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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城关公社建筑队（金兴公司前身），我此时的想法是：念几年书，还不如学点手艺。俗话说艺不压身，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工匠手艺人。第一个上班的工地是修北湖路。此前北湖是没有路的，只有为了给去一中上学的学生们铺的高洼不平的炉渣路，水一大就过不去了。我们的工作就是八抬大夯砸灰土，整条路全是3:7灰土打起来的，因为灰土不怕水渗。路修完了又去了副食公司盖房，这期间工长看我有文化，又机灵，便收我为徒兼记工员。经过一年多的苦学，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一名合格的青年瓦工，从此我便开始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建工生涯。历史证明了我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三年上高中的同学们都毕业了，毕业就是失业。虽然能够上高中的同学家庭条件好些，但也得找工作挣钱，老大不小了，不能在家吃闲饭。我的老乡建华同学就是其中之一。他父亲是我们小学时的老校长，这时在公社管文教，他给建筑的负责人说了说，就让他去了建筑队当小工。巧合的是，他去的工地就是我所在的北湖桥北的建筑队办公室和渔业办公室工地。工头安排他给我当小工，事实给我俩开了个玩笑，他说：“操，让我这高中生给你这初中生当小工，真是笑话。”我也骄傲的说：“高中生高中生，白搭三年工，伺候吧，伙计。”俊华同学是我最要好的同乡同学。我哥哥结婚后，我没地方住，就和他同住他家的一间屋，我们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他高中毕业回村后，我俩经大队领导安排，和我们初中的同乡老师（抽调）筹备一个阶级教育展览和村史馆。于是我们师生四人，就以本村村民于连贵为题材，通过文字图画的形式，深刻地展现了他当年在日本当劳工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劳工的残酷迫害及非人的摧残。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展览办得非常成功，获得一致好评，一度引起县革委的高度重视，特派报道组的田干事，前来采访并进行报道，一时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是了不起的政治功绩，着实的给村干部和村里增了光露了脸，同时大队干部也出了名。由于这一举措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应，大队干部没有见好就收，而是锦上添花再立新功。于是又紧锣密鼓地在我们师生四人的基础上，又聘请了在本村代课的老师，我的同窗好友张志忠同学和本村的文艺人才，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志忠同学的加入给我们这支队伍增添了活力，他是我们班公认的才子，又是高中毕业，两位老师年龄也大了，已没有了激情，而志忠此时风华正茂，激情四射，集编、导、演、奏于一身。记得他创作的作品有相声《老农民上夜校》、表演唱《四个老婆儿学大寨》还有对口词等节目，他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我是一个兵》、《牧民新歌》更是一鸣惊人。一街大队党支部、大队革委会、大队团支部联合向他颁发奖匾，并由领导亲自把镜匾送到他家。奖匾上写道：奖给文艺先进工作者、文艺先进青年张志忠同志。那个时候，全国掀起学习天津小靳庄经验，要求村村成立文艺宣传队和举办赛诗会。由我们师生五人为台柱的这支年轻的一街文宣队，在全公社汇演时一举夺冠，为村里争得了荣誉，也是五七战校师生们的光荣。演出的成功和上级的宣传，引起了县文化部门的关注，抽调我们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排练地点在聊城地区工读师范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高唐师范）。学校校长是杜文英，一个解放前入党的老地下革命者，他的夫人就是高小时我们的张玉桂老师。她是脾气极好的人，她这时就住在我们一街村。看到我们参加全县汇演，很是高兴，便邀请我们几个成员去她家吃饭，其中有几位不是她的学生，她热情的说：“都过来吧。”于是我们几个就高兴的去她家吃饭，也忘了夫妻俩给我们做了几个菜，反正挺丰盛的，还有酒。席间我们的话题不知不觉又聊到我们刚编排的节目上，节目形式为枪杆诗，就其中反面人物的名字进行探讨。其中志忠同学说：“这个反面人物就叫‘杜坏水’吧，意思就是一肚子坏水，也押韵。”真是说者无意，听着有心，话音未落，我就看到杜校长老两口的脸色很不好看，我立刻意识到名字不妥，用脚轻轻踢了志忠一下，他仍不明白我什么意思，但意识到我是不让他再说了。干宣传队的脑瓜都灵，加之别人也使眼色，我们不再讨论名字，很快转入说笑的话题，老两口也随着高兴起来，临走高高兴兴的把我们送出门外。出门后，志忠同学就问我：“刚才你踢我一下干嘛？”知情的人都喜得哈哈大笑，这一笑，他更摸不着头脑了。俊华这才告诉他：“人家张老师她老头就姓杜，你把反面人物起名字叫杜坏水，你吃人家喝人家还糟践人家，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原来志忠不认识杜校长，把杜校长当成了朱校长，自己也乐了，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张老师夫妇的结合，知情人很少（且大都不在人世），充满神秘色彩，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杜校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地下共产党，而张老师不知为何，是国民党的“三青团”，他们本应是对立的两个阵营，他们是怎样结合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张玉桂老师那时年龄较大，师生对他都很尊重，人缘很好，为人谦和，友好，尤其对衣服破烂的穷孩子更是高看一眼，并力所能及的给以帮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人们的称呼，不管是干部、同事、普通的老百姓，统称同志。