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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北部自东而西分布着两大山系，将北中国分隔为气候、经济、人文都差异甚大的地理空间，两大山系夹峙地带，是气候、经济、人文过渡之地，由于经济方式兼有农牧的复合特征，既能为中原王朝牧放战马提供草原，又能为北族政权提供农业补充，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北上、南下，进一步统一中国的经济补充与地理跳板，是南北双方竭力争取的战略重心，由此可将这一区域称作“核心边疆”。“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南北政权借助占领“核心边疆”，得以统一全国，将政权从单纯的农业政权或游牧政权，转变为农牧国家的历史现象，可称为“边疆形态”。 关键词：核心边疆；边疆形态；过渡阶梯；农牧国家  在19至20世纪社会科学形成之时，在不同学科呈现分化、独立的时代潮流中，萌发于德国的现代地理学却不合时宜地强调消除学科界限、综合不同方法，学科地位从而大受影响，受到其他学科的普遍漠视乃至放弃，时间而非空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考维度。同样，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也呈现出独重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去地理化”（despatializing）取向。福柯在审视了近代历史研究取向与潮流之后，指出：“空间被当作是死亡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其实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更在其中扮演着能动角色，甚至从长时段而言，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走向。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之间的长期对峙与互动，构成了中国历史变迁的主脉络。而这一态势之形成，便根源于北部边疆的地理环境。本文尝试借助这一问题之讨论，揭示地理环境在中国历史中的基本作用，以及地理视角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意义。  一、北中国的地理差异与“核心边疆”的历史角色 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北族政权之所以形成长期对峙局面，根源于北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北中国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脉、昆仑山脉（为方便起见，下文皆将“山脉”简称为“山”。在论述支脉时，直接称谓支脉名称。支脉名称与山系名称一致时，如太行山、长白山等，在其前面冠以“狭义”之称）。 两大山系不仅将北中国分隔成为三大地理空间，由北至南依次为亚洲内陆、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内新月平原地带；而且由于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湿气流之北进，从而导致三大地理空间形成不同气候特征，即分属干旱气候、半干旱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受到地形与气候条件影响，三大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政治组织亦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典型亚洲内陆干旱气候条件下，北方族群发展出单一游牧经济；在内新月平原地带温带季风气候下，华夏与后来的汉人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除地方政权之外，中国古代中央王朝政权，基本分布于这两大地带。其中外山系阴山（包括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以北、内山系太行山（包括支脉燕山）以南之地，分属典型亚洲内陆东部、内新月平原地带的中心地带，尤其是王朝政权集中分布之地，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王朝政权皆分布于此，也即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主线索便存在于这一地区，可将这两大地带视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 依照王朝、政权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疆域观念之不同，可将这两大地带的政权分别称为“农业政权”与“内陆政权”。农业政权是华夏、汉人在崛起之时或弱小之际，于太行山以南，依托农业经济所建立的较为纯粹的华夏政权、汉人王朝，包括三代、魏晋、五代、北宋。与之相似，内陆政权是北方族群在崛起之时或弱小之际，于阴山以北，依托亚洲内陆地理环境，所建立的较为纯粹的北族政权。依据经济方式与组织规模的不同，又可将之细分为游牧行国、草原部落与渔猎部落三种类型。所谓游牧行国，是指北方族群在游牧经济基础上，所建立的大型社会组织，包括匈奴、突厥、回纥、蒙古在典型亚洲内陆所建立的政权类型。所谓草原部落是指北方族群在游牧经济基础上，所建立的小型社会组织，比如猃狁、犬戎、羯、氐、羌与明代蒙古。所谓渔猎部落是指崛起于大兴安岭的东胡系部落，在典型亚洲内陆所建立的小型社会组织。 而在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由于地形、气候呈现出非典型与过渡性特点，呈现冲积平原、草原、森林、山地各种地形交错的特征。比如东汉末年，董卓鉴于关东兵起，有迁都关中之议，指出“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2］，作为宫室易于营建的根据。明末夏完淳认为：“草木之富，莫盛于代北，莫远于河冀，岳种名材，连疆蔽地。”