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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天蝎月，《新月》特邀竹林探月老师，一起来打造了关于 占星历史的专题《占星史转》。这是中国本土占星师第一次以非常 严谨、完整、而又语言生动的方式来进行对占星历史的研究。 让我们一起回溯到远古时期，游荡到两河流域，在那里， 一数占星学的家珍和动人故事。占星这门积淀了人类数千年 智慧结晶的学科，他的古老和神秘正在向你打开……
那个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是地中海当之无愧的文艺和教育中心，拥有两大世界驰名的建筑。其一就是被后世列为“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是为给人们指引航向、保护船只而修建，其雄伟屹立于港口之侧，日夜光明不息，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建筑；而另一个虽然在今世已经不太为人所知，但在西方文明史上却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也是令亚历山大在数百年间保持其文艺和教育中心地位的关键，它就是亚历山大博物馆。 亚历山大城 这个博物馆并不是展览物品供人参观的地方，确切地说，它是一座高等学校，内设哲学、数学、天文学等多个学院，有当时数不清的著名学者在此学习、研究和授课，除了庞大的建筑群和花园之外，它还有收藏画卷和书稿的储藏楼和图书馆，为了增加其图书储量，历代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无不想方设法巧取豪夺，几乎将所有地中海世界的书籍都集中于此，最多时甚至藏书七十万卷。 藏书丰富，学术气氛浓郁，城市交通便利，居住条件理想，国王还给发着不菲的教授工资。这样一个地方，可谓是学术研究的乐园、文艺创作的天堂，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就不断吸引并孕育着各路文化名人，譬如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以及许许多多我们不太熟悉但在当时却享誉西方世界的文化巨擘和学术大牛。人们把这里称作“科学与文艺女神缪斯的住所”，希腊文叫mouseion，音译到了英文就是museum，即“博物馆”。 托勒密先生不够幸运，他所处的时代亚历山大已经走向下坡。罗马人的战争之火早已烧毁了图书馆半数的藏书，但尽管日薄西山，余晖却仍旧明亮温暖。作为一名天文学、地理学和占星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者，他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去处了。托勒密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亚历山大，看一眼在海风中高高矗立的灯塔，决定在此长期生活下去，而我们真正的占星学之旅也将从此开始。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占星学起源于亚历山大。如果从萌芽时期开始追溯，我们必须还得把历史时钟往前拨上几千年，将目光从亚历山大港平移向东，跨过尼罗河，穿过一片广漠的阿拉伯地区，到达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最原始的占星理念也在那里诞生。 人类自懵懂时代便对星空充满好奇，更认为天空是神的居所，神将以天象变化向人类降下指示。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将对遥远星空的崇拜和对神秘未知的恐惧放在一起，通过观察星空，努力捕捉相应的人事变化，不断总结，不断明悟，渐渐产生了一些简单的征象预言，以此来破译国家的战争、灾难、国王更迭、兴衰变化之秘密。 譬如，在考古出土的亚述帝国时期的泥版文书中有这样的预言：“若金星在二月出现于东方，大小双子星环绕着她，且此四星连同金星皆晦暗不明，则埃兰王将患病而亡。” 类似的预言不胜枚举，在今天看来它们显然过于武断，没什么用处。这是完全不成系统的预测形式，除了同样在谈论行星与人事的关系之外，它们与今天的占星学毫无共通之处。这根本算不上占星学，仅仅是一点学科的萌芽罢了，而据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个萌芽从公元前4000多年前一直持续到公元前五六百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漫漫行程。 而每一个文明都是类似的，古人面对星空和大地，想必都怀抱同样的想法。比如，中国的古人也将星空视为一种常用的预言手段。