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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 （献给那些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人们 ） 文/王西庆 六十三、走进煤矿 我是1968年12月，从学校分配到阳泉矿务三矿工作的，当时矿务局紧缺下井的工人，三矿的劳资科长来我们学校，要招一批下井员工，动员我们的学生们去矿务局井下充实到第一线去工作。说实话，当时工作很难找，加上我们这些老三届年轻的学生们，当时岁数都不小了，又在学校多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觉得继续上学是没有希望，这是个好的机会。包括我，有很多同学都陆续报了名，同学们来到了三矿后，有的分配到一号井，有的分配到二号井，还有的分配到竖井，而我则是被分配到一号井工作。 在那之前，我们赶上阳泉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学生两大派组织，也在解放军和工宣队的带领下实现了大联合，我们这些老三届（66、67、68届）的学生们，开始了毕业前的思想鉴定、分配工作、上山下乡准备。由于当时矿务局的下井工人非常短缺，阳泉几个国家大型煤矿都来到阳泉学校招工，有的甚至去太原学校招工。矿领导来到我们学校中间，给我们全体学生作动员报告时，给我们学生们讲的非常生动。当时都把我们这些天真的学生们，从思维上引向了祖国欣欣向荣的矿山，欢乐的矿工们和祖国矿山美好的前景。 我回到家后，大人们很支持我，我也觉得就应该到工农大众中去锻炼自己，我在大人的支持下，和好多的男同学、有志青年们报了名。 我们学校共去了三批学生，不到一百人，当时有些人思想观念还是不够解放，觉得去矿山下井很危险，“三个石头夹着一块肉。”因而大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我是第三批去的三矿，本来我应该是第一批去，就因为父亲当时还是走资派，没有被解放，所以在第一批的同学当中，我的愿望成了泡影。 几天后，第二次的名单下来，照旧还没有我的名字，这时我心里有点儿火急燎绕，我赶忙找到学校的工宣队长，把我的情况给工宣队作了反映，当时工宣队长很支持我，后来，学校在第三批学生名单当中，我终于见到我的名字，当时我的心中对学校的工宣队充满了感谢的。 到三矿后，我被分配到一号矿井运输连三排，当了一名运输工人。这个煤矿是国有大型煤矿，有好几个坑口，近万名工人，日出原煤也是近万吨。我来到这里后，因我是第三批分配来的学生，比起前两批学生来说，还是很幸运的，首先的是，前两批学生被分配到井下第一线去工作，危险系数是很大的，且井下又脏又累，而我们第三批的学生则是在大巷或副巷工作，给运输的煤车“挂钩”。不用担心有多少危险，而且煤层扬土不是很大。 在1968年分配来三矿工作的不仅仅有我们阳泉的学生，也有太原的，并且还有北京的，上海的女大学生，另外，还有北京一些高干子弟也来到了煤矿工作。 在当时的煤矿开采，并没有像现在实现全部机械化。一线工作的学生们很辛苦，他们突然从学生时代，走到又黑又危险的井下一线工作，思想上压力不知有多大，他们每天和老工人一样，提前半个多小时开班前会，又提前半个多小时下矿井，来到工作面后拿着硕大的铁锨，从放了炮的工作面上，一锨一锨的往运输的煤溜上装煤。一个班下来，他们一个人不知能装到多少吨，等上了井上，洗了澡，再坐车回到家中，已经是十几个小时过去，这时人已经是筋疲力尽。 繁重的重体力劳动，往煤溜上装煤，对于我们城市长大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考验，有一些学生就闹思想，经常不上班。而我，一个在三线工作的运输工人，有时在煤矿组织的高产会战中，我都要亲自报名下去体验一下我们同学们、一线工人们的艰苦工作。 一线矿工在下井前，都要换上黑黑的，带着汗迹盐霜的工作服，再戴上被煤面早已染成黑色的安全帽和矿灯，他们露着白白的脸膛。但下井后，一切都变了，他们一到了工作面，在挖煤的过程中，脸上的汗水和煤末粘在一起，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包公”的黑脸，身上出的汗水能够把衣服挤出水来，且干活的时候还要十分警惕顶板是否破碎，不知什么时候掉下石头来把人砸伤，那一百四十多斤重的铁支架还得自己搬来搬去，自己去支顶，检查是否支的结实、牢固，自己还得操心。否则，就要出人身安全事故。