［3］故而虽然具备发展游牧、农业的条件，但又非普遍推广地带。因此之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陆平原过渡地带便成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过渡并存、商贸往来的中间地带，汉人与北方族群争夺拉锯的缓冲地带、山河交错之地尤成为经济生机蓬勃、又潜藏军事危机的地区，也相应是汉人（华夏）拓展农业经济、防御北方族群的历代长城分布地区。汉人北上亚洲内陆时，可以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有利于获得给养，而且也可发展骑兵［4］，为与北方族群一决高下提供了战术基础。反之，北方族群南下北方平原之时，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人马可以获得给养，而且农业经济也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的不足；这一地区的商贸往来也可以壮大北方族群实力，形成相对于内亚腹地深处族群的经济优势，借此北方族群更易在中国北疆建立较为长久的统治［5］。 这一地区的人群，由于夹在南北政权之间，相对于处在南北政权核心腹地的人群而言，政治立场相对呈现模糊性与摇摆性，较易成为可资利用的军事工具。比如东汉末年，六郡良家子的董卓，出身于陇西郡临洮，便团聚周边羌帅，而逐渐在地方树立起威望。“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相与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6］。东汉末年，马腾、马超父子之所以成为割据一方的重要势力，与得到边疆族群的支持有关。曹操谋士杨阜如此评价马超，“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7］。三国曹魏文帝时期，酒泉汉人苏衡与羌人邻戴、丁令胡一同发动叛乱。“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8］。明代九边长城军镇之一的大同镇，地处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接壤的开阔地带，是明朝与蒙古军事冲突的前沿阵地，在长期的军事冲突中，一方面成为明代九边长城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今各边之兵，大同为最悍”［9］，另一方面由于时刻面临蒙古的冲击，与之频繁接触，因此有阴结蒙古以避祸，甚至与之展开走私贸易之地缘取向。“臣闻近年以来，渐与胡虏交通，不相为害。胡马犯边，其害在民，彼不相救。前年引胡虏以拒官军，往事可验也”［10］。嘉靖时期大同镇下级军官与士兵甚至发动叛乱，意欲归附蒙古。 而常年处于战争漩涡中的这一中间社会，也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是中国古代崇尚武风、善于作战的区域社会。班彪指出先祖班伯“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11］。而在秦汉时期，“山西”即太行山以西或“关西”即函谷关以西成为武将集中涌现的区域。比如秦汉立都关中，在太行山以西到今甘肃地区，也就是中国古代所称“关陇”一带，与匈奴长期展开战争，这一区域社会遂深染武风，形成“山西出将”或“关西出将”的历史传统。 汉文帝鉴于实行“和亲”后，匈奴仍不断进攻边境，有发动战争之念，遂从关陇六郡良家子中挑选将领，训练军队。“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12］。西汉许多名将皆出身这一区域。比如李广，“李广，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广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13］。再如赵充国，“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邻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14］。又如甘延寿，“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朝门，以材力爱幸。稍迁至辽东太守，免官”［15］。西汉对外征伐，多调发这一地区的军队。比如汉宣帝时，“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16］。对于“关西出将”的历史现象，东汉班固进行了系统评述。班固指出秦汉时期关西地区涌现出大批杰出将领［17］。在班固看来，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是关西人群与北方族群接壤而居，在长期的战争中，培育出尚武的社会风气。“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虏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流风犹存耳”［18］。 东汉时期，关西出将的地缘传统仍在延续。凉州刺史管辖关陇六郡中的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在世人的眼中，一方面“凉州寡于学术”［19］，另一方面却是猛士云居之地。安帝永初四年（110），东汉鉴于羌人叛乱，“残破并、凉”［20］，曾有放弃凉州，集中力量对付北方族群之议。“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议者咸同”［21］。郎中虞诩却指出“关西出将”，凉州士兵勇敢善战。“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22］。放弃这一地区将会导致这一军事力量反过来成为巨大威胁，因此不应放弃凉州。“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23］。最终东汉听从了虞诩的意见。 灵帝时期，东汉再次鉴于羌人叛乱，又有放弃凉州之议。“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24］。议郎傅燮延续虞诩的观点，仍反对放弃凉州。“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25］。