1973年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其年份大体在公元前100多年，书中已经对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譬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为国亡地，战不胜。岁星、荧惑同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国外有叛臣。填星所在，岁星从之，伐者不利。” 填星、太白、辰星、岁星、荧惑，分别是指土、金、水、木、火五星。这段话大意是在讲五星之间的会合引从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五星占》通篇充满着对战争的预测，讲究星象与用兵之道，其预言方法虽仍不免粗鄙简陋，但是比起泥版文书中的零碎星占征兆，明显又进步了一些。 可惜这已是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东方文献，无法继续追溯中国的占星理念究竟诞于何时，又具体孕育到何种程度，只是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的中国占星家也仅仅是将星象应用于战争胜负、国家命运，而绝不会是个人命运的预测。 而在两河流域，占星学的幼芽经过三千多年的阳光照耀和雨露滋润，在迦勒底人统治时期终于长成参天大树。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公元前410年已经有生辰天宫图流传下来，也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本命星盘。迦勒底人初步完善了占星体系，并频繁地将其应用于对个人命运的预测。而在迦勒底王朝被波斯人覆灭之后，其占星术也开始向周围地域扩散传播，而紧随其后，公元前300多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又将波斯帝国覆灭，将占星学的文化版图正式纳入了希腊化的范围，开始孕育占星学真正的春天。 两河流域，是指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现伊拉克境内）。北接亚美尼亚高原，南临波斯湾，东与西伊朗山脉为界，西与叙利亚草原和阿拉伯沙漠接壤。 这一地区的文明曾经非常高度发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美索不达米亚——追溯近东文明的起点》一书。 自那时起，亚历山大城便在灯塔下辉耀闪光，它吞纳各方典籍，迎来送往各方商旅学者，四百年繁华，四百年沧桑，四百年，必然迎送过无数位名动一时的天文学者和占星大家，但直到公元127年的这一天，它才终于等到自己要等的那个家伙，也是让占星学苦熬苦盼了数千年的那个引路人。 于是我们瑰奇壮丽的占星学画卷，也于焉展开。
这样的生活不知持续了多久，突然有一天他觉得厌倦了，或许是觉得应该做一些创作性的工作，于是他拿起了笔，从此白天写书，晚上继续看星星。某天夜里，他正在广场上散步看星星，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中间忽然蹦出一个人，指着他喊了一嗓子：看！那就是托勒密，写《占星四书》的家伙！大家快去找他看星盘啊！ 于是，托同学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学术权威，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学生。 当然，西方史学家们不可能这样描述托勒密的生活，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忙着搜集古代资料，力求找到这位伟人生平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可惜几乎没有任何成果。民族不详，家庭不详，出生地不详，出生年不详，师从何人不详，生平事迹不详，他简直就是个“不祥之人”。 《占星四书》作者 托勒密 与他相比，同时代的东方天文学家张衡先生就太幸运了，《后汉书》有他一整篇的人物传记，保留了相当完整的生平记述。感谢中国的历史学家。 总之，我们不知道托勒密同学有没有在博物馆讲过学，不知道他是否也曾像开普勒一样靠占星糊口，更不知道是否娶过一位贤良淑德的美貌才女，红袖添香夜读书。他为人所知的那点生活轨迹也都是从他本人的著作中搜罗而来，人们眼中仅有他的皇皇巨著而没有他这个人，可惜他偏偏忘记了给自己写一本生平传记。 托同学就像个隐士，闷声不吭地做着他的学习研究和观测工作，致力于发展他繁杂的兴趣。他今天跑去绘制一下世界地图，明天跑去研究一把光的折射定律，后天再计算一下四点共圆问题，闲下来听听音乐，还不忘鼓捣鼓捣音律变化的学问。这些研究成果都被他一一记录在册，有不少都超越前人、震惊后世，不过，这都只是他丢给后世研究者的饭后甜点，而他精心烹制的学术主餐，还得说是那两部姊妹著作《天文学大成》和《占星四书》。 