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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ieman group in the Nanzhao period 【作者简介】段丽波，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南乌蛮史研究”阶段性成果（１１ＣＭＺ０１４）；云南省“十二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规划项目“南诏国、大理国史研究”（ＺＤ２０１１０１）子项目“南诏国、大理国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云南大学第四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研究成果。 【关键词】南诏时期；磨些蛮 【摘要】汉晋时期的摩沙夷至唐代被记为磨些蛮，其除分布于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至昌明地区，西达金沙江上游两岸广大地域外，还南下至洱海以东的宾居地区，部分被迁到永昌和拓东地区。有关磨些蛮生产生活习俗、经济、文化等文献的人类学解读，可以看到彼时的磨些蛮既保持着氐羌民族的某些特征，又由于与他族的融合和交流而呈现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特点。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磨些蛮与吐蕃及蕃人的关系比之与南诏或唐廷的来说更为密切，加之与同源的白蛮、施蛮、顺蛮、东蛮、松外蛮等错居杂处，使其民族关系具有多元复杂的特征，虽然其内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但已朝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南诏时期；磨些蛮 汉晋时期的摩沙夷至唐代为汉族史家记为磨些蛮，首见载于《云南志》。唐代西南地区由于南诏的崛起而使其时该地区的民族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前台，民族史志对其之记载也比前代为多。关于南诏时期的磨些蛮前人已有过诸多相关研究，如方国瑜、马长寿、蒙默、李绍明、尤中、郭大烈、和志武、杨福泉、赵心愚、周智生及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等诸先生，均在其相关论著中从不同的角度作过探讨，但总体来看，从历史人类学视野出发的分析与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本文欲从这一视角对南诏时期磨些蛮的来源与分布、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及其民族关系作一个相对系统、全面的认识和分析。 一、磨些蛮的来源与分布 对于汉晋时期的摩沙夷是唐代磨些蛮先民的观点，学界已有定论。摩沙夷源于甘青地区南下羌人的一支，至秦汉时期，特别到汉代被称为白狼羌，而更南的部分则被称为摩沙夷。关于摩沙夷在其时之分布，详见于《华阳国志·蜀志》“定笮县”所载之内容。“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说明摩沙夷分布于定笮县及其西徼。泸水即雅砻江；刚徼，在今四川木里一带，盖汉晋越嶲之西徼。关于“定笮县”， 《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载皆属越嶲郡。《汉书·地理志》说： “定莋，出盐。步北泽在南。都尉治。”颜师古注曰： “本筰都也。”综合来看，汉晋时期的摩沙夷大部分分布于今四川盐源县，一部分分布在今四川木里和盐边，后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西迁至云南宁蒗、华坪、丽江、永胜等地，到了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摩沙夷南徙至今洱海以东地区，至唐初建立过越析诏。 在《云南志》、新旧《唐书》、《通典》、《元史》等文献中，把汉晋时期摩沙夷居住地的民族记为了磨些蛮，正如尤中先生所言， “磨些”与“摩沙”同音，先后译写不同而已。而关于南诏时期磨些蛮的分布与迁徙，《云南志》所载尤详。 《云南志》卷１说：“越析州今西洱河东一日程。越析州咨长故地也”；卷２曰：“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面对宾居、越析。山下有路，从渠敛赵出登川”；卷３载：“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卷５又说： “（渠敛赵）东北至毛郎川，又东北至宾居汤，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诏故地也。”渠敛赵即今大理凤仪；登川即今大理邓川；宾居北即今云南大理宾川县城，越析诏城应在其地，所管为洱海以东地区。摩沙夷具体何时迁至越析州，不得而知，但其兴于开元年间，为当时六诏之一，后为蒙舍诏所败。据方国瑜、和志武、尤中等先生的研究， “盖么些族是从双舍地区（今四川盐边县境）渡泸而南至越析州，聚成部落，其势渐盛，既为南诏击败，又退回双舍，此后泸水以南无么些居民了”。所考甚确。当然，聚居于宾居的磨些蛮只是这一民族南下的部分。