傅燮之所以如此主张，在于他与虞诩观点一样，也认为凉州军队战斗力强悍，该区域之得失关系东汉国运。“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26］。最终灵帝也接受了傅燮的意见。“帝从燮议。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为众议所归”［27］。东汉末年一代枭雄董卓，便为陇西临洮人。“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卓有才武，旅力少比，双带两鞬，左右驰射”［28］。鉴于山西良将猛士世代迭出的现象，范晔著《后汉书》，发出“山西多猛”［29］的感叹。秦汉时期“关西出将”的历史现象，也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明人丘濬便指出：“六郡者，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30］并一方面尝试从“地气”角度加以解释，“西方属金，金主肃杀，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31］，另一方面又隐约认识到这一现象背后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虽然，此论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无往而不有，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32］。 王莽禅汉，天下大乱，铫期向刘秀指出河北民众临边善战，获得这一地区能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统危殆，海内无所归往。明公据河山之固，拥精锐之众，以顺万人思汉之心，则天下谁敢不从？”［33］唐朝武将来源的主要地区，一在关中，另一在河东［34］。 《金史·西夏传》“赞”对西夏立国的区域优势进行了评论，指出西夏所在区域民风尚武是其优势之一［35］。明茅坤则指出核心边疆民间风气普遍尚武敢战。“山西者，西则属秦陇，北则连朔方，又东北则渔阳、上党。其地多劲侠沉鸷、嫖姚跳荡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颇与虏之斥堠烽燧相纷拏”［36］。“窃惟幽、并、燕、赵之墟，古今来称天下劲兵处也”［37］。 可见，从地理与社会两个层面来看，内陆平原过渡地带都是汉人、北方族群强化自身的充电场所。汉化的北魏政权在讨论经略边疆时，以征讨北部柔然为先，其中便有获利阴山的考虑［38］。唐诗人张籍作《陇头》，王建作《凉州行》，司空图作《河湟有感》，杜牧作《河湟》，刘景复作《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皆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吐蕃东进河西走廊带来的农牧涵化情形［39］。 由此可见，从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来看，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属于“五服”中的“绥服地带”。“《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为华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为夷狄之区。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40］。从经济形态来讲，属于中国古代农牧过渡带。从其最重要的历史标志——长城来命名的话，可以称之为“长城边疆”。而从其历史作用来看，是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争夺的“核心边疆”，占据了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动，驱逐对方或夺取政权。清代张曾的一段议论揭示了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的整体地位。“云朔以北，沙漠以南，为华夷交界，从古战争之地。……西北边防较别处尤重，此间属南北管钥，中外强弱之势，即以其地之属南、属北定之。”［41］丘濬则讨论了河北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中的关键角色，指出在上古时期，河北是政权崛起、称王争霸所资凭借的关键地区。“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区，昔人所谓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传，乐毅以燕兵下齐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强，莫逾于此也”［42］。“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盖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43］。这既与当地民风尚武有关，“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耐辛苦，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者”［44］，也与当地盛产健马，可以培育大规模骑兵，形成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军事优势有关。“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45］。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与丧失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唐自天宝末失此地，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营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有敢窥者。