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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上世纪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以后，尽管中外学界对于宋代是否步入了所谓“中国的近世”依旧存在着争议，但如今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愿意承认，由唐至宋，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如果说盛唐是一个气度恢弘、万国来仪的“世界性帝国”的话，那么宋在建立一开始，就呈现出内敛和收缩的特质，上述倾向也同样反映在了宋代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和社会风尚等多个方面，宋史学者刘子健形象地称之为“中国转向内在”。 宋代为何发生了上述转变？一个根本原因便是它尽管终结了五代乱世，却没有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它不得不长期与辽、西夏、金、元、大理等众多外族人建立的政权并存，无法成为“天下共主”的角色。 不过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精英阶层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身处的国家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并逐渐发展出一种类似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国族观念”。谭凯的这本最新著作即试图探索此一崭新的思想认识究竟是如何在宋代生根发芽的。 以下文章的内容节选自全书的结论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谭凯分析了宋代“国族观念”出现的原因及其特有内涵。他指出澶渊之盟后，宋辽间“对等外交”的有效实践，以及宋与辽、夏间趋于固定化的边界，使得宋代士大夫更偏向于将“中国”视为单纯由汉人组成的国家。 同时，通过出使辽国的亲身经历，宋代精英中的许多人对于汉和契丹在族群文化上的显著差异有了深切体会，于是他们也坚信像燕地这样历史上就是汉人活动的地方理应被囊括入宋朝版图，这种建立在汉族身份认同上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了宋代“国族观念”的重要内容。 一、宋代“国族观念”的出现 在中国历史上尤为关键的时期，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也经历了变化，这正是之前的各章节所考察的。贯穿其间的是本书的核心主张：远在十九世纪欧洲人大量来华之前，东亚政权间的格局与中国自我认同之观念就有着悠长而复杂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北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革期，而有宋一代，宋辽1005年澶渊之盟之后的数十年又尤为关键。 过去，学者已经认识到十一世纪东亚政权间格局的新变化，即在宋与其他政权间出现了对等关系；笔者则力图探寻此间和议的深层影响。后澶渊时代的外交实践催生了宋辽精英间多元而开放的交流空间。同时，宋辽边界横穿了华北平原，这一独特的格局使得宋方建立了明确的防线（与唐初的边疆战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此背景之下，宋辽间非比寻常的深入往来巩固了已有的和平；由此，宋廷感到北方的军事威胁日益远去，也开始在其他边陲勘疆划界。 然而，在后澶渊时代的诸多变化之中，最令人瞩目、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或许是国族意识的浮现。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变化意味着宋人正在将中原之民重新构拟为一种有着共同文化族属的“汉人”。与此同时，知识精英渐渐拥有了一种笔者称为“华夏空间”的视域，基于对历史、生态以及族群的认识，宋人对这一空间的理解日益清晰。  这一意义上的“华夏空间”的范围超出了宋政权的实际控制区，意味着在这一国族所应有的疆域与汉人政权的实际疆域之间出现了一种落差，这种落差意识与时人对域外汉人定然支持汉人政权的信念一道，构成了北宋后期收复故土之呼声的主要驱动力，也影响了女真南下之后的南宋人。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认为华夏政权有其边界，这一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十一世纪后期宋廷会致力于大规模勘定疆界。 在一些方面，笔者所呈现的北宋面貌近于二十世纪初的“内藤假说”，即认为宋时中国开始进入“近世”。一直以来，持此说者往往关注商业革命、中古门阀的消亡，以及所谓儒学“复兴”的诸层面。在他们看来，宋代中国在这些领域与近代欧洲的一些重要特征相仿。 显然，一些人可能会把勘定边界这一具有“现代”色彩的政策纳入“北宋迈入近世”的叙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以国族之名收复故土之事也可以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情形相比。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将十一世纪中国的历程强行嵌入现代化的叙事。 二、宋代“国族观念”产生的原因 本书所讨论的许多现象之形成，如边界的厘清，或是政权边界与族群边界理应吻合的观念，在前近代的时代条件下并非不可想象。于是，更有意义的取径则是在具体时空之中，追寻促成本书所讨论的诸多变化的历史因素。 国族的理念是如何在宋代出现的呢？在本书中，笔者主张这是一系列偶然因素以复杂方式相结合的结果。完整的国族观念的形成，部分取决于知识精英的社会观念。他们需将社会其他阶层视为自己的同胞，而不是与自己对立的社会另类。 