大概在现代天文学家看来，最讨厌的事莫过于占星家跑过来攀亲戚了——你是巫蛊迷信我是科学真理，我们势同水火，少跟我套近乎。 不过，古人并不这样想。在18世纪以前，天文学与占星学如同姊妹双星，并轨而行，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几乎所有天文学者都有很深的占星学造诣。研究天文是为了计算出任意时刻天体的具体位置，而占星则是这些繁冗计算的进一步应用，试图找出不同星体位置对人事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那时的天文学其实是占星学的计算工具，天文学才是占星学的附庸。 事实上，在古希腊，天文学被归属于数学分支之一，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其与算术、几何、音乐并称数学四艺。在如今看来，这样的分类似乎愚拙可笑，但放在那个时代，局限于天文学者所做的工作和其根本目的，这显得十分自然。当然，天文观测和演算不只是为了占星，也是为了制定精确的历法，以及海上导航之用。 天文学家们一边总结观测数据，一边构建天体运行的数学模型。那个时代，人们很难通过肉眼去分辨谁绕着谁旋转，只能寄希望于找出一种宇宙模型，可以足够精确地反应天体运行的规律。当然，绝大部分人基于自身的视觉体验，持有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点，所以这个模型只能假定地球在中心，各星体围绕地球做圆周运动。这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地心说。 可是，真正的地心说远远不是这样简单。西方学者们向来治学严谨，一个学说的建立绝不能仅仅是猜想，还必须能够禁得住事实考验。在一系列错误的假设下，要想让模型的计算符合观测结果，能够准确推演行星的运行，这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也让托勒密很费了一番脑筋。 他继承了许多前人的观测和研究工作——比如罗德岛上那位著名的希帕恰斯，他比托勒密早了两百年，发现了岁差现象，制定了恒星星等，编制了一份有1022颗恒星的表格；再比如同为亚历山大学生的那位学长阿波罗尼奥斯，他要早三百年，写过几何学巨著《圆锥曲线论》。在天体模型方面，这两人都提出过“本轮-均轮”的概念，他们认为行星并不是在简单地绕地球画圆，而是先各自沿着一个圆形轨迹转动（本轮），而这个圆的圆心则环绕地球转动（均轮）。这样可以解释行星为何会出现逆行。 我们的托同学采用了这一假想，并假设地球并不在本轮的圆心，而是偏离一些，同时他大胆引入了一个叫“偏心匀速点”的参数（如果不是认定行星的轨道是圆形，也许开普勒定律就要提前1500年出炉了），圆满地解决了困扰学界几百年的地心说模型问题。在这个模型基础上，人们可以准确地推算行星运行的位置。 就这样，托同学洋洋洒洒写完了十三卷本的《天文学大成》，完成了他前无古人的伟大建树。他放下笔伸了伸懒腰，想想计算与应用怎能偏废？天文与占星本是姊妹，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于是他又拿起笔，开始写作四卷本的《占星四书》。 他把当时流行的占星理论与哲学思想加以整合，不仅分条列目阐述了占星学的基本架构，也给出了令占星合理化的一些解释，比如火土为何是凶星，金木为何是吉星。与后世诸多占星学著作相比，托勒密的写作更加沉稳有序，就像在完成一本厚重的科学著作。于是，作为体系严谨的总结研究之作，世界历史上第一本占星教材就这样诞生了。 《占星四书》内页 此后1300多年，托同学的地心说模型一统江湖，《天文学大成》一直都是天文学者的标准教材，而《占星四书》则被占星学者奉为圭臬，催生了一代又一代占星大家，哪怕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古典占星的研习者仍将其列入必读书目。 我们必须向一千九百年前那个看星星的年轻人致敬。他的天文理论虽然有时代局限，但有着不可替代的实用性，而在占星领域，他所作的工作也许仅仅是总结，但毕竟完好地保存了学术的传承，让那个占星的黄金时代留下了美丽的剪影。他就像一位伟大的老师，启迪了无数个看星星的孩子，教他们懂得了星星的意义，而他们也将占星学上的基本相位称之为“托勒密相位”，以此来向他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作为一位最伟大的占星学家，托勒密并不主张宿命论。譬如他在《占星四书》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来自天空的影响固然存在，但生活在大地上的我们会受到更多复杂的影响。我们的命运轨迹终究不是完完全全刻画在天空之上。 （未完，待续） ® 新月原创特约文字，除关联平台，谢绝一切未经许可的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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