必欲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46］。再如宁夏，在明代被视为“关内之北门，胡人之前户”，明阁臣彭时认为宁夏“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是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其形势之重如此”［47］。 地理空间不仅是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而且更具有相当的主动作用。同样的资源，处于不同的位置，便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能量。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秦汉、隋唐、明朝夺取核心边疆，不仅将之建成坚固的军事屏障，而且为进取漠北、驱逐北族奠定了基础。从北方族群而言，夺取了核心边疆，便拥有了逼临中原王朝的广阔空间，从而建立起对中原王朝的军事优势，比如匈奴、突厥；甚至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优势，得以统治黄河流域，乃至全中国，比如北魏、辽、金、元。反之，失去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被动，被驱回本部或失去政权。 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比如阴山长期是匈奴威逼西汉的战略前沿。“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48］。汉武帝夺取了阴山地带之后，便将匈奴驱逐回漠北，甚至逼迫匈奴进一步西迁，从而在蒙古高原建立起战略优势。“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其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49］。中唐即安史之乱以后，汉人丧失了对核心边疆的实际控制，至五代、两宋更正式失之异域，从而呈现先后受到沙陀、契丹、女真、蒙古压制的历史格局。对此，南宋王应麟评价称：“河湟复而唐衰，燕代割而辽炽”［50］。蒙古灭金进程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夺取了核心边疆。 从北方族群视角而言，比如在汉武帝多次发动的北征打击之下，匈奴失去了阴山地带，从而丧失了进入中原地区的地理通道，由此在战略态势中处于被动地位。“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51］。再如祁连山“水草茂美，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牛羊”，“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被逐出此山，从而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52］之悲歌，匈奴也随之由盛转衰、西走中亚。吐蕃占据河西走廊黄河九曲之地，从而在中古长期雄踞西北。“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53］。 可见，为得到核心边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方族群在这一地带投入了最多的精力与资源。与之相比，漠北地区与华北地带一般情况下只是南北政权各自内部力量争雄的历史舞台。 在核心边疆中，阴山边疆地位尤其重要。阴山是中国北部著名山脉，西端以低山没入阿拉善高原，东端止于多伦以西的滦河上游谷地，长约1000公里，其支脉由西至东依次为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凉城山、桦山、大马群山，不仅是横亘内蒙古中部的天然屏障，而且是季风气候与非季风气候，半干旱与干旱气候，草原与荒漠草原，农业与牧业的分界线，阴山南部界限在河套平原北侧的大断层崖和大同，阳高，张家口一带盆地，谷地北侧的坝缘山地。由于处于黄河水系、海河水系外流地带，并有乌梁素海、岱海、黄旗海等天然湖泊，地理、生态、经济丰富多样，兼有农田、草原、林业，既是中原王朝汉人地区以北的天然屏障，也是北方族群获得物资、以维持生存的重要地区，因此历来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争夺的核心地带。比如岱海在明代称“威宁海子”，明中后期蒙古盘踞于此，对大同镇构成了长期威胁。“塞外威宁海子，水草肥美，林木茂盛，北敌珍倚之，群聚于此，数为大同患”［54］。 阴山边疆不仅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族群的连绵屏障，而且由于具有广阔纵深与众多缺口，也为北方族群提供了南下通道与潜藏之所。“阴山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为匈奴苑囿。今大同起西阳河堡，边外之山皆斥卤，惟此山土暖而幽深，夏多奇花卉，山脉甚长，知即古阴山也”［55］。为弥补阴山地形缺陷，中原王朝通过修筑长城，以堵塞缺口，“阴山边疆”相应成为中国古代长城重点分布之处。而北方族群也屡以越过阴山长城，打通阴山边疆，将其改造为“阴山走廊”作为军事重点。 由于地位重要，阴山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受到关注。唐人王昌龄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诗［56］，以阴山作为军事成败的表征。明人著《九边考》，从整体上概括了阴山边疆的战略地位，指出阴山是生态环境的分界线，阴山以北为戈壁、沙漠。“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57］。因此，中原王朝获取阴山之后，北方族群只能北徙至漠北草原，缺少了逼近中原王朝的地理条件。“中国得阴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踪迹皆见，必逾大碛而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故阴山为御边要地”［58］。反之，如果北方族群获取阴山，便拥有了不断威逼中原王朝的地理空间。