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的俸禄,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历代最低。故《明史》中有:“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也一致认为,明代官吏的俸禄,影响官吏生活,也是造成明代政坛乌烟瘴气、贪污行为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同时王夫之也曾言:
但是实际上,明代官俸不仅不微薄,甚至还是绝对的高薪,之所以说吏不能自养,这还是和明代的均徭法变革有很大的关联,并且由此变革推动了明代赋役货币化运动的开端。在此,我们就从明代官俸的变革入手,一起来探究下明代形成贪污风气的缘由。 王夫之与其著作 一、折俸钞贬值造成的影响根据《明实录》记载,明代官员的俸禄在洪武四年、洪武十三年都做过调整,后到洪武二十年再次更定,称为永制。三次调整皆为增加官俸,并且每次增加的金额都不低。在明清时期,一个农民终年劳作可以精耕细作十亩田地,以亩产二石米计算,一年可以得到20石米。而正一品官员每年能够发得1044石米,正七品官员每年也能够得90石米,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四五倍之多。 明代官吏俸禄薄的说法,是从永乐朝的‘折俸钞’开始的。朱棣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地将官员的俸禄折成钞,比例高达俸禄的百分之八十,导致钞的价值急剧下降,折俸钞变得不值钱。以洪武十八年为例,明太祖命令户部,凡天下有司官禄米,以钞代给之,每钞二贯五百文代米一石。但是当时市场上的米价远低于次,有时仅五百文一石,这样做官吏等于变相的涨了工资。但是在洪武二十二年在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
《明实录》及其内容 二、官员为维持生计采取的补薪措施折俸钞过度使用,导致永乐时期,官吏的收入急剧下降。官员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开始在体制内寻找弥补的方法,将政府发放的皂隶折成现银以提高收入,也因此正式开启明代官俸的结构变化。根据明初官制,按照品级高低,朝廷会分配若干随从皂隶,以供官员驱使,起初“取刑部笞杖囚人应役”,后便“照人户差点”,根据黄册所载户等佥派。于是官员们与被佥派的随从皂隶私下商定,将其役折成若干银两,交银若干后,随从皂隶便可以放归故里。当时有人弹劾著名的廉臣御史佐顾,说他私自折银贪墨,于是在《明史》中有:
永乐盛世的画面 说明当时不管是廉官还是贪官,都有利用皂隶增加收入。就连身居高位的杨士奇也在所难免。不管是仁宗还是宣宗,也都认可这个事实,宣宗也决定将其制度化。宣德年间,令随从皂隶,系不愿应当者,每名月办柴薪银一两。同时也限定文武百官按照品阶高低,皂隶人数的名额最多十二名,最低两名不等。看上去只是更改和限定了皂隶的人数,实际上是一次加薪。 其中知县所加的幅度最高,能够享受五品官员的名额,得到四名皂隶的名额。随从皂隶折银之后,也变成了柴薪皂隶,每名十二两,终明一朝不变,为养廉而设。自宣德朝开始,官员俸给构成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了弘治时期,柴薪和马夫银作为官员的工资构成已经制度化。另外柴薪只能由官吏获得,如果是通过纳银得到的官职,则只支付本俸,不给柴薪银。 另外武官退休之后,不能领取柴薪,只能支给祖俸。缺官柴薪银等称为明代机动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柴薪银是按照官吏实编征收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官吏不编或暂缺,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明代财政补漏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柴薪皂隶作为各类文武官员的俸薪,已经成为一件寻常的事情,并且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设定不同阶级的皂隶额度,形成一种污浊风气。 明朝官吏 三、中央肯定折银之后官员变本加厉柴薪皂隶折银之后,官员又开始进行直堂、直厅皂隶折银。正统年间,直堂、直厅皂隶亦额派于各衙门,根据《明会典》的记载:
可知直堂或直厅皂隶的分配有两大特点,一是各个衙门都有额定的直堂皂隶名额。二是分派于各个衙门的直堂皂隶多寡不一。根据《明会典》记载,额定的直堂皂隶名额常有改动: 《明会典》内容
可见明代的直堂分派出现了新的情况,内阁大学士的直堂银,如同柴薪银一样直接分配到个人名下。另外这二十六个部门的直堂皂隶,与正统年间的规定相比明显增多了。但是由于直堂皂隶是按衙门分派,与柴薪皂隶直接分派于个人名下是两个概念。再加上各个衙门的直堂皂隶分派名额多寡不一,中央不可能作出统一的规定,所以内部因为分配直堂皂隶名额不均而出现了矛盾,甚至由此成仇。
