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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 （献给那些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人们 ） 文/王西庆 二十一、物品缺乏的年月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家就不在食堂吃集体饭了，一想起我在食堂吃饭的那段日子，我就窝心。每天放了学，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到食堂吃饭。晚上的饭，一般以“糊糊饭”为主，也就是菜汤里，有点面条。有一次在吃第二碗时，我用筷子把碗底都翻遍了，没有见到一根面条，我就端着饭碗，直接到食堂办公室找到管理员，狠狠地告了卖饭的“大师傅”一状。 在当时，好多人对食堂的伙食都很不满意，食堂的样板饭菜都吃腻了，由于我们当时还小，不知道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那些黄豆芽呀，以及早餐的豆浆等等。都是好东西，富含蛋白质，很有营养的食品。 在吃食堂的日子里，小孩子们最愿意过节日了，像五一节，国庆节。一到过节，局机关的食堂会改善伙食。我们这些家属和孩子，干部和员工们十个人一桌，吃的饭菜应有尽有，花样很多，品种齐全，俗称“十大节”。 我们在家里起伙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些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母亲对于这样的生活，开始还真的不习惯。要按月购买供应的粮食，要买菜买煤，还要去网点领全家一年的副食证。这副食证里包括一年供应的有数的猪肉、鸡蛋、豆腐、粉条等。数量不多，一个月一个人不到一斤，这对当时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还是不错的，相比农村的生活要好得多。 那时候，除了限量供应的物品之外，还可以去稀有的自由市场，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一些需要的东西。我记得好大米是一元钱一斤，比起国家供应南方人的大米来说要贵四五倍，当然了，供应的大米肯定比不了市场上的大米好吃。白面，玉米面价格就稍微低一点，我和母亲是南方人，每月多供应三到五斤大米，算粗粮里的数，这样下来我们家里吃的细粮较别人多一点，尽管是这样，我们家对于国家供应的大米还是不够吃，母亲还得经常到自由市场去买大米和一些肉、鸡蛋，来增加我们的营养， 到1973年的时候，城市里供应的东西仍旧比较缺乏，鸡蛋也更少了，一个人一月只供应半斤，生孩子坐月子的妇女供应一斤，这显然是不够的，当时我们这地方，早就没有自由市场了。在我爱人73年要生孩子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白花铁皮水桶，坐火车去河北父亲的老家，河北当时比起山西来说，要开放些，自由市场什么都有卖的，东西还不算很贵。我顺利地就买到了一桶鸡蛋，为了怕路上鸡蛋打破，河北的亲戚找来了麦麸，给放在水桶里，然后一层一层的放上鸡蛋，桶上再盖个东西，这下就保险了。我坐火车一路小心，回到家中，鸡蛋竟一个也没打破。后来爱人生了孩子，坐月子的过程中，我又陆续地到郊区买了一些鸡蛋和肉。正好当年粮店供应的白面，也多起来了，原来一个人一月只供应27斤粮食，百分之十七的白面，在爱人坐月子期间，又增加了几斤黑白面。这才保证了妻子和孩子的营养供应。后来爱人月子起来后，大人和小孩都养的白胖胖的。 父亲到了地方以后，母亲在繁忙的生活中，有一次在街上排队买东西时，把家里一年的副食证弄丢了。这虽然让家里的食品供应更困难了，但父亲也没有责怪母亲丢东西，好歹母亲没有把国家给父亲特供的高级香烟证弄丢，要是弄丢的话，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那对于抽了一辈子香烟的父亲来说，肯定会生气的。 由于父亲是带军衔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所以工资还是很高的，而且听说还有军龄补贴，再加上残废金补助，一月下来也能开两百多元，这要比当时市委干部的工资要高很多，所以，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即使在母亲弄丢了副食证后，我们一家四口人（大妹当时在四川）的生活依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待续） 作者简介 王西庆，1949年8月出生，1968年12月在阳泉矿务局三矿参加工作，先后在阳泉环卫处，市政工程局工作，担任技术、办公室、库房、统计工作，曾经被当地报刊聘为编外记者和通讯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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