“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阴山，则易以饱其力而内犯”［59］。这也是建都于关中的中原王朝，都要将防线北移于阴山的地理根源。“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60］。 清顾祖禹也认为阴山是中原王朝与北族政权的界限所在。“（黄）河之外阴山横亘，中外大限，常以此分”［61］。梳理了战国以至宋代，中原王朝在阴山边疆的军事经营［62］。清朝疆域大为开拓之后，阴山已不复为政权界限，但仍被视作不同族群之间的分界，而不断引起时人关注与慨叹。“我国家临统万宇，列塞在阴山之南；先可汗总率本部，建牙于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余年，此天所以限隔内外，不可逾越”［63］。 可见，核心边疆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扩张权力、统一全国的“地理阶梯”与“经济过渡区”，可以合称为“过渡阶梯”。以“阶梯”名之，不仅含有核心边疆在空间上的中间跳板，还在于在地形上呈现逐层升高之意。可见，核心边疆与过渡阶梯所指地域为一，只是后者进一步强调了核心边疆所具有的历史动态特征。无论中原王朝，还是北族政权，在占据这一区域之后，都获得了地理优势与经济补充，从而极大地壮大自身实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对河西走廊或山后地区的充分重视，也充分显示了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中的主体作用。 核心边疆对南北政权的正面作用既已彰显，其对南北社会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核心边疆由于地处从半干旱到干旱的生态过渡区，抗干扰能力差，自动恢复能力弱，因此在气候发生变化时，最易受到冲击，而产生剧烈变化。核心边疆由于战争频繁、经济落后，社会机制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同样显得软弱而无力。不仅如此，核心边疆相对平坦而广阔的地理空间，为自然灾害的蔓延提供了广阔天地。以上因素相结合，导致核心边疆不仅容易发生自然灾害，而且经常造成大规模蔓延。强烈的自然灾害不仅能够摧毁核心边疆的本地社会，而且将组成这一社会主体人群的士兵推向核心边疆之外，造成大规模叛乱，成为动摇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动乱之源。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之灭亡，大都有核心边疆自然灾害及由此催生的社会动乱的因素在内，比如汉末、唐末、明末与清末发生于西北、华北的旱灾、蝗灾、洪涝、风雪、霜雹与瘟疫等灾害，以及由之引发的内亚族群、北方汉人叛乱，都从根本上动摇、瓦解了已经存在不同程度危机的社会秩序，成为瓦解政权统治的最后狂潮。可见，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仅是南北政权壮大自身的充电器，还是摧毁南北政权历史能量的衰变器，衰变过程产生出巨大的破坏力量。无论释放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核心边疆都是催动南北秩序发生剧变、推动中国历史发生整体变迁的蜕变器。这一历史变迁无论正面抑或负面，都开创出全新的历史格局，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可见，对核心边疆与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关系进行整体考察，便系从地理的角度，构建中国古代历史解释模式的尝试。考虑到地理相对于历史，是客观而更为根本的存在，这一解释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时段、整体性、结构性特征，具有十分明显的意义。 依照南北位置的不同，又可将核心边疆分为内外两层，内山系辐射地带可称为“内核心边疆”，外山系辐射地带可称为“外核心边疆”。当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分据内外核心边疆之时，各自依靠经济优势与军事优势，大体形成长期对峙、均势格局。在内、外核心边疆之间不断摇摆的长城，便是中原王朝维护核心边疆最为长期的措施。 在较为保守的汉族士人看来，内山系是中原王朝的界山。“自大河以东，由石、隰、岢岚、静乐、宁武至雁门，历紫荆、居庸，直抵山海关一带界山，崇冈峻岅，固天所以限封疆而保障生民者也”［64］。“盖中外之界限，本在宁武至山海关一带界山”［65］。“于是临边一带界山，自山海至居庸、紫荆、雁门、宁武，自岢岚、保德、偏关，直抵黄河岸，自北南视，如千仞崇垣，拔地而起，固天所以限中外也”［66］。 但外核心边疆由于具有在地理、经济两方面是弥补漠北草原牧业经济不足、铺设进入内核心边疆之广阔道路的过渡阶梯，因此在核心边疆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中原王朝若欲保持对蒙古草原的长期控制，只能充分控制外核心边疆，将北方族群困于漠北草原，使其在经济、军事上都陷入困境，才能长保内核心边疆乃至整个汉地的安全。中原王朝为了掌握战略优势，往往竭力控制外山系。“中古以来，类皆守于险外，以为重险之固”［67］。中原王朝强大之时，长城主线皆在外核心边疆一线，是一种具有主动与进攻姿态的军事设施。明朝在开国之初，致力于在漠南草原构建起庞大的军事攻防体系，虽然伴随国力逐渐衰弱，防线逐渐内徙，但在首都北京的正北，却一直保留宣府镇，作为军事屏障。“紫荆、居庸之外，则有宣府一镇，镇城既设重兵，复设五路参将，大小城堡各设守备、操守、把总等官，原额旗军一十二万”［68］。 而北方族群也不断向外核心边疆渗透，以打破漠北草原的封闭困境，借助外核心边疆的过渡阶梯，东西往来寻找中原王朝防御薄弱之地，从而将核心边疆演变成为自由出入、东西奔驰的“核心走廊”。一旦北方族群占据外核心边疆，中原王朝在骑兵发展受阻情况下，野战能力与机动性都随之下降，从而丧失了在长期战争中的主动权，便逐渐在战略态势上处于被动地位，从而在内核心边疆修筑长城，比如北宋堡寨、明代长城皆是如此，通过长期屯驻重兵、分地守御，以资应对。但这又与核心边疆脆弱生态、经济条件相冲突，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与内部叛乱，北族政权从而趁势入主、统一中国。