部分磨些蛮甚至西迁分布到吐蕃神川都督一带，这部分磨些蛮后即分布聚居在南诏异牟寻破土蕃神川后，收铁桥以东十六城垒而设的铁桥节度地区，即《云南志》所载的“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磨些蛮）所居之地也”。 《云南志》还说： 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贞元中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诸部落，以地并于南诏。波冲兄子于赠提携家众出走，天降铎銷。东北渡泸，邑龙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回石岸，其地总谓之双舍。于赠部落亦名杨堕，居河之东北。后蒙归义隔泸城临逼于赠，再战皆败。此事《新唐书·南诏下》所载与之同。又说： 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昆明城在东泸之西……又西北至铁桥城。其铁桥上下及昆明、双舍至松外已东，边近泸水，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南迁到洱海以东的磨些蛮由于与白蛮发生了冲突，被南诏借唐之力所并，说明南迁的磨些蛮在其时已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南诏侧畔的一股重要力量，南诏要统一洱海地区必先并之。第二，唐代的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和双舍（今四川盐边）之地，应为磨些蛮的大本营。这也是越析州破后，磨些蛮王室后裔携众渡过金沙江、北上双舍之地的重要原因，本想与留居原地的磨些蛮部众会合，伺机东山再起，但后又被南诏蒙归义追而灭之。第三，贞元十年（７９４年），南诏与吐蕃的铁桥之战，败吐蕃、断铁桥，把吐蕃的势力逐出了塔城地区，所有原来分布在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地为吐蕃所控制的万户磨些蛮，大部分被南诏迁到昆川及西爨故地（滇池至楚雄一带），以达到散而治之之目的，说明磨些蛮势力在其时应不小。 此外，学界有人认为，由于古代汉族史家民族识别知识的局限性所致，实际上在南诏时期分布于大渡河以南至安宁河流域的东蛮，其部分民族亦为磨些蛮，松外蛮中也有部分属于磨些蛮。因此，南诏时期磨些蛮的分布地应向东扩展到今四川凉山州一带。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南诏时期磨些蛮的分布地域应该是南至洱海以东的宾居，西达金沙江上游的云南宁蒗、永胜、华坪、丽江、维西、德钦、中甸一带，北至雅砻江下游与金沙江汇合地的四川冕宁、木里、盐源、盐边、攀枝花地区，以及分布在大渡河以南安宁河流域的松外蛮和东蛮分布的部分地区。当然，随着南诏统一洱海地区进程的推进，磨些蛮的分布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宾居地区的磨些蛮为南诏败后王室北迁；铁桥之役后，万户磨些蛮被东迁至滇池至楚雄一带的滇中地区。此外，在云南西南部的永昌之地，也还有部分磨些蛮分布，因为史载“永昌……又杂种有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因此，南诏时期磨些蛮的分布区域与汉晋时期相比有了扩大，虽然有时迁徙是被动的，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磨些蛮的发展壮大。 二、磨些蛮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 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磨些蛮除保持氐羌民族部分文化特征外，因与汉文化、蕃人文化和白蛮文化等发生了交流和融合而产生了文化变迁。南诏时期的磨些蛮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以畜产品为主的商业交换有了一定发展，其手工业（如盐业、铁器产品）生产水平也有一定提高。由于其始终或统于吐蕃，或役于南诏，或属于唐朝，所以除南下到大理宾居之地的磨些蛮建立过越析诏外，其他分布于金沙江上游两岸至雅砻江以南安宁河流域内的磨些蛮的社会发展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磨些蛮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已有了一定发展。 关于磨些蛮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云南志》载曰： （磨些蛮）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 而《新唐书·南蛮上》亦载： 磨蛮、些蛮与施、顺二蛮皆乌蛮种，……土多牛羊，俗不汬泽，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 以上史料从人类学的视野生动记载了磨些蛮的生产生活习俗，其表明：第一，南诏时期的磨些蛮畜牧业经济较为发达，善于饲养牛、羊，“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的饲养规模表明其饲养能力和水平较高。这也保证了其着装“男女皆披羊皮”的物质需求。