姓名。 《新东西》编辑部 征稿启事： 1 、原创首发，诗歌（除旧体诗词外）、散文、小说、评论、收藏、书画等作品，拒绝一稿多投。百字内简介加个人清晰生活照一张。 2、作者文责自负，如有抄袭侵犯他人权益，本平台不承担任何法律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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