可见，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围绕核心边疆的争夺，尤其集中于外核心边疆，外核心边疆是关系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方族群战略态势的地理分水岭。可见，核心边疆实为关系中国古代汉人、北方族群兴衰的根本之地。 二、中国古代“核心边疆”的马匹牧放与政权兴衰 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占据着绝对的战术优势。西汉武帝时期，在完成封狼居胥的壮举后，不复北上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长期汉匈战争中，马匹大量减少。“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69］。“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70］。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71］。 为培育骑兵，汉唐之间，中原王朝将“核心边疆”作为牧马重地。张良说服刘邦定都关中，便将该地接近内陆平原过渡地带，适宜牧马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夫关中左殽关，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72］。唐司马贞撰《史记索隐》注云：“崔浩云：‘苑马牧外接胡地，马生于胡，故云胡苑之利。’”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也注云：“《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与胡接，可以牧养禽兽，又多致胡马，故谓胡苑之利也”［73］。西汉时期，在关陇、河西走廊牧放马匹。“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74］。“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75］。景帝时期，匈奴曾攻入上郡取苑马。“景帝中元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余人”［76］。王莽禅汉，天下大乱，元遂指出天水士马最强，建议隗嚣以其为根据地，结合周边地区，建立政权［77］。曹操指出关西军队之所以强悍，与骑兵比例较高有直接关系。“关西诸将，恃险与马”［78］。北魏至隋唐时期，关陇地区、河西走廊也一直是牧马重点地区［79］。 隋末天下纷争中，唐兵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与占据河东、关陇，从这一地区获取大量马匹，从而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队伍，具有密切关系［80］。唐宰相张说指出唐朝在关陇地区、河西走廊地区牧马获得了显著成绩［81］。唐宰相杨炎称焉支山（燕支山）“维人气雄，其畜多马，虏得之以制阴国主天街，周以之兴，秦以之霸，汉得之以断右臂、却南牧”［82］。唐朝正是凭借着广阔的牧场，培育了大量优质战马，从而为征服内亚奠定了基础。“秦汉以来，唐马最盛”［83］。唐玄宗之所以能将唐朝国力推向极盛，与在这一地区大量牧马有直接关系［84］。安禄山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动“安史之乱”，与他从这一地区选取了大量战马有密切关系。“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85］。唐朝能够平灭安史之乱，也与收复了这一地区，获取大量战马，直接相关。“肃宗收兵至彭原，蒐平凉监牧，犹得马数万，军以复振”［86］。而伴随陇右地区被吐蕃占领，唐朝军事力量大为受损，不再具有北上亚洲内陆的骑兵基础。“及吐蕃陷陇右，苑牧马皆没焉”［87］。 与汉唐相比，北宋时期牧马区域或者陷于契丹、西夏，或者并未被有效利用［88］。这是北宋武力不竞的一个重要原因。金人也认为契丹得幽云十六州，占据牧马之地，是辽、宋势力升替的关键。王府掾梁襄称：“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89］。 与北宋相比，西夏占据了关陇地区、河西走廊这一传统的牧马区域，是其在契丹、北宋夹缝之间，长期生存下来的重要因素。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秘书丞何亮指出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以贪狼之心，据广饶之地，以梗中国，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也”［90］。而咸平五年，这一地区被西夏所占据。清人吴广成也指出甘州、凉州对于西夏十分重要［91］。不过在元人马端临看来，西夏虽然占据了这一传统牧马重地，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大为退化［92］，因此仅能促使西夏得以长期自存，而无法获取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实力。“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93］。 蒙古帝国以骑兵征服亚欧大陆，养马之地甚多，而元朝却仍将核心边疆作为养马重地。至元二十六年（1289）七月，“丁亥，发至元钞万锭，市马于燕南、山东、河南、太原、平阳、保定、河间、平滦”［94］。延祐七年（1320）七月，“癸未，括马于大同、兴和、冀宁三路，以颁卫士”［95］。延祐七年（1322）九月，“括兴和马以赡北部贫民”［96］。至治元年（1321）八月，“车驾驻跸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97］。致和元年（1328）十月，“以所括河北诸路马，四百匹给四宿卫阿塔赤，二百匹给中宫阿他赤，余二千匹分牧于内郡”［98］。 明朝同样将核心边疆作为牧马基地，在此驯养了大量战马，为北上蒙古高原与长城作战，奠定了军事基础。洪武时期明朝有十万可战之马［99］。与蒙古相比，虽然马匹数量相等，但由于需要在漫长战线上分散布防，便显得不敷于用。