他们在休息之余，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坐在地下，掏出自己衣服里面，外表已经是被煤尘染的黑呼呼的毛巾或小手巾，里面裹着的、两个国家照顾煤矿工人的烧饼来吃。这就是当时的班中餐。渴了的时候，还得等专门背水的工人过来。 特别是在竖井，他们在挖“丈八煤”时，还要时时注意“煤帮”上的煤层，随时都有可能倒塌下来把人砸伤，这一类事故经常发生。我曾经看到一位工人在挖煤的过程中，不小心，被工作面煤帮上的煤块一下子倾倒下来，连人带煤砸到了煤溜上，幸亏我们看见后，及时的把他从运转的煤溜子上拉出来。即便是这样，那人外观上看上去只挂了点轻伤，但实际上那人已经是不能走了，后来，被人抬到了井上。如果他真要是被运煤的煤溜子卷走，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被分配到我们连队的两个女大学生，领导还是照顾他们的，让他们在坑口搞后勤工作，但是在“高产”来了以后，她们也是积极的报名要求下去参加高产，为祖国多出煤，出好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不幸的是那个上海女大学生，在坑下，被正在运转的煤车碾压了过去，造成了重伤，身上多处骨折，幸亏被工人们及时的救起，被紧急送进了矿务局医院。 在这紧要关头，我们驻矿的军代表来了，我们的矿领导来了，我们的同学们也来了，都来看望我们的“天之骄子”。经过了几台大手术后，我们的“天之骄子”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这让我们军代表高兴，矿领导高兴，家长们高兴，也让我们同学们高兴。 我们的一线工人们升井后，一个个黑的像是从煤灰里滚出来似的。他们的脸上、身上全是黑的，那咳嗽吐出来的痰也都是一样。而我们这些第三批去的学生，则是在大巷道或副巷道里工作，劳动强度相反的要小的多，而安全系数要大得多，呼吸的煤尘也不是很多的。 在煤矿高产的到来，我们一号井一天三个班下来，竟能出四千吨煤炭，在当时，有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斤煤炭生产三斤化肥，一斤化肥又能增产三斤粮食，那要是四千吨煤炭增产多少斤粮食呢？ 高产时，我在“东十二”巷道口搞运输工作，上的是白班，这个班出的煤炭在三个班来说是最多的，能出两三千吨原煤。包括我，我们有三个运输工人在这里给煤车摘挂钩，在这里给煤车摘挂钩是最辛苦的，那钢丝绳从我们这里开始，到里面“老轮”有一千米左右距离，那一进一出的钢丝绳算下来也有两千多米，我们运输工人就是在这两千米距离远的钢丝绳上，给煤车摘挂钩。 首先，我们在大巷道口上，拿着近四十斤重的铁挂钩，在往小巷道挂空车的时候，是两辆空煤车一组，当它顺着钢丝绳走到七八米的时候，你就得继续再挂上一组空煤车，以此类推。空煤车快到了装煤的工作面以后，下面自然有我们的运输工人卸了挂钩，然后有专人从煤仓里装上煤炭，再由我们的运输工人挂上钩，用钢丝绳拖到我们大巷上来，我们卸了煤车的挂钩以后，由于是下坡，煤车顺着道轨自然就溜到了大巷上，然后由专人把那一节节的煤车连接起来后，用电车运到坑口上去。 可是，我们在这既紧张又繁忙、噪音又大的工作场地上，从钢丝绳上拖回来的煤车，距离且不一样，就造成了我们摘挂钩的困难。那些空煤车到了工作面，装上煤炭从小巷道的“山下”通过钢丝绳运送上来时，有时一组和一组的煤车连接的距离很近有远，到了我们巷道口以后，有时距离间隔竟是两三米，甚至是一两米的，如果不及时停车或摘了挂钩，就会把钢丝绳折断，造成重大事故。 产生这种情况，我想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为的，因为下面工作面出的煤多，且在下面不仅仅是一个工作面出煤，有好几个的工作面正在出煤，这就造成了混乱，煤车在钢丝绳上挂钩不是均匀的，另一种情况是，下面的运输工人没有挂紧铁钩，煤车在行走的过程中，钢丝绳上的挂钩，它有可能往后移动，造成了两组煤车连接的很近，甚至连在了一起。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巷口上面摘挂钩的工人们，应该立即作出正确判断，及时的停车或快速摘了煤车上的挂钩。（自动停绞车的按钮就在我们工作面头上拉的铁丝上）我当班的一个老工人该轮到他摘钩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及时停车，也没有及时摘了挂钩。那挂着铁钩的煤车继续在道轨上行走，其结果，煤车在过弯道时侯，挂钩在一瞬间，就把正在直线行走的钢丝绳一下子折断了。 