我认为这种统称，是有其原因的，以示我们是一个阵营里的同志，以免人们对她的过去有什么想法。不过有杜校长这个老革命罩着，加之张老师为人好，所以在文革中基本也没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次汇演阵容最大最豪华的是县文艺宣传队，演员阵容庞大，文艺精英集萃，乐队整齐划一，乐器精良，另有一中、师范学校音乐文艺老师任乐队指挥和导演，只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原来自以为我们在城关是最牛的，给人家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只有眼红的份。尤其志忠同学看到人家那个“D”调的竹笛，音质那么清脆悦耳悠扬，更是眼馋。说瞧人家这笛子多好呀！他也只是说说而已。看到他如此稀罕这笛子后，我和俊华就商量如此这般……说干就干，我俩趁午休偷偷溜进排练室，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笛子揣在怀里拿（偷）走了。我想这也不算偷，因为拿回去也是宣传队用，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就当吃大户呗。说起来好笑，明明是偷，却还有理，真是自欺欺人。当我把笛子送到志忠手里时，他如获至宝，问道：“这宝物怎么来的？”我俩说：“借的，不过没人儿，也没打欠条。噢，是没人拿来的，”我仨笑得直肚子疼。不管怎样辩解，这事做得反正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这一段逸闻趣事，权且美其名曰：为同学单肋插竹吧。1975年的大年三十下午，在东关老烈士祠大槐树下，我们一街文艺宣传队为村民进行了专场演出，很多二街、北关、东街的村民也前来观看，为当时文化生活贫乏的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文化盛宴。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次为村社员的汇报演出时的趣事，记得当时可能是正值批林批孔时期，由四个真老太太说”三句半”，谁知最后一个老太太，接半句时竟忘了台词，急得张玉桂老师提示三遍仍没听清。她自己只记得不是好词，便说道”反正不是什么好玩艺儿”(好长的半句啊)此言一出喜得社员们几乎差了气儿。
在毕业后的日子里，男同学基本上都与我保持着良好的同学关系和联系。与女同学则不然，除了本大队的以外，几乎与别的女同学未打过交道，即使彼此偶然相遇，也彼此一句话都不说，令人不可思议。我在城关建筑时，一次武装部的管理员，去要两个工人，给部里干些维修的零活。领导就派我和一个姓林的小工去了武装部家属区。我们对需修的各户进行维修，当修到西边一户时，发现这一家比其他家的房子要大些。管理员说：“这是康部长家，你们去吧。”进门后，部长夫妇都不在，只有康维彬同学在家看书。她高高的个子，性格内向，不拘言谈，爱看书。当她看到我时，有点惊讶。我们对视了一下，都没言语。她不主动说话，我也不给她说话，只看了一眼她正在看得书是爱尔兰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也是世界名著《牛虻》。我虽然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我看过奥斯特特罗夫斯基创作的世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翁保尔就读过这本书。其实我看的世界名著很少，个人观点认为中国是数千年四大文明古国，光中国的书一生也看不完，吃不透，何必再看外国书呢？我们那时的男女同学之间，一般都不交流，很少说话。之所以来到她家我俩仍旧延续了我们的“优良”班风，故伎重演，始终都没有7？主动给对方说一句话。后来我反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66一是她和我在校期间几乎没互相说过话，况且她是女生，有些害羞的意思。作为男生你不打招呼，她也不好意思主动和你说话，再说她本来就不好说话。二我的理由是：同学关系是不可否认的，再说我是到你家给你服务的，我来到你家，作为家庭成员的你，你是主人，我是客人，抛开同学关系，也应该主动给我打招呼，否则就是不礼貌或看不起人。我这想法是有原因的：她那时是部长的千金，按单田芳评书词来说是“人前显贵，傲里多尊”的大小姐，在县里属于“高干子女”，而我却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泥瓦匠，被人瞧不起也算正常。但我这、个人从来就是人穷志不穷，虽无傲气，但有傲骨，你不和我说话，我还懒得搭理你呢。不过这事只有我俩知道，为了维护神圣的同学情，从未给任何人提起过。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一次杨奎华同学为孩子在济南山东大厦举行的婚礼上，我们再相遇，使我对维彬同学的看法，有了彻底改变。那次去的同学较多，我们都热情的打了招呼，维彬同学和她老公特意坐到我们高唐来的同学桌上，热情的给我们桌挨个敬酒，共叙友情，热情的不得了，与我们毕业后的第一次见面判若两人。她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由于人多，我俩也没细谈。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宴会结束后，我们坐上大巴，等后面家属亲友的那辆，因人员未齐，车还未开动，维彬同学特意前来为我等送行。当时正值盛夏，烈日炎炎，午后的太阳更是骄阳似火。在这四大火炉之一的济南，散发着巨大的能量，似乎在有意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这时维彬和她老公在烈日下已站了一个时辰。同学们多次劝她回去，她却执意不肯。她老公热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只好到树荫下去等她。试想，一个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女子，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她有如此坚强的毅力，使她直到与我们依依惜别，目送我们远去啊！