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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作者：杨景磐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个共识，一个是《易经》为占筮之书，而占筮属于迷信，另一个是《易传》为义理之书，义理属于哲学。 康学伟先生在论述金景芳先生所属 易学流派时指出: 古来治《易》者大抵分为两途:一是精英易学，二是继续沿卜筮道路发展的江湖易学。后者在汉代已被纳入数术中，与经典易学分道扬镳了。 康先生又说:“义理易学当推儒学《易传》，孔子用哲学的语言解释了难懂的卜筮语言，显微阐幽，揭开了《易》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本质。”又说:“金先生一贯高揭义理派大旗，明确说他对《周易》的解说恪遵孔子《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研究的着眼点不在卜筮而在于《周易》所蕴藏的丰富思想内容。马王堆帛书之《要篇》记载: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则明确回答:“吾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先生晚年得见孔子此语，深感千古上下同此一心， 因先生一生治《易》所孜孜以求者，正在于“观其德义”。(见《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 康学伟先生以上论述代表了当前易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某些方面不无偏颇之处。被誉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易学家之一的金景芳先生，也只在“观其德义”这一点上与孔子“千古上下同此一心”，而在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对占筮的包容性上，则大相径庭了。 笔者于此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史上经典易学的经营者固然都是精英人物，而江湖易学的经营者们并不皆是“下九流”的江湖术士。 清代官方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当代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古代占筮术数学作品有百部之多，其中不乏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如《焦氏易林》、《京房易传》、《太玄经》、《皇极经世》、《三易洞玑》等，其经营者中也不乏叱咤风云的旷世奇才。 三百年前，西方学者白晋首先从两张先天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现已成为电子计算机语言的二进位制数学，而这两张易学图就出自被视为术数学作品《皇极经世》的作者邵雍之手。现代有学者指出，西汉扬雄的《太玄经》中是三进位制，而三进位制将会成为创造光子计算机的语言。当然，这个三进位制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发掘。 但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占筮术数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在某些方面是有联系的。 我国的正史中，如《史记》的《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其他正史的《五行志》、《方伎列传》等，记载了历代术士及数术学家的神秘事迹。《汉书艺文志》将数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四库》总目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史书所列数术图书，其子目有风角、九宫、太乙、奇门、六壬、易占、堪舆、阵图之类。还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数以千计的占筮术数案例。虽然这些资料不无糟粕荒诞的成分包含在内，但也应看作是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应该一律排斥在研究大门之外。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解决好对周易占筮和术数学的几个认识问题，消除偏见，才能推动探讨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 一、周易是一部筮书，《易传》讲义理又讲占筮，既介绍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一般认为，《易传》(又称“十翼”)为孔子所作，是义理学著作，孔子的功绩就在于在《易传》中完成了《易经》由占筮向哲学的转变，由此开了易学哲学的先河，甚至称孔子是摒弃占筮的，孔子对《易》只“观其德义”。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今录《易传》中有关几段原文，加以分析: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上》第九章) 这是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最早也是最直接的介绍。字里行间充满对筮法的崇尚和赞扬，最后一语“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及毕矣”更是充分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上》第十章) 占筮虽为“四道”之一，在孔子心目中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紧接着他指出，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之时，用《周易》揲蓍占问而据以发言行事，《周易》就能如响应声地回答问题，不论远近或是幽隐、深邃的事情，都能推知将来的物状事态。