可知,明代各级文武官员都有柴薪及直堂皂隶银的发放,这已经成为官员薪金的一部分。 明朝时期的衙门 四、皂隶折银的推行使官吏成为高薪阶级那么明朝官员的实际可得多少呢,当时柴薪皂隶和直堂皂隶是明朝官员额定的薪俸组成部分,但是时常会出现交相调节的态势,每当皂隶银提高的时候,就会通过加大折涩俸比重来降低官员俸给收入,反之就会提高俸给的本色俸比重,以提高官员的实际收入。 与普通百姓的日薪来看,普通的官吏都是按照社会各工价的平均数发放,明代的物价低廉,除天启与灾荒年外,日银一分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与官员的俸薪相比,就更属于高薪了,在天启年间,一个七品的县令可以养活三十五人,这种供养能力并不能算贫穷。 皂隶折银给官员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是明代赋役货币化的开端,且规模巨大,每年都要给文武百官拨给柴薪皂隶就高达256万两,再加上直堂、马夫等项,至少是金花银的五倍以上。 金花银 五、官俸改革造成的社会影响这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一种负担,“于该纳税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人户内差点”在应役的上中下三等户中,人户属于下等,按照规定皂隶是从下等户中佥派的。但是折银后,每名有十二两,按照宣德、正统时期的市场价,十二两白银只能换四十八石米,但是按照宣德末来算,可以换得九十米。这就远远超过了下等户的实际承受能力,所以要推行随从皂隶折银必须改变原来的佥派制度。 即把从下等户中佥派随从皂隶转变为从上等户中佥派。 为了获得稳定的随从皂隶折银收入,官员们为了维持有稳定的收入,开始尝试在赋役册即黄册之外,另立一个均徭册,改变原来的佥派制度,当然这些只能够偷偷进行,只好借助里长的弊端来说事。
明朝徭役的盛典 天顺元年均徭法在四川推行后,关于皂隶佥派的弊端不绝于书,天顺七年,中央下令不许以均徭之名,敛取百姓银两。但地方官员屡教不改,中央不得不反复重申,“其司府州县官员,亦不许额外多佥皂隶,侵渔小民。” 均徭法推行后,“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士夫家皆当皂役……富者倾家破产,贫者弃祖离乡”成化四年,夏时死,政府对其倡导的均徭法的评价是:“均徭之法,利害相半,行之至今,民颇不便。”虽然中央对夏时倡导的均徭法最后的定论是“民颇不便”,但因蕴涵着官员的巨大利益在里面,故依然坚决推行,致使禁令与违法交织前行。 明买卖市场的现象 六、皂隶折现造成的社会影响随从皂隶和直堂皂隶折银成为官员薪金的够成不发后,官员收入倍增,但是皂隶折银之后这部分的职能缺失,官员的个人伺候和公务役使无人处理,又该怎么办呢? 皂隶就是官员权力的延申,所以作为随从皂隶和直堂皂隶有相当多的权力资源可寻。皂隶依靠官员,在《明经世文编》中有“遂至狐假虎威,欺凌(下属)有司,需索钱物,透漏事情。甚者说事过钱, 诓赚局骗人财物件,作弊多端,难以悉数”。 故常有皂隶“朝入衙门,暮称富室,寻田买宅,呼婢使奴”的说法。所以这样的美差人人都羡慕,不需要招募,不需要工钱银子,人人都想求得一位,少的十多个,多的达上百个,官员们自然赚得流油。尤其是随从皂隶,日日需要跟在官员身边,可以接触一手的资源,所以通常都是官员们信得过的好友或亲戚,这也是官员们用来回馈亲朋好友的一种方式。 朱元璋用佥派而来的役充当伺候官员个人的皂隶和直堂皂隶,本来是为了防止官吏侵渔,但是这种徭役折银推行之后,明代的官僚群体愈加腐败。历史上被称为,年来贪浊成风的宣德时期,皂隶折银之后,政府招募皂隶以供驱使,但是基本不发工食银。但是皂隶也是人,他们也要生活,既然政府不给工资,那么平时的开销用度就不得不通过,敲诈勒索百姓得到。 朱元璋影视剧形象 结论明太祖规定的官员俸禄,和当时的工人阶级相比,并不算低薪。只是到了永乐时期,明太祖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不断加大官员俸给中的折钞比例,随着钞的迅速贬值,官吏的薪水变相降低,导致官员出现生计困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员们在体制内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皂隶折银。随后中央将这个办法不断制度化,从而造成明代官俸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自皂隶、马夫等折银后,明代官员的官俸已经成为社会中的顶级高薪,在满足了官吏生计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的发生。赋役改革的初心是为了能够满足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一改过去处处为民着想的风格,满足官员自身利益诉求,与徭役制度的优化毫不相干。另外《明实录》中记载: 明朝处理贪污的现场
笔者认为,明代愈演愈烈的贪污风气,除了中央实行折俸钞,肯定皂隶折银之外,也有官吏自身的原因。官员养成的豪奢形势消费,为自身利益想方设法谋取实质性利益。而中央对折银制度的支持,让这种贪污腐败的方法提供了可能。 在各种低级官位折银,不给这些官役发放工食银的情况下,前来应试的人仍然挤破门槛,也难怪在折银制度出现之后,便出现大规模的买卖皂隶之位的现象,同一个职位上少的竞争者上十位,多的上百位。这样的社会风气,也导致了官吏借用皂隶折银的手段,赚得满盆钵,是形成明代贪污风气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 参考资料:《明实录》、《明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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