因为，在其时磨些蛮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铁桥以东从云南丽江、永胜至四川盐源一带为南诏三大畜牧区之一， “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这是唐代磨些蛮地区畜产品对外贸易的重要来源和保证，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其仍旧保留的作为氐羌民族的部分特征。第二，因为其早年迁徙不定居的生活方式使然，大部分的磨些蛮不习惯洗手、面，但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说其“终身不洗手面、俗不汬泽”则是汉族史家的偏见。后来的史载也沿袭了这种看法，是不客观的。这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至少让人们在观念的层面了解到，过去发生的事情与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选择和记录绝对不是一回事，后者带有“制造”和“想象”的性质。对于汉族史家来说，因其未能深入磨些蛮民族中，可能是旁听他人对其之习俗进行描述后作了“想象”的记载。第三，磨些蛮的农业经济和酿酒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因为其“俗好”饮酒的历史应该不短。这些信息透露出磨些蛮或受汉文化或受白蛮文化的影响，有了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和酿酒的工艺和饮酒的嗜好。这可能是接近洱海地区的那部分磨些蛮的生活写照。其喜好歌舞的传统也为元代李京在其《云南志略》中所记：“男女动数百，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团旋歌舞”即为“踏歌”，至今仍是纳西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娱乐和庆祝形式。 据《三国志·蜀书》的记载，在磨些蛮先民传统聚居地尚有盐铁之业等的记录： 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定笮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说明磨些蛮的制盐业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制盐方式较为落后。而《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上》的“昆明城诸井皆产盐，不征，群蛮食之”的记载，说的也是磨些蛮所居之地盐业资源比较丰富的情状。这些对昆明之地盐矿及其制盐方式的记载对我国西南地区盐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古代民族志资料。其在三国时期的制盐工艺可能延续到了唐代。因为《云南志》载曰： 昆明城有大盐池，比陷吐蕃。蕃中不解煮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贞元十年春，南诏收昆明城。今盐池属南诏，蛮官煮之，如汉法也。说明昆明城在为吐蕃统属时，其取盐方式仍较落后，但为南诏属后，蛮官已用汉法来制盐，虽然其制盐方式没有明说，但已有了改进。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的《姜岭大战》篇从另一种视角所讲述的唐代磨些蛮与吐蕃为争昆明城盐池之利而发生的密切民族关系，以及史书中所记载的唐、诏与吐蕃多次因盐业之利对昆明城的争夺，也正说明了磨些蛮聚居区盐业之丰富及之于该地、该族的重要性。 《三国志》中对定笮等地产盐及制盐工艺的记录在后来的文献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对其时之铁的记载史籍中也有一定间接反映，但对漆的记载则较为少见。因为在唐初，在磨些蛮建立的越析诏出现了铎鞘，从侧面反映了磨些蛮原居地出铁及冶铁手工业的水平。铎鞘，是南诏时期的一种重要兵器。尤中先生等认为，其时磨些蛮的手工业特别是铁器制造业较为发达，具有制造铎鞘的手工业技术。虽然笔者在对《云南志》和《新唐书》检读后发现，均记为铎鞘“出丽水”；但从其时的记载来看，铎鞘已不仅仅是一种兵器，其已成为一种具有特定象征意味的器物。 《云南志》载曰： 铎鞘状如刀戟残刃……出丽水。装以金穹铁簜，所指无不洞也。南诏尤所宝重。……昔时越析诏于赠有天降铎鞘，后部落破败，盛罗皮（按，应为阁罗凤）得之。今南诏蛮王出军，手中双执者是也。贞元十年（７９４年），使清平官尹辅酋入朝，献其一。 笔者认为，“天降铎鞘”说明了对于由磨些蛮所建立的越析诏来说，拥有铎鞘就成为君权神授的重要象征，也是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其后南诏统治者一定要败于赠夺其铎鞘的重要原因。《新唐书·南诏下》亦载： 越析诏……以地归南诏。波冲兄子于赠持王所宝铎鞘东北度泸……阁罗凤自请往击杨堕，破之，于赠投泸死。得铎鞘，故王出军必双执之。 得到越析诏的铎鞘也就意味着彻底战胜了越析诏。而贞元十年（７９４年）洱海之盟异牟寻迎接唐朝使者时的着装“异牟寻金甲，蒙虎皮，执双铎鞘”，则说明在其时，人们对铎鞘及其象征意义的重视。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磨些蛮在生产生活中，发明了流传至今的象形文字———“森究鲁究” （亦称为东巴文）。