自唐以来，两方面的变化对这种观念的形成尤为关键。一方面，唐代为门阀大族所主导，这些家族在数百年间官宦不辍，由此声名显赫。到了宋代，选贤能而不问门第的理念渐入人心，这使人们开始相信任何男子都可以学优入仕。 另一方面，唐代的门阀贵胄、政治精英大都聚居于京畿附近。到了宋中期，来自帝国各地的知识精英视自己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共同的科举经历与理念抱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在实际上的话），人们认为教育面向所有人——甚至也面向妇女，因为她们在家教子。由此，人们开始设想一个全国性的共同体，大宋土地上的所有人都从属其中。  国族观念不仅建立在内部成员间的整合之上，最终还需要廓清其外在边界。澶渊之盟与后澶渊时代特殊的地缘政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之，澶渊之盟开创了新的外交往来模式，宋辽交往之密集、上层执政者参与之频繁，皆史无前例。 因此，相当比例的最高层官员以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精英，都拥有相当多元的跨文化体验，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非同寻常。这种多元往来的一个侧面，是宋辽政治精英间紧密的社交往来，尤其是在使团的宴会之间。这个过程中，像苏轼这样的宋方官员就会将辽方汉官视为士大夫群体中的同侪。 这意味着对他们而言，生活在有宋疆域之外的汉人也应是华夏国族的一分子。宋辽使节间的往来也可以解释草原部落政治中的族属观念是如何进入宋代精英的话语世界的。事实上，“汉人”的说法似乎就源自草原。在唐以前，鲜卑人最早用“汉”来指称一个族群。 后来，辽代的为政者也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其所造成的身份意识又因有辽一代旨在用地理分隔维护族群差异与边界的族群政策而深化。与此同时，宋人也广泛使用“汉”来指称人群。在宋在辽，人们以共同的方式图绘契丹人及其日常生活；宋辽官员间的频繁往来与社交互动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 宋代使臣的跨文化经历不局限于社交生活。作为澶渊体系的一部分，宋方的政治精英要从都城开封运行至蒙古草原东缘、四时巡守的契丹行营，如是者一年数次。他们的旅程沿着特定的路线展开：首先穿过广阔的华北平原进入辽方治下的燕地，然后经古北口出燕山。使臣们像朝廷提交奏章以及个人所赋的诗篇都将这一旅程呈现给我们。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感到燕山山脉天然地分割华夷。这不仅仅是因为山势的雄伟；山麓作为辽朝族群政策的一部分，也将辽国疆土一分为二：群山以南是燕地的汉人与汉文化，以北则是草原与华夏文化的融合。诚然，宋朝士人常常会提到内陆的地域差异；毕竟作为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远赴各地，见证不同的风土人情。  即使如此，内陆的差异远远不能与燕山南北相提并论，因为燕山将农耕的华夏与游牧半游牧的北方族群分隔开。在笔者看来，一路向北的切身经历，使得宋的政治精英将幽燕视为理应归化之地。宋人甚至还将燕地语言不同、文化各异的族群一概视为“汉人”。尽管宋方官员的旅途主要在辽境内，这些通观帝国全局的官员也将目光放到了其他边陲，在那里想象故地的存在，并认为那里也生活着汉人“遗民”。 关注国族主义的史学家往往对古代的国族意识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在过去数十年间，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指出，现代民族国家并非像它们所声称的那样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天然产物，而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本书的主旨不是要证明宋代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而是要说明我们可以在宋代找到一系列对现代国族主义来说尤为核心的元素。 或许，如果把国族主义宽泛地理解为特定文化的性质与普遍的人类社会境况的共同产物，那我们未尝不可以认为宋代中国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国族主义——它在且仅在一些地方与现代国族主义相仿。这种普遍见于人类社会的境况可以包括将撼人山脉看作天然疆界的倾向，或是将文化差异视为根深蒂固的态度，还可以是与共同体内成员共情的心理——无论这种共同体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我们也可以认为，一种多个政权以大体对等的姿态并存且精英人群将政权之属民视为一大体同质化之族群的地缘政治环境，对一个社会的身份认同造成的影响背后有一定的共性可循。 三、宋代“国族观念”与现代“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 那么，宋代的国族观念与现代的国族主义又有何不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依次讨论四个密切关联的因素：国族意识（nationalconsciousness）、国族意识形态（nationalideology）、国族运动（nationalmovement）与国族世界观（nationview）。 ▲“燕云十六州”地理方位图 国族意识可以指对同一个举国共同体（nationwidecommunity）的归属感，就这一意义而言，宋代的国族意识与现代的对应观念最为相似。降及十一世纪，仕于宋廷的士人开始构想一个基于手足同胞之上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士人也开始构想国族的固有疆土，尽管其中的一部分已在前朝“沦陷”。 