这里着重赞扬了占筮的神奇作用。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天生神物，以前民用。(《系辞上》第十一章) 把筮和龟看作神物，而这种有灵性的筮龟是上天神的意志的体现，圣人据此设立用蓍草、龟甲进行占卜的方法，教给人们进行占卜，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占卜能够探寻求索深奥隐晦的道理，钩取招致深处远方之物，能够成就天下之人的勤奋作为，因此说蓍占龟卜能够决天下人之疑，使人勤勉向前，成就事业，其作用最大。 孔子在《易传》中对占筮给出了定义，那就是“极数知来之谓占”(《系辞上》第五章)，他认为数是能够“成变化而行鬼神”《系辞上》第九章)的，当然占筮的效用是“占事知来”《系辞上》第十二章),由知未来的导向中以决定趋避，把事业做好。并且孔子提倡“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系辞上》第二章)是倡导有所行动就要请教占筮的，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上》第二章) 在《孔子家语》等书中还记有孔子自己所作或令弟子所作的筮案有五例。而孔子在《论语》中又说“不占而已矣”。在近年出土的帛书《要篇》中，孔子还说:“《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这似乎在孔子本人身上，对占筮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现象呢?在《论语》和《要篇》中，孔子是摒弃否定占筮吗? 孔子是晚年才研究易学的。孔子自己说他五十岁“知天命”，六十岁“耳顺”，七十岁“随心所欲不逾矩”。晚年的孔子，学识很渊博，人生、社会经验很丰富。这样一个成熟老到的人，当然是“不占而已矣”，他怎能看重近似江湖术士的祝巫们呢?《要篇》中已有很好的注脚。 子曰:“《易》， 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对上述这段话应从两个方面理解其实质:一是孔子鄙视学识短浅的史巫之筮，并不等于鄙视周易占筮;二是孔子重行德义而不为自己妄求福吉，这与“敬鬼神而远之”也是一脉相承的。清人江永有一段对卜筮的论述，也有利于帮助人们加深理解。江永说: 卜筮之道，先人谋而后鬼谋，事有当行当止，断以义，无事谋诸鬼神也。《志》曰:“圣人不烦卜筮。”又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惟事有犹豫，或关系重大，乃以筮决之。若琐屑小事，无用筮也，未来之休咎亦听之。问诸鬼神，多忧多疑，方寸徒增胶扰。《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乐而玩者，爻之辞。” 毕竟观象玩辞之时多，观变玩占之时少。(见《河洛精蕴》)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并非摒弃否定周易占筮的价值和作用，这在《要篇》中也有明确记载: 赵均强先生将这句话译为:“孔子说： 过去我自己占卜，大概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没有疑问的吧。即使像周梁山崩后那样著名的共筮占例，也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罢了。”一百次占卜能够应验七十次，其应验率还是值得肯定的。在《易传》和《要篇》中，孔子对占筮的态度是鲜明的，也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一贯的。可以肯定地说，孔子在《易传》中既详述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讲义理而不废占筮，是义理与占筮二者并重的。 二、古人将卜筮列为重大决策的必然步骤和环节，占筮术数曾经成就了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的业绩，鄙视占筮术数是后世儒家之陋 《尚书·洪范稽疑》: 这是指国王等大人物有大的决策行为，首先要自己深思熟虑，还要征求卿土的意见，也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最后要进行卜和筮(卜是灼龟，筮用蓍草演算求出卦爻。今人认为卜法已经失传，筮法由《周易·系辞》中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可见在古代卜和筮是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司马迁称“五谋而居其二”，卜筮在决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尚书·洪范》又说: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从上述几种决策情况可以看出，龟筮占卜的意见，在决策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国君、卿土和庶民三个方面的意见。龟筮占卜在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人蔡沈在注解《尚书》这段话时指出: 稽疑以龟筮为重。人与龟筮皆从(指人与龟筮占卜的意见相一致——引者) 是之谓大同，固吉也。人一从，而龟筮不违者，亦吉。龟从筮逆，则可作内，不可作外，内谓祭祀等事，外谓征伐等事。龟筮共违(指占卜的意见与国君、卿士、庶人的意见违背——引者)，则可静，不可作。静谓守常，作谓动作也。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分肯定了龟筮占卜的地位和作用。他说: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史记·龟策列传》) 古代是以人谋和卜筮并重的。