这种见木画木、见石画石的文字，对于磨些蛮的历史和文化发展有着划时代的巨大作用，对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以至古文字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之为记录符号保存至今的东巴经典如《创世纪》、《休曲苏埃》、《什罗萨》、《黑白战争》、《鲁般鲁饶》等，以不同于口传的形式，生动记载了纳西族及其先民历史发展进程，成为研究纳西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对于南诏时期的磨些蛮而言，由于其整体实力使然，虽然始终处于吐蕃、南诏或唐朝治下，但与前一历史时期相比，其社会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以“家”为组织单位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并进入了铁器时代，伴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其社会形态进入了阶级社会。“纳西族地区奴隶制度的出现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论述的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纳西象形文字‘奴隶’、‘奴隶主’等字的字形也正是在纳西族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阶段创制产生的”就是其生动写照。而在磨些蛮的社会生活中，其普遍奉行族内婚，因为《云南志》说“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而《新唐书·南蛮下》亦有“磨些蛮与南诏、越析相姻娅”的记载。磨些蛮与南诏有婚娉关系，这是南诏为了拉拢磨些蛮上层所为的政治联姻，可能并不普遍；而与越析诏相姻娅，则是古代民族族内婚制的体现。 三、磨些蛮的民族关系 （一）与吐蕃、南诏和唐朝的关系 对于蛮些蛮与吐蕃及蕃人的关系，已有相关论著对其作过专门研究，兹不赘述。但需要强调的是，从历史发展来看，昆明城一带是分布于雅砻江流域的磨些蛮传统分布地的中心，随着吐蕃的崛起及其势力南下进入川西南地区后，至迟于７世纪末已将这一地区的北面纳入其治下。这一地区也成为唐蕃屡次争夺之地。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唐代贞元十年（７９４年）的铁桥之战。战后，磨些蛮１０余万户被迁离铁桥，南诏统治了原磨些蛮所居之地，但不久吐蕃又控制了昆明城一带，直到吐蕃王朝崩溃后才为南诏夺取。因此，总体来看，磨些蛮与吐蕃的政治关系相较于与唐和南诏的来说更为密切，磨些蛮与蕃人的交流也更频繁。比如，磨些蛮与蕃人的经济关系不仅限于畜产品的物物交换，还有各种农产品、盐、金、药材、茶叶，等等。特别是蕃人的宗教文化传入磨些蛮地区后，对磨些蛮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蕃人也吸收了磨些蛮的一些文化习俗，如饮食文化、礼节等。 磨些蛮与南诏的关系也主要体现于南诏对磨些蛮的征服与统治管理上。在越析诏诏主波冲为张寻求阴害之后，南诏在唐的支持下，顺势吞并了越析诏，这是南诏对磨些蛮最直接的一次征服。随后越析诏王室后裔北上双舍之地，在吐蕃的帮助下不断西迁到金沙江上游两岸，与原来西迁的磨些蛮会合。在唐贞元十年（７９４年），南诏对吐蕃的铁桥之役以吐蕃的失败而告终，南诏又把１０余万磨些蛮东迁拓东和西爨故地，达到散而治之的目的。由于历史上磨些蛮与吐蕃之密切关系，所以南诏对磨些蛮极不信任，时常充满戒备之心。史载的“异牟寻畏东蛮、磨些难测，惧为吐蕃乡导，欲先击之。……乃檄东、磨些诸蛮内粮城中，不者悉烧之”即是这种写照。当然，磨些蛮与南诏除了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外，他们之间由于历史源流或发展政治关系之需尚存在一些姻亲关系。 磨些蛮与唐朝之间也主要是其对唐廷或服或叛的政治关系较为突出。在初唐时期，西南地区属剑南道。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唐武德二年（６１９年）唐廷即在磨些蛮聚居地置昆明县并属嶲州都督，而唐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年）于嶲州都督下又置昌明（今四川盐边）。后随着唐对西南地区管理的细化和加强，唐廷将统管南中的南宁州分置为南宁州都督府与姚州都督府。麟德元年（６６４年）所设的姚州都督府，治弄栋川，天宝初年领有３２州，可考地名之９州，为麟德以后新设者即波州（今祥云县）、蒙舍州（今巍山县）、阳瓜州（今巍山北部及漾濞之地）、河东州、越析州、浪穹州、邓赕州、雙祝州（今巍山附近）９处。后吐蕃随着势力的强大不断南下，与唐展开了对西洱河的争夺，原为姚州所领的金沙江两岸的大婆、小婆、三探览及昆明等地遂为吐蕃所役。因此，前南诏时期虽然磨些蛮从政区设置来看是纳入了唐的统治范围内，但由于其地与吐蕃所设之神川都督府所接，因此该地成为唐蕃相争之地。由于唐对磨些之地实行的是羁縻统治，所以即便在７９４年的铁桥之役后，金沙江两岸的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昌明之地也还曾为吐蕃所占。所以，从总体来看，磨些蛮虽然在某一段历史时期从政治上归属于唐廷，但其关系相对松散而不密切。 （二）与白蛮的关系 从史料记载来看，磨些蛮与白蛮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磨些蛮所建立的越析诏存在的那段时期。《云南志》载曰： 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有豪族张寻求，白蛮也。贞元中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诸部落，以地并于南诏。 