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称：“今不能熟虑胡人已有上马者十万，东则十万东，西则十万西，南则十万南，威势全备。若欲折冲鏖战，甚是力全”［100］。“东西布列，各守信地，不下六千里，急难遽会。每处多者，不过一二万耳”［101］。“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匹虽有，若欲赴战，卒难便至。若事势紧急，北平口外马尽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自古名将，亦难于野战”［102］。因此明军虽在洪武前中期，在开国武将集团率领下，多次击败北元残军，但伴随这一集团被诛戮殆尽，蒙古部落逐渐喘息过来，并再次形成较强的战斗力，明军在大漠与蒙古的对峙、拉锯中，开始由于骑兵不足，而在野战时处于下风。“此时胡人之马足有十万，不出则已，设若南行，乍观马势甚大。若不机智多端，昼夜熟算，难以制伏”［103］。为增强骑兵力量，朱元璋将核心边疆的广阔区域，作为重点养马区域。 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二日，千户赵鼎赴京回还，该本年正月初三日，于右顺门，钦奉圣旨：“图本一本，到家与你王看，只依着我这图本。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又东至宣府，又东至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又东至鸭绿江，北去不拘几千里；南至各卫分守地方，以南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北，又古北口北以东诸口外，以至山海卫外。除军民农种田不许牧放，其荒闲平地及山场，腹内诸王、驸马及极边军民，听其牧放樵采。其在边所封之王，晋、燕、代、谷、宁、辽，毋得占为己场，有妨军民牧放樵采。其腹内诸王、驸马，听其往来东西牧放，自在行营，因而操练防胡。敢有称说自己草场、山场者，其论非轻。今出此图，吾子孙世世守之［104］。 将江淮马场战马运送至这一区域，并仿照蒙古养马的方式，顺逐水草，迁移游牧。并对战马从小加以训练，这样培育出来的战马性情坚韧，能够适应战场艰苦的环境。朱元璋不仅对核心边疆养马之事十分关注，具体而微；而且十分注重骑兵建设，规定骑兵建制为一战将统率一百骑兵，一将统五战将，也就是说骑兵以五百为大的单位，一百为基层单位。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二十八日，朱元璋谕晋王圣旨称：“一，马军队伍五百，一将帅领。五百各分五战将，一将帅一百，听总五百帅首号令，往来折冲，以摧贼阵”［105］。 在朱元璋的大力经营下，明初北部边疆战马数量大幅增多，军队中骑兵的比重明显上升。朱元璋也将会聚军队形象地称作“会马”。在朱元璋的北疆军事规划中，骑兵队伍利用自身机动灵活的优势，分散控制着蒙古可能南下的军事道路［106］。虽然仍不能与大规模蒙古骑兵直接对抗，却可以利用军事策略，形成局部优势，与之展开野战［107］。若不能相抗，则依赖城堡，加以防御。“防胡之法，此时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近城垒。倘有鏖战，固守城池，保全军士，以待援至。此上策也”［108］。 无论如何，洪武时期在核心边疆培育战马，颇见功效。直到永乐时期，北疆诸王仍掌握数量不少的战马。“癸巳，肃王楧献马二千匹，赐楧绮罗纱绢二百六十匹，火二十人”［109］。甚至直到明末，肃府仍掌握不少牧场［110］。 建文时期，蒙古趁明朝因“靖难之役”而陷于内乱，无暇北上，重新团聚、壮大，并开始南下威逼明朝。朱棣即位后，尝试北征，以解决蒙古的威胁。由于靖难之役使明朝损失了大量战马，为了解决马匹问题，朱棣再次尝试在核心边疆牧放战马。永乐四年（1406）八月，朱棣围绕采取何种养马方式，命北疆将领加以讨论。“丁酉，上以甘肃、宁夏、山西皆近边，可畜马，敕守将西宁侯宋晟、左都督何福、江阴侯吴高等相择牧地，计议以闻”［111］。朱棣提出了两种牧马方式。“一欲略如朔漠牧养之法，择水草之地，其外有险阻，只用数人守之而足，纵马其中，顺适其性。至冬寒草枯，则聚而饲之，一欲散与军民牧养，设监牧统领之”［112］。商议的结果是从北疆地理条件出发，在不同地带分别采用散养朔漠与军民牧养之法。明朝遂于大同以北实行散养朔漠之法［113］。 具体范围是在山西行都司管辖的河套东北直到大同以北之地。而在陕西、甘肃，鉴于其草原较多、农田较少，则专设苑马寺，由军队负责牧养［114］。永乐六年（1408），甘肃牧马范围又复扩大［115］。永乐十四年（1416），明朝又将养马地扩展至京师以东地区［116］。 仁宣以后，明朝转而采取收缩边疆政策，但为加强军事防御，一直都注重在核心边疆牧放战马。 三、“边疆形态”与中国古代农牧国家的形成 中国古代不同政权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依托各自经济方式，秉持自身意识观念，形成不同的边疆政策，从而直接形塑了各自的疆域格局。虽然不同政权边疆开拓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政权，若欲建立并长期维持庞大的疆域，皆需控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核心地带的“核心边疆”。 虽然核心边疆一直处于汉人、北方族群争夺夹缝之中，这一区域除了北方族群在固定占领太行山区域，对汉人形成长期压制之势时，比如魏晋、两宋时期，北方族群建立所谓十六国、北朝与金朝、西夏政权外，其他时期并无政权形态的建立。但核心边疆的农牧经济形态，却对于汉人农业政权与北方族群内陆政权，具有很大的弥补性，相应地，当一个政权固定占领核心边疆时，不仅会促使自身政权性质的改变，即分别从单一农业、游牧政权，转变成为复合性的农牧国家，而且为进一步的边疆开拓提供前提、奠定基础。由于这种政权性质转变与疆域开拓源自于对农业政权、内陆政权来说都是边疆的地区，故而这一现象可称为“边疆形态”。 比如唐末、五代之际，契丹不断通过战争俘获，或政治招徕的方式，聚拢了大量汉人，不仅借此开展农业经济，与契丹本部游牧经济共同构成二元经济形态，而且仿照汉地制度，设置郡县，以汉法管理汉人，形成与契丹“国制”并行的二元政治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17］。而在此基础之上，契丹借鉴汉人政治观念，推动了契丹政权从松散的部落联盟状态向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变。