人的思虑往往只能顾及事物前进发展的必然性的因素，而不可能预知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卜筮则能填补人的思虑所达不到的领域，正好补充人谋的不足，二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周易》称卜筮为“鬼谋”，“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系辞下》第十二章)也是提倡人谋与占筮二者相结合的。先天易学的创立者邵雍曾说: 人谋人也，鬼谋天也，天人同谋皆曰可，则事成而吉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人谋是人的意志，鬼谋是天的意志，只有二者相一致时，才是吉祥的，这与《尚书》所称人与龟筮皆从是谓之大同是相一致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人将占筮用于重大决策的案例很多，散见于正史、方志及名家著作。唐明邦先生归纳并举例说: 一是重大政治举措的决策，要进行占筮。如重耳返国，晋悼公为君，勾践归国，南朝宋顺帝禅位，宋徽宗被俘，溥仪论国民政府等;二是重大战争，须通过占筮预测是否可行及未来胜败结局，如鄢陵之战，赵鞅救郑，韩原之战，吴王伐齐，汉武帝伐匈奴，邓艾伐蜀，张康论伐日本，奉直战争等;三是个人重大行动的抉择，如伍子胥奔吴，夫差释勾践，李纲仕唐，朱熹焚奏稿，辛弃疾南归，纪晓岚科举等。(《中国历代易案考·序》） 在古代不仅汉民族有遇事进行卜筮的习惯，各少数民族亦有决疑之卜，只是占卜的方法和所用道具各不相同，这就是“国不同俗”。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各种方式的卜和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风云人物都是精通占筮术数的，也可以这样说，占筮术数曾经成就了不少历史风云人物的业绩。如《诸葛丞相集》记载: 诸葛亮为成就蜀汉帝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除了他的雄才大略之外，与他推演太乙数、观天象等也不无关系。再如唐高宗时的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新唐书·裴行俭传》中说，裴精阴阳术数，每次出征，都能提前测出胜利日期。传中有两则具体事例较为突出:一是仪凤二年，诏命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回国并兼任安抚大食使，途径莫贺延碛无人区，“风砾昼冥，导者迷，将士饥乏，行俭止营致祭，令曰:‘水泉非远’。众少安，俄而云彻风恬，行数百步水草丰美，后来者莫识其处。”二是调露元年讨伐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行俭更命涉营高岗，吏白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徏之，此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令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清人王宏撰《周易筮述》卷八记载此案曰:行俭“袖传一卦，遇习坎初爻，曰:主有大水，不利，邃令移就崇岗。” 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当朱元璋聘请刘基至应天府(今南京)军中，即向朱“陈时务十八策”，“陈天命所在”。至于其所陈时务十八策，现已不得其详，而“陈天命所在”一语，则明显属象纬之学用语。当踞于上游的陈友谅称帝后，以数倍于朱元璋的兵力向应天进犯之时，诸将议或投降或逃跑，惟刘基向朱元璋密陈“天道后起者胜”的计策，大败陈友谅。“天道后起者胜”为太乙式用语。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率师二十万迎战陈友谅六十万大军于鄱阳湖。《刘基传》记载曰: 与友谅大战鄱阳湖，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促涉别舸，坐未定，飞磯击旧所御舟立碎。 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 如果说刘基令朱元璋更换所乘舟船，是激战中急中生智所为，那么，刘基料定决胜日为金木相克日，则为术数学中五行生克用语。而该战役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二十丁亥日两军相遇于康郎山，经过激战决胜日为七月二十四辛卯日，正是金木相克之日。刘基于洪武四年归老回乡后:“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 当刘基临终时“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当然，刘基深知研习天文术数，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明史·刘基传》中还说，刘基与太祖朱元璋“帷幄语密，莫能祥，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又说:“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纖纬术数妄为傅会，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故不录云”。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正史中评述者的苦衷。上述三人，以他们本来固有的大智大勇，再加上精通占筮术数，是否如虎添翼呢? 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易占筮开始向术数学转化，或者说二者就相融合了。西汉司马迁记入正史的有《龟策列传》、《日者列传》、《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刘歆将图书分为七略，术数略为七略之一。西汉时期成书的《焦氏易林》、《京房易传》、《太玄经》都是自成体系的占筮术数书。