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蒹葭芦苇荡 今昔沙家浜
文/滕敏杰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样板戏”兴盛的时代。那时，只要一听说学校包场电影，同学们便兴奋的饭都吃不下去，眼巴巴地盼着那张电影票，乖乖地站好队“一、二、一”进入电影院。等从电影院出来，淘气的男生手舞足蹈，学着里面的俏皮话或精彩的片段；女声则小声学着哼唱，看一部样板戏，得折腾一阵子。那时候没有电视、电脑和手机，看场电影就是最大的享受。每逢学校汇演或搞庆祝，各班级演出的节目也都是样板戏，自导自演。脍炙人口的当属《沙家浜》“智斗”那场：蠢笨的草包司令胡传魁；聪明机警的共产党员阿庆嫂；阴险狡诈的参谋长刁德一，经同学们一扮演，既稚嫩又可笑、既有漏洞又有相像之处。又比如“坚持”那场，郭建光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那铿锵的唱词和唱腔，响彻校园，植入心胸，以至于我成年后，终于登上泰山去看那青松。还记得我下一年级有个女班长，扮演郭建光，她同班的另一个女生扮演沙奶奶，“一个个像座黑铁塔”，精妙的唱词唱出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那时还有封建思想，男女生不好意思一起演戏，女扮男装一身灰制服，扎着腿绷，唱得全校师生“呱！呱！”鼓掌。尽管时光流逝冲走了许多记忆，但这红色的记忆伴随我们成长，影响着我们未来的人生。后来，我才知道，那精美的唱腔也同样影响着成年人，人们茶余饭后都在不自觉地哼唱，是那时代几辈儿人的精神食粮。 
历史无声，精神永恒。我终于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沙家浜，有幸阅览了热血铸就的革命纪念馆和芦苇密布的阳澄湖。打开这一页闪光的历史，我读到了那些动人的故事和《沙家浜》的人物原型。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是由三个人组成：郭曦晨、李建模、夏光，各取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他们三人都是抗日志士，后来都成为了将领。其中的夏光，就是三十六名伤员之一，一九三九年新四军西撤，留下了三十六名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他们坚持与日伪斗智斗勇，伤愈后成为常熟一代坚强有力的抗日武装。这和《沙家浜》里所说的十八个伤病员有出入。阿庆嫂的原型：范慧玲和陈二妹，前者是名党员，为革命辗转于常熟一带；陈二妹丈夫是名地下党员，她开的茶馆是地下联络站。沙奶奶等是千千万万抗日群众的代表。《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一九六三年进京演出，经毛主席提议改名《沙家浜》，后又改编成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纪念馆里陈列着血染的旧军衣、开线的鞋子、褪了色的军背包、子弹夹和旧军帽，裂缝的钢盔、斑驳的长枪和短枪、锈迹斑斑的长、短战刀……陈列品无言，却在声讨着侵略者的罪行；陈列品无声，却在高唱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民族凯歌；陈列品无语，却在向后人叙述这里曾经硝烟伴着战火，及战火中的动人故事。
沙家浜不仅是块革命热土，而且这里环境优美，芦苇茂盛，久负盛名的阳澄湖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人来观光；肥美的大闸蟹令游人们不得不慷慨解囊前来品尝。没到沙家浜之前，我常弄不明白，芦苇荡能藏人？而且还是一群人？想象不出稀稀拉拉的芦苇丛、茎和叶不比草粗、不比草高多少，是怎么把伤病员藏起来的？进了阳澄湖，我震惊了！粗壮的芦苇和浩瀚的芦荡一望无际，碧绿的湖水在苇荡中穿流。阳澄湖的芦苇比我们这儿的高粱杆还粗，芦苇叶有如我们这儿的玉米叶，苇高都能过房顶，五、六米高的芦茎举着浅褐色的芦花，在阳光的反射下光鲜亮丽，硕大的芦花儿有一尺多长，像把大扫帚随着微风摇曳。株株绿苇相拥相抱、密不可分，别说十几个人，千军万马也能隐匿其中，茫茫的苇荡真乃天然屏障！
说出来有些汗颜：我们东北的芦苇跟江南的芦苇没法比，大概不是一个品种吧！ 坐着手摇橹船，听着船桨划着湖水“哗啦！哗啦”，穿行于湖道中，高高密密的芦苇丛在身边慢慢掠过，甚至伸手就能薅一把苇叶，那惬意不身临其境是体会不到的。穿着蓝底白花儿小衫的村妇，打扮成阿庆嫂的样子，边摇橹边讲解，我们边询问边琢磨令人半懂不懂的南方话。大概意思还是听明白了，生活在沙家浜的人们，养殖的阳澄湖大闸蟹很畅销，旅游旺季像她们摇船的妇女，每天也有七百多元的收入，男人们更是闲不着，不难想象他们日子的富足。
沙家浜景区秩序井然，大型船、机动船、摇橹船各有各的游览区域，互不相扰；景区路牌上箭头标向——红石村，那是当年伤病员从芦苇荡转移去的地方。小街上人来人往，不算豪华的露天戏台正上演着京剧《沙家浜》片段，略微发胖的阿庆嫂表情丰富地唱着，唉！条件好了，阿庆嫂也长肉了。春来茶馆门前摆放着桌凳，供游人休息。昔日的伪军司令部刁家大院，深色的门窗把房屋显得暗淡冷清。
人去物存，阳澄湖还在、芦荡还在、茶馆还在，是它们见证着沙家浜的流光岁月。郭建光走了、阿庆嫂走了、沙奶奶走了，是他们谱写了民族战争的壮丽史诗。 
滕敏杰，笔名敏捷，毕业于电视大学中文专业。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龙江县作家协副主席。热爱文学创作，作品见于国家及省市级报刊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