在当时，你再看着那折断的钢丝绳，连同那一辆辆快要到达大巷道口的几组煤车，在折断钢丝绳和挂钩的牵引下往后，往山坡下由慢到快的逐渐退去，一瞬间就看不见了，消失在下坡的小巷道的黑暗之中，不一会就听见小巷道下面，一阵闷声闷气的响声，逐渐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当时我就想，坏了，坏了!真得是天塌下来了，那些煤车和空车一定是在峡小的巷道上堆成了积木，绞在了一起，那小巷道支护的木头一定也撞倒了不少，顶棚一定是塌很多的煤矸石。 全体运输工人包括我们这些的知情们在第一时间里，冒着小巷道浑暗的灯光，冒着顶棚塌方的危险，下到“山下”去抢救事故，果不出我料，下面真的是成了一锅粥，一锅粥了，那回来的煤车和去的空车真的是被绞在了一起，绞在了一起。这还是在距离我们大巷道口不远的距离内发生的情况，要是在巷道里面，在这长达一千米的运输线上，还不知道是成了什么“鬼”样子。我们下去以后，那堆集起的煤矿车几乎把小巷道的风口堵住，挤出来的强风吹得你简直是睁不开眼睛。更不用说那巷道已经被煤车堵死，人员进出都不容易。 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领导来了，抢救的工人同志们来了，我们都是冒着塌方的危险，一个个的顶着眼睛睁不开、吹过来的强风，冒着摞起来的煤车随时倒下去的危险，去一点点的清理、处理着事故。在这个峡小的空间里，我们的工人和干部们都是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损失降到最小最小。我想我们今天的高产泡汤了，真的是泡汤了，不光我们这个班出不来煤，恐怕下个班，下下个班也恐怕出不来煤。不过，在我们一点点抢救事故的过程中，还是很谨慎的，在这里，如果稍微不慎，稍微粗心大意就要出人身大事故。 想想那些空煤车和煤车在小巷道上之间，而且有的还是在几十度半山坡上绞在一起，且有的地方煤车还把支架闯塌，我们在那峡小的空间里处理事故，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些一吨多重的空煤矿，和装了煤的重车，都是要凭人工一个个的摆平、抬到轨道上。在有些是上下坡的地方，并且还的给煤车暂时打好“眼”，在没有接好钢丝绳以前，在没有把铁挂钩挂在钢丝绳以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想一想，在那几十度的坡上，把一吨重的空煤车突然放到导轨上，如果没有打好“眼”。那会是什么情况。那煤车要是从半坡上溜下去，那下面的那些抢救事故的工人就遭了殃。对于那些重煤车，我们很多人用撬棍搬不动时，只有把里面的煤，一点点的铲出来。 在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接班的来了，我们下班离开的时候，才感觉肚子饿了，中午的烧饼还没有吃。 当我们已经快走到我们“山”上、山上面大巷道口挂钩的地方了，远远的我还回头看见，下山的小巷道里面的矿灯在来回一闪一闪的，那些接班的工人和我们一样，在抓紧的处理事故。过后了，领导为了教育大家，给那个老工人记了留矿一年的处分。 两年后，我们这些当时有文化的知青们，分配到矿井上一些技术部门工作，我也分配到机电科修配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人。在车间工作的三四年间，我系统的学习了机械制造、机加工，汽车修理等专业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这期间我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 半世纪过去了，煤矿工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他们永不停息的精神，始终都是我今后前进的动力。 作者简介 王西庆，作家，笔名，迎辉，河北省邢台人。河北省作家艺术家采风学会，北京分会会员。1949年8月在四川宜宾出生，68年12月在山西阳泉参加工作，曾担任技术、办公室、统计、库房工作，爱好诗歌、文学，曾被当地报刊聘为编外记者和通讯员。其作品有长篇小说“难忘的记忆”，中篇小说“峨眉山游记”，短篇小说“走进煤矿”等。2002年在阳泉退休后定居北京。 往期链接： 47、【长篇连载】王西庆︱难忘的记忆（连载之四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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