尽管有宋一代，这样的情愫主要存在于知识精英之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模型中，现代国族意识同样也首先在精英阶层里面出现，先是在美洲的欧裔精英当中，之后是在东欧的知识分子之间，然后是非洲、亚洲殖民地的本地精英。此外，对安德森而言，美洲的国族意识在开始时也是一种自发自足、聚焦自身的现象。人们并不需要看到周边的其他政权有了国族共同体，才会开始构想自己的国族。这与宋的情况相类似。 国族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观念，即国族政权的疆域应与国族共同体的地理分布相一致。与国族意识不同，国族意识形态在宋代和现代两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差异。诚然，宋人自视“中国”传人，也将“中国”与“汉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他们界定“中国”的时候，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和空间，而非族裔。 事实上，宋朝的决策者只有在做出一些更为实际的决定，如宋夏勘界或决定处理契丹俘虏的方针时才将族裔看作影响文化的因素之一。要之，现代国族主义者往往从特定民族出发，首先以此界定民族国家，然后再勾勒此民族的文化特征。宋代精英则不同，他们首先从文化传统出发界定政权国家，然而再把服膺、传承此文化的人，视为一特定人群（people）。 国族运动，即将国族观念付诸实践的方案。就此而言，宋廷与十九、二十世纪的国家在以下意义上相仿：其执政者都想过以军事手段收复故土。然而，与现代的情况不同，宋廷并没有通过大规模教导民众来动员民众为国族主义事业效力。  当然，宋代时已经具备了政治宣传所需要的许多技术。雕版印刷在十一世纪有着广泛的应用，执政者也明白它可以用来教化大众。例如，为了推广儒学经典的传统诠释，宋廷一度希望垄断这些文本的印刷。面对西夏的威胁，宋廷寻求建议时，范纯粹（1045-1117）还推陈出新，在其奏折中描述了雕版印刷的另一种用途。 范纯粹提出，党项之君之所以能煽动其民众，是因为他散布谣言诋毁宋朝。由此，应对方案也就很明确了：“令诸路多作印本，以汉书、蕃书两两相副。散遣轻骑驰于贼疆百里之外，以一传十，以十传百，则乙逋奸谋，众当共知。” 既然十一世纪的宋廷有着传播政治信息所需的技术支持，也想到要这么做，为什么当时的执政者没有广泛动员其民众，以为收复疆土之用呢？为什么朝廷仅仅想到对党项之民施以宣传呢？一种可能的解释在于，此时动员广大民众的军事意义尚不明朗。十九、二十世纪以后，经过意识形态洗礼的士兵在战场上的作用才渐渐凸显出来。到了这一时期，作为统治技艺的政治宣传，其军事价值才更为人所知。 最后，我们回到国族世界观，也即国族主义的第四个构成要素。在这一意义上，现代观念与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截然迥异。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民都会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其地其民也仅仅属于这一民族国家。人们以同一观念框架看待每个民族国家，它们都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菜式，还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宋代的知识精英以这种现代人的方式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终究未将自己的国族看作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尽管如此，十一世纪仍有一些线索引人注目，因为从中或许有机会发展出另一种模式的国族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上下四维之间，存在着不同文明的中心；每一种文明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实践，并以此勾勒周边的荒蛮之地。  譬如，辽似乎正在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契丹式帝国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服饰、仪轨与文字。一路向西，党项人欲步契丹人后尘。在1030年代，他们试图摆脱对宋臣属的地位，寻求建立自己的政权。而与这一政治主张相表里的，是他们创制的党项文字、服饰、宫廷礼仪及乐律。 在十一世纪，一些宋朝官员认同了其中的观念。出使辽廷之后，苏颂撰文描述了那里的仪式舆服。文中提到，辽与宋一样，以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另一个文明的中心，环绕这中心的，则是对辽人来说未开化的“荒服”。 事实上，当时的高丽等其他东亚政权在阐述各自文明的时候，有时也会使用君主居中、远人来仪的说法。越南人基于汉字所发展出的独特书写体系喃字，也是一个有趣的个案至少自十二世纪后期起，它便作为一种文化工具，用于教化越南南方的土著。 四、宋代“国族观念”的影响 本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十一世纪前后。那么之后时代的情况如何呢？1120年代女真南下之后，东亚世界的格局又维持了一个世纪。尽管契丹已经远去，女真取而代之，与南宋分庭抗礼。在十二世纪与二者共存的，还有党项人的西夏、高丽王国以及越南的李朝。 参照澶渊之盟，宋金达成合议；南北殷勤通使，颇似宋辽往昔。同时，南宋精英继续将自己的王朝视为汉人的政权。在后人看来，他们意气风发，志在北伐。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地图承载着人们对自身国家真正疆域的认识，也开始广为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地图激励了南宋士人的恢复之志，他们的故土收复主义热情也影响了后世对南宋的历史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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