车驶去老远，我回头看了看，她还站在那里望着我们，这就是同学情，无论多少年不见，我们这些特殊年代的同学，其情难断意绵绵。同学们都被她的真情感动了，此刻我对她的误解也一扫而光，多么重情重义的同学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去年在外与在高的同学们建立了微信群，群名“东关工农五七战校初中同学”群，通过群聊，我与维彬谈起了那段刚毕业后不久（那时她上高中）的“趣事”时，她也感慨的说：“那时我们班的男生和女生都不说话，当时可能还是习惯性的吧，造成这种习惯的原因，至今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对武装部家属院的印象较深，因工作原因，我经常去各个家属院干活，什么样的都有，唯独武装部家属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的院“院风”很好，如果谁家和谁家的孩子打了架，都先把自己的孩子拉开，进行教育责骂，并互相道歉，彼此都不责怪对方或给自己的孩子争理。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孩子们吵了架，大人们出来责骂对方孩子，都给自己争理。有的孩子们没事了，大人们还争执不休，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影响很不好。其实武装部的军官太太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人工资拉家带囗，也不容易，阿姨们为了贴补家用，经常和我妈一块去直属庫缝麻袋。缝一条才几分钱，也够辛苦的。武装部家属院有我的五位同学其中只有徐建华是男的，他人高马大，人送外号“徐大马棒”，但他粗中有细，竟然把篆刻作到精微细致。其它四位都是女同学。站在语言的角度，我对她们四位女同学总的评价是“两说两不说”。两说之一是王香玲同学，她从小到初中都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天真活泼，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优异，男女同学都交流，语言能力很好。当然做为班干部这也是必须具备的，她工作能力也很强。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男同学打架，互不相让，打得难解难分，似二虎相争。别的同学都不敢靠前时，而她一个弱女子，却挺身而出，硬生生的把我俩拉开了。她出身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是老解放，他一心向党，政治觉悟高。当兵转业在市委机关退休后，还经常到学校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演讲报告等。香玲受家庭影响和性格使然，她应该算是会说好说。另一位同学武秀琴，她可是一个让全班同学为之骄傲的人物。她的名字与她的性格形成极大的反差，秀气不足，武侠豪气有余。她大大咧咧，敢作敢为，性格豪爽，根本不像女同学的性格，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就连男同学也惧她三分。她的性格倒随她的姓“武”，她还真可能沾了武姓的光。好像她初中未毕业就投笔从戎，应征到了人迹罕至的大西北，一待就是几十年。由于她坚强的性格和毅力，工作上敢打敢拼，作风泼辣，不畏艰险，经常被部队首长委以重任。她扎根边疆几十年如一日，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事业，历经磨难终无悔，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职务也有士兵逐步升至大校，由于年岭原因，差一点儿没当上将军。她是我们班当兵的同学中军衔最高的巾帼女英，也是我们“五七战校”的骄傲。几十年后我们同学再次相聚，她感慨万分，举杯畅饮，共叙友情。子女们三道金牌催阵，仍不肯离去，直到最后才一一告别。虽然人姓“武”，但却情切切，这就是那个敢说的女同学。另两位女同学与她俩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维彬同学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爱看书，尤爱看中外名著。其实她是一位不善言谈但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孔子《论语》中“文质彬彬”一词，也正符合她的性格和她的名字，她就是一“不说”。 二不说是张振平同学，她爸是县武装部政委，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身兼二职，还是县革委主任，可谓集党政军于一身的实权派，是风口浪尖上的大人物。他是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对老百姓平易近人，待人和蔼可亲，没一点官架子，在那混乱时期仍有较好的口碑。后来，另一派掌权，他首当其冲的受到冲击，军分区出于对老革命的保护，把他调到军区任参谋长，这才幸免于难，也就是这时振平同学与我们分别的，一别几十年杳无音信，至今仍未确切消息，亦不知安否？她与我同窗近七年，互相说话不过四五句。她虽身份显赫，但却为人低调，性格温顺，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穿一件洗的发了白的蓝上衣，与世无争，根本看不出是权贵人家的子女，倒像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子。关于她的去向，知道的人不多，据小道消息：她下乡时，受了点伤残，但不知是否属实。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感到十分惋惜，但愿不实。我们虽无过多的交往，但毕竟有六年多的同窗之谊，岂不痛哉？据说张政委离休后，举家迁回鲁南老家了，振平同学就是典型的不爱说。敬请继续关注下期连载…… 人生如茶 君子之交淡如水 投稿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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