这一史料生动记录了磨些蛮与白蛮之间的争斗。从表面来看，是因男女关系问题使两族发生矛盾，而实际上却说明了在磨些蛮所建立的越析诏，其地之居民大部分应为白蛮并与磨些蛮居地较近、实力强大。方国瑜先生也认为，越析诏境内初为白蛮所居，后被磨些侵略，立磨些诏，白蛮不服，以至杀害波冲，磨些族乃不能容。后移部落渡泸而北，而越析地之白蛮无部落酋长，乃并于南诏。为南诏败后的磨些蛮王室于赠等人北徙双舍，但大部分的磨些蛮仍留居原越析诏之地，这部分磨些蛮与白蛮关系密切，而白蛮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超磨些蛮，最后其融于白蛮等民族之中不再见于史载。 此外，还有部分“白蛮苗裔”迁入磨些江畔，与磨些蛮发生了联系。史载： 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有误殴杀司户者，为府丞论罪，遂率众北奔。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余部落不去。 迁入磨些江侧和剑、共诸川的弄栋蛮，虽然没有史料明确表明其与磨些蛮发生密切联系，但其迁入地为磨些蛮聚居之地，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接触和交流。 （三）与施蛮、顺蛮的关系 在南诏时期的氐羌民族中，磨些蛮与施蛮、顺蛮的关系最有特点，其同为乌蛮别种、居地相连、民俗文化及风俗习惯相似，社会发展水平近似，映射出磨些蛮与施蛮、顺蛮的密切关系。 对于施、顺二蛮的族属源流及其分布地，《云南志》说，“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迁居铁桥已上，其地名剑羌。在剑寻赕西北四百里……。”而对于磨些蛮来说：“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以上材料说明：第一，虽然磨些蛮是由汉晋时期的摩沙夷发展演变而来，但其与施蛮、顺蛮一样，共源于氐羌民族，同属“乌蛮别种”；第二，从乌蛮中分化出来的施蛮和顺蛮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以南的滇西北的维西、贡山、福贡一带，其地与西部磨些蛮的分布地相连、部分甚至错居杂处。因为原居于“定笮县”的磨些蛮在魏晋以降不断南迁和西徙，西徙的部分到达了滇西北的铁桥节度之地。《新唐书》直接把磨些蛮和施蛮、顺蛮一起记说的情状，虽然是一种非专业的民族志记载，但其生动展现了其时磨些蛮与施蛮、顺蛮相同的历史生活场景，为我们了解南诏时期磨些蛮及施蛮、顺蛮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与东蛮、松外蛮的关系 根据史料记载，在今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流域，南诏国的会川都督内分布有势力强大的东蛮部落。《新唐书·南蛮传》载曰：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 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妇女衣黑缯，其长曳地。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巂、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读出以下信息：第一，东蛮的分布范围较为广阔，分布于安宁河流域，北抵大渡河。大致包括了今天四川西昌、冕宁、喜德、越西、石棉、甘洛、峨边一带。第二，据统计，东蛮是一个由３２个大大小小的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其以“姓”为单位，表明从乌蛮中分化发展出来的时间不长或尚处于不断的分化发展之中。第三，东蛮中以勿邓的势力最大，其辖境内所居民族除了乌蛮和白蛮外，尚有粟蛮、雷蛮和梦蛮等。其余丰琵、两林部落的民族虽未明说，但与勿邓的应相似无疑。关于东蛮的族属问题，马长寿、方国瑜、何耀华、蒙默等诸先生均有过讨论，但现在尚无定论。蒙默先生提出的观点较晚出，但影响较大，并为郭大烈、和志武、赵心愚等学者所采纳。蒙默先生认为，唐宋时期的东蛮三部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不同民族部落组成的三个部落联盟，其中乌蛮是主要成分，但他们不是彝族先民，而是今天纳西族（含纳日）和纳木依西番的先民，当时或被称为磨些，还有被称为乌蛮别种的虚恨，他们是虚米西番的先民。这表明，唐代的东蛮部落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磨些蛮，这也与稍后的史载相吻合。因为《元史·地理志》建昌路邛部州载曰：“昔么、些蛮居之，后仲由蒙之裔夺其地。”邛部州即今四川越西县一带，仲由蒙即彝族先祖仲牟由，此可证其地确曾有磨些蛮居住过。 此外，磨些蛮与东蛮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史载中窥见一斑。《旧唐书·韦皋传》载： （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蛮千余户又降。…… （韦皋令）巂州经略使陈孝阳、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东蛮二部落主苴那时等兵四千进攻昆明城、诺济城。 同事《旧唐书·吐蕃传》亦载： 其明年（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蛮千余户又来降。