此后著名的太乙、六壬、奇门三式学说也各自独树一帜，术数学说得到空前发展。孔子之后，肯定周易占筮和术数的有司马迁、班固、张衡等著名人物。张衡有:“数术穷天地”(见《后汉书·张衡传》)的著名论断。南宋朱熹反复强调周易为卜筮之书，并针对卜筮的作用论曰: 卜筮之顷，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于无形，粗及于有象，天下道理无不包罩在其中，开物成务之学，正有赖此，奈何以为非卜筮之书乎? (转引自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下篇) 朱熹又说:“人到疑而不能自明处，便放倒了，不复能向前，动有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元儒胡一桂指出:“后之学者，不说易为卜筮书者，以为卜筮流于技艺，为易耻谈，故只就理上说，虽说得好，但非易之本旨，与易初不相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看，周易卦画卦辞爻辞本为占筮而设，从孔子《易传》开始，既讲占筮又讲义理。由于儒学的发展，强调德义，“事有当行当止，断以义，无事谋诸鬼神也”(江永《河洛精蕴》）再进一步发展， 则视卜筮为旁门左道。 但对卜筮的认识和态度上，在不少儒者身上都表现出了相互矛盾的两面性。此可以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为代表。黄氏著《易学象数论》，其书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苞、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王、太乙、遁甲等，皆一一进行了批驳。民国时期的易学巨子杭辛斋窥见其真正用心，指出: 余姚黄氏《易学象数论》，其排斥河洛先天及《皇极经世》诸说最力，为毛西河，胡东樵诸氏之先驱，实则皆梨洲先生违心之论焉。盖先生非不知象数者，少壮之时，泛滥百家，于阴阳禽遁等学，实有心得。至晚年学成而名亦日高，恐平日之研求术数，近于小道，足为盛明之累，故撰此书，极力排斥，以存大儒之身矣。是以言之甚祥，斥之正所以存之也。 如果杭辛斋此论切要，可知黄宗羲确有为维护大儒盛名的虚伪的一面，由此也可推知后世儒学鄙视占筮术数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唐明邦先生在论述《周易》是中国神秘文化的思想基础时指出: 神秘文化，是古代数术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有几千年传承历史，是炎黄文化百花园中最富神秘色彩的奇葩。历代玄思宇宙、好探神奇之士，无不为之倾倒。如果没有代表封建号称社会官方哲学的《周易》思想为指导，神秘文化就难以建立一套具有神秘诱惑力的思想体系和使用操作程序。若非神秘文化的广泛传播，《易》学思想难以走下学院殿堂而深入千家万户，以显示《易》道之广大。神秘文化正是由于借用了《周易》象数，使之同五行、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等相结合，构筑了一套非理性思维的符号信息系统，这一系统一旦同神秘的文字信息系统相结合，加上数术学的主观悟性，可以推导出种种不是理性思维所能作出的灵异判断，引导人们趋吉避凶。数术所应用的这一套特殊的象数思维模式，以神秘直觉为特征，故难以用理性思维方法加以诠释。有人认为神秘文化所具有的灵异效验，是《周易》所赋予的，甚至认为乃《周易》固有的文化价值，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周易》的哲学世界观，和它的象数符号、象数思维方式，不但可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所利用，也可为多种神秘文化所利用或借用，这是事实，无可否认。这正是《周易》思想的一大特征。(引自《未知之门》第一页《访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唐明邦》） 唐明邦先生的上述观点，与冯友兰先生的周易哲学是宁宙的代数学的论述，有相通之处，是义理学研究的深入和具体化的表现，是对古代占筮术数学的正视和肯定，尤其他指出占筮术数所依赖的是一种非理性思维的方式和方法，难以用理性思维方法去诠释，这是非常客观的观点。唐明邦先生给予占筮数术学所依赖的非理性思维以地位和空间，指其共存在的客观性，这是破天荒的。人们通常的认识是，理性思维才是正确的、科学的，非理性思维是荒诞的或迷信的，是不科学的。唐明邦先生打破了这种常规认识，指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二者是并存的，二者又是分道扬镳的。我们可否引伸一下唐明邦先生的观点:虽然运用理性思维还不能诠释非理性思维这种现象，但是，非理性思维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效果，并不一定没有价值。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占筮术数学也应归为这一类吧。在当代语境下，唐明邦先生敢于肯定占筮术数学作出的灵异判断，可以引导人们趋吉避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唐明邦先生关于占筮术数运用非理性思维的观点，与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教授关于非程序化决策的论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中指出:调动各种知识手段作出的决策为程序化决策，不依赖任何知识手段，仅凭主观意识作出的决策为非程序化决策，在成功率上，这两种决策平分秋色，各占50%，并且指出，他不知道这种非程序化决策的依据或主观意识的力量来自哪里。当然，西蒙教授不了解中国古代将卜筮纳入决策程序的事实，更不了解中国的占筮术数。与西蒙教授相比，唐明邦先生是依据大量史料得出的结论，而西蒙教授的结论是依据什么得出的，我们就不得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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