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探析 | 融合代书方式形成录音遗嘱之效力认定

半刀博客 2020-07-30

展开全文

案情回顾

原告朱某系被继承人朱甲之兄、原告唐某系朱甲之母，被告程某系朱甲之妻。两原告要求，按照录音遗嘱继承被继承人朱甲享有的、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三门路的房屋产权份额。经评估，系争房屋的总价约为98万元。

原告朱某、唐某诉称，朱乙生前与原告唐某系夫妻，共同生育了原告朱某、被继承人朱甲等5个子女。朱甲与被告程某结婚后，未生育子女，也无其他收养、抚养情况。朱乙先于朱甲死亡。系争房屋是原告家庭的原有住房被拆迁后，于1994年作为安置房，调配给朱某和朱甲。2011年，在朱某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朱甲、程某与上海杨浦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将房屋产权登记于朱甲、程某的名下。对此，朱某曾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后撤诉，放弃了主张确认系争房屋所有权的权利。2014年，朱甲因病死亡。

朱甲生前于2014年6月12日留有一份录音遗嘱，且全程有朱丙、葛某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这一过程被以录像形式拍摄记录下来，载体为光盘。同时，朱甲还留有一份代书遗嘱。朱甲在录音遗嘱中表示，他本人去世后，其所享有系争房屋的一半产权份额由两原告继承。据此，原告朱某、唐某请求法院判令，按照被继承人朱甲生前的录音遗嘱，由两原告继承系争房屋的一半产权份额，相应折价款为49万元。

被告程某辩称，两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在于录音遗嘱。但是，两原告提供的光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录音遗嘱的要求，只能作为记录代书遗嘱形成过程的视听资料。从光盘反映的内容来看，这不是被继承人朱甲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录音遗嘱的效力。因此，应按照法定继承，将系争房屋判归被告程某所有。

依法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该案中，尽管被继承人朱甲生前在一份已经书写好的“遗嘱”上签名、捺印，注明年、月、日，且见证人朱丙、葛某亦分别签名，但该“遗嘱”非见证人代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两原告提供的光盘反映的内容是，被继承人朱甲与两名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的过程。其中，既没有被继承人朱甲明确表述“遗嘱”的内容，也没有见证人宣读“遗嘱”、朱甲对此表示确认的内容，甚至两名见证人均未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录音遗嘱的要求。上述书面材料和光盘均无法表示被继承人朱甲的真实意思，均不能认定为合法有效的遗嘱。两原告要求按照遗嘱继承、分割遗产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原告唐某、被告程某均为被继承人朱甲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告朱某系朱甲的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在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朱某不能继承朱甲的遗产。系争房屋是朱甲与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家庭财产的共有关系因朱甲的死亡而消除，应先将共同共有财产的一半分出，作为朱甲的配偶程某所有，其余则作为朱甲的遗产。在进行遗产分割时，程某与唐某作为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一般情况下，继承的遗产份额应均等。考虑到目前的房屋居住状况及生活所需，系争房屋由程某所有。参照房屋的评估价格，由程某向唐某给予相应继承份额的折价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法院判决系争房屋由被告程某所有；被告程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唐某支付房屋折价款24.5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律评析

该案中，两原告将被继承人朱甲“代书遗嘱”的成立过程拍摄下来，以此要求按照“录音遗嘱”来继承遗产。被告程某则主张上述“遗嘱”无效，要求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述“遗嘱”有无效力。

对于遗嘱效力的审查，应从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方面进行分析。该案中的“遗嘱”既不符合录音遗嘱的形式要件，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由此可见，遗嘱见证人是与继承案件无利害关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该案中，两原告主张的“录音遗嘱”的载体是光盘，所载明的是拍摄内容。两原告认为，该“遗嘱”虽既有录音又有录像，但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录音遗嘱。事实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关于录音遗嘱的定义，从宽解释为包含录像等多种形式，并无不妥。但是，这仍需符合法定录音遗嘱的基本形式要件。例如，明确的遗嘱内容，宣读人身份的表明等。这是记录遗嘱内容，并借以判定遗嘱内容是否为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基本条件。但是，两原告主张的视频证据并不具备这些基本要件，不能被视为合法有效的录音遗嘱。

另外，原告朱某、唐某曾在（2014）杨民一（民）初字第4547号案中，以“代书遗嘱”为依据，要求继承系争房屋。两原告称，“代书遗嘱”由朱某代书，被继承人朱甲及两位见证人均进行了签名、捺印。后因该“代书遗嘱”被认定无效，故另主张依据“录音遗嘱”来继承。两原告认为，法律不排斥一个公民同时留有两种形式的遗嘱。但是，两原告所谓的“录音遗嘱”，其实仅是对“代书遗嘱”最后部分形成过程的视频记录。记录的时间为自朱甲签署该“遗嘱”时起，直至见证人签名为止。主体内容的书写过程在录像之前就已完成。该视频中，唯一涉及“遗嘱”内容的是，被继承人朱甲在朱某的引导下，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陈述。但是，该陈述明显是利害关系人的有意引导，不能认定为朱甲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录像视频仅能作为“代书遗嘱”的辅助说明，不能被视为独立的录音遗嘱。因原告提供的“代书遗嘱”不满足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已被认定无效，故相关的视听资料同样无效。另外，该录像视频作为代书遗嘱，亦不符合相关要件。与录音遗嘱相比，代书遗嘱的认定标准更加严格。

法律对遗嘱继承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形式要件。同时，更要求其具备实质要件，即最大限度地保证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得以顺利实现。《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该案中，从录像视频载明的具体内容来看，当时，被继承人朱甲已病入膏肓，口齿含糊不清，只能模糊地表示“××一半，妈一半”。关于前半句的具体指代，从视频中难以进行清晰辨认。同时，从视频中清晰可见，朱某对朱甲进行了多次引导。因此，该意思表示是否为被继承人朱甲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较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另外，关于两位见证人，从身份上看，见证人朱丙是原告朱某的多年好友，与朱某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遗嘱见证人。此外，两位见证人关于现场拍摄的描述并不一致。由于难以确认视频内容的真实性，该“录音遗嘱”应被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

综上，两原告主张的“录音遗嘱”存在诸多瑕疵，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应被认定为无效。即使该视频证据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含糊不清，其真实程度难以确认，亦无法确认其效力。

随着科技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未来，代书遗嘱与录音遗嘱混同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例如，人们将代书遗嘱的全过程以录音、录像的形式保存下来。而这究竟属于代书遗嘱还是录音遗嘱呢？笔者认为，这两种形式并不矛盾，可并存。因为，这两者均为遗嘱人在不能亲自书写遗嘱的情况下，借助他人实施遗嘱行为的补救形式。当这两种形式混同时，形成时间应认定为一致，效力等同。若这两者所载明的内容完全一致，则当事人可通过任一形式主张继承。若这两者的内容存在差别，甚至相互矛盾，则关键问题是认定哪一种形式的遗嘱有效。笔者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应借鉴电子证据的采信标准来衡量遗嘱的有效性，即考虑到录音、录像易被后期篡改的特点，对其施以较高的采信标准。具体来说，以录音遗嘱主张继承的当事人必须有充足证据证明，该录音遗嘱比同时形成的代书遗嘱更能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否则，应以代书遗嘱作为继承的依据。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认定遗嘱有效的实质要件。因此，在审核、评定遗嘱的效力时，应对其进行综合考量，细致把握，以保障遗嘱人对私有财产的自由处分权得以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