……巂州经略使陈孝阳与行营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三部落主苴那时率兵四千进攻昆明、诺济城。 而《新唐书·南蛮传》则说： 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遗韦皋书，乞兵攻吐蕃……苴那时战甚力……诏封苴那时为顺政郡王”。 《旧唐书》所记苴那时为磨些蛮、东蛮二部落的部落主甚至说其是磨些三部落主，而《新唐书》则记苴那时为东蛮部落大鬼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如果不是记载有误，新旧《唐书》对苴那时的记载表明，由于与东蛮三部落密切的族源、地缘关系，以致汉族史家把苴那时认为其或属东蛮、或属磨些蛮，或者直接以磨些蛮部落主来记之；第二，其时的东蛮部落应是多个民族的部落联盟，但以磨些蛮为多，在与南诏、唐朝开展民族交往时，或称其为东蛮，或记之为磨些蛮。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南诏时期磨些蛮与东蛮内部各族复杂而胶葛的民族关系。 松外蛮在史籍中又被记称为松外诸蛮。虽然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其族属来源，但从相关史载中可窥见一斑。关于其分布地，《云南书》曰： 昆明城在东泸之西……正南至松外城……昆明、双舍至松外已东，边近泸水，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 而《新唐书·地理志》巂州昌明县条亦说： 贞观二十二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 据方国瑜先生考证，寻声即双舍，在今四川盐边县城东南，而松外在其北，林开盖在其西；昌明城即在今四川盐边城区。因此，从上述记载来看，松外蛮主要分布于今四川盐边县并西至云南华坪县一带。从松外蛮亦被记为松外诸蛮来看，说明其所指应不只一种民族。马长寿先生认为松外蛮为乌蛮的观点影响较大，但没有明确考证出其中包有乌蛮的哪些民族。而郭大烈、和志武二位先生认为唐初所征讨的松外蛮其族属皆为磨些蛮的说法，会让人产生以偏概全之嫌。 较为客观的是赵心愚先生提出的“松外蛮中虽包括纳西族部落，但到目前为止并无资料证明所有松外蛮都是纳西族部落。其中，还应有乌蛮其他种类的部落”观点。 由是观之，由于汉族史家对分布于南诏会川都督和双舍、昆明城之地民族认识模糊所致，把一部分与其他民族混处杂居的磨些蛮笼统记入了东蛮、松外蛮中，但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磨些蛮与东蛮、松外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从大的方面来说，其民族源流关系更为突出。但对东蛮和松外蛮内部的磨些蛮而言，由于其与粟蛮、雷蛮等乌蛮别种、虚恨蛮等族杂居共处，所以与其之民族交往也更为频繁。 四、小 结 南诏时期的磨些蛮与汉晋时期的摩沙夷相比，其分布范围明显有了变迁。除了仍聚居于昆明城、昌明地区外，向西迁徙到了金沙江上游两岸、向南到达了洱海以东的宾居一带，后来又为南诏东迁至西爨故地，部分甚至到达了永昌之地。这一时期的磨些蛮，其畜牧业水平较为发达，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制盐业和冶铁手工业生产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区位，与吐蕃不仅政治关系密切，而且二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也较为突出；磨些蛮与唐、南诏的民族关系也主要体现于政治方面。磨些蛮与白蛮不仅共源于氐羌民族，而且受白蛮的影响，其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迁。而磨些蛮与施蛮、顺蛮同为乌蛮别种，部分施蛮、顺蛮与磨些蛮居地相连、经济及风俗文化相似，民族交流与融合成为其相处的常态，其民族关系较为和谐。虽然磨些蛮内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但其已向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马长寿先生曾说过： 古代汉人的民族志知识总是先从靠近中原汉族地区的少数部族开始，然后由近及远，跟着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而发展到更远的少数部族地区的。这是古代人们民族志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古代汉族史家对磨些蛮的记载也遵循这个规律，但从其立场出发，对磨些蛮的记载也是有所选择、甚至是“想象”的。由此，对东蛮与松外蛮的族属认知也就不是那么具体和明确，对其之记载也较为笼统而模糊，这给我们今天全面认识磨些蛮带来了困难。东蛮和松外蛮中无疑包括有很大一部分磨些蛮。但从现有研究成果和史料记载来看，还不能很明确地给出一个论断，这也成为今后我们研究的一个新论题。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李智环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王 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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