契丹最初由八个部落共同组成，首领由八个部落推举产生［118］。族群事务由八部共同商议决定。“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119］。但耶律阿保机被选为首领之后，接受归附汉人的建议，开始改变八部议政制度，加强自身权力［120］。最终借助汉人势力，诛杀其他部落首领，建立起个人统治。 可见，与拉铁摩尔的“边疆形态”概念所指为边疆人群建立的统一王朝不同，这里的“边疆形态”是从经济角度，揭示核心边疆对于南北政权性质变化的推动。正是汉人（华夏）与北族之间不断互动形成的边疆形态，逐渐催生了突破各自文明局限的规模较大的政权，推动中国历史走向发展与高峰，而这些政权便是农牧国家。 农牧国家是汉人、北方族群在力量强大之时，突破各自典型区域与经济方式，向核心边疆渗透，从而建立的兼有农牧经济，具有一定复合性特征的政权形态。由于这类政权规模较大，故称之为“农牧国家”。农牧国家依照统治阶级来源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即汉人农牧国家与北族农牧国家。汉人农牧国家包括秦汉、隋唐、明朝，以南北平原农业经济为主，在核心边疆与亚洲内陆兼营牧业。而在都城选择上，或者说其政治重心，呈现依托北方平原，兼顾核心边疆的地缘特点。秦汉、隋唐都城在关中，依托八百里秦川，控制西北边疆。明朝都城在北京，依托华北平原，控制东北边疆。 北族农牧国家包括匈奴、北魏、突厥、吐蕃、辽朝、金朝、西夏、元朝、清朝，除清朝之外，皆以牧业为主，兼营农业，清朝则农牧并重。在都城选择上，吐蕃地处青藏高原，文明脉络自成一系，虽然由唐至宋，政权、疆域屡有变化，但政治重心也一直在藏传佛教核心的拉萨，属“西夷”一系，姑且不论。北方诸族中，匈奴、突厥起源于蒙古高原西部，经济方式为纯粹的游牧经济，政权也以游牧行国为特征，势力虽至核心边疆，也曾管辖部分农业人口，但由于经济方式、政治制度的影响，对直接统治核心边疆缺乏兴趣，更倾向于在北方族群，主要在汉人中，选择政治代理人，实行间接统治［121］。故而，对于他们而言，核心边疆主要是一种进攻平原地区的军事跳板。这类农牧国家整合度较差，基本仍可视为游牧行国，只是“行”得更远了一些而已。相应，上古时期即秦汉以前，中国历史主脉络是处于上升期的华夏及后来形成的汉人，不断扩展，占据核心边疆，并逐渐主宰东亚命运的历史时期。 进入近世时期，中国历史主脉络转变为由东胡系族群推动，最终汉人将其涵化，而形成的汉人、北族平等创造的历史格局。东胡系族群由于起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草原—森林交界地带，经济方式以牧业为主，兼营渔猎、农业，族群成分也包含游牧人、森林猎人、农民，故而在社会风俗、政治制度上，都呈现出内容更为丰富、包容性更强的特点，因此在进入核心边疆后，往往有整合不同区域族群、涵化不同文明的政治取向。或者说，东胡系族群在利用核心边疆，建立军事优势之后，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更为直接地、长期地控制核心边疆，以之作为进入黄河流域，乃至统一中国的政治步骤。这类农牧国家整合度很强，以北魏开其端，北魏及其衍生政权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虽在政权本位上是依托内陆亚洲，还是南方平原上摇摆不定，从而不断发生动荡，但作为这一脉络最终成果的隋唐王朝，却不仅统一中国，而且再次开创中华盛世。 安史之乱后，西胡系回鹘、突厥、沙陀，与唐朝的关系，仍保持间接方式，但崛起于西拉木伦河的契丹，则开始转变间接统治方式，从石晋手中获取幽云十六州，再次恢复了东胡系族群在北方地区的直接统治，并开启了东胡系族群主宰中国历史主脉络的新时代。对此，北宋时人也有深切感触，一方面从本方立场出发，对核心边疆的地理屏障作用有充分认识。由于五代、北宋都城皆在黄河中下游，契丹也已越过燕山天险，势力伸展至华北平原，因此居于其正北的河北地区，便成为抵御北方族群的战略重心。北宋时人十分重视河北在当时南北对峙格局中的根本作用。仁宗时期，富弼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匈奴者也”［122］。王沿也称：“河北为天下根本”［123］。另一方面，北宋时人还从契丹、西夏立场出发，考察其崛起过程中对核心边疆人群的借重。富弼又指出： 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124］？ 契丹既借经略核心边疆，由游牧政权发展至农牧国家，宋神宗甚至将之比于汉唐盛世。“二虏（契丹、西夏）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上比汉唐，最为强盛”［125］。 可见北宋君臣对于契丹、西夏的防范，已不限于军事层面，而从政治制度、文明体系高度，认识到占据核心边疆、统合农牧人群的新政权，从根本上对自身产生了强烈冲击与威胁。近世时期北方政权的陆续崛起及其对汉人王朝的长期压制，乃至取代，之所以被宋人视为亘古未有之变，实不仅在于其武力之强大，也在于引发了文明嬗变，动摇了人们对于华夷秩序的传统认识［126］。 有鉴于此，明丘濬也认为契丹开启了近世时期北方族群内进统治中原的历史潮流。指出从西周至唐代，北方族群一直是将亚洲内陆作为大本营为根据地，对中原王朝的边境地区发动进攻。“自周以来，北狄之寇，止及边境而已。……他如匈奴、乌桓、鲜卑、蠕蠕、突厥、回纥、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时或为边境患耳”［127］。至于春秋时期进入内陆的吴、楚两国，本为华夏群体所建之政权。“前此如春秋止吴、楚，是中国之人居边夷地”［128］。而“五胡乱华”是本来居于中原王朝边境地带的北方族群进一步内压，进入中原汉地。“晋世之五胡，乃夷狄之种居中国地”［129］。五代时期，契丹始开始进占中原汉地，吹响了近世时期北方族群南下中原汉地的历史号角［130］。 而崛起于东北森林地带的金朝，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黄河流域。金朝在政权本位界定上，虽然也具有维护女真本位的观念，但为巩固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实行幅度较大的汉化政策，在中原与内亚地缘政治的平衡上，政治重心愈来愈向中原移动，演变为一个中原色彩浓厚的政权，在“文治”成功的同时，却重蹈北魏覆辙，丧失了对内陆亚洲的“武略”，从而再次被来自内陆亚洲的文明落后、但武力发达的蒙古所灭亡。 蒙古起源相对靠近蒙古高原中部，故而在经济方式、社会风俗、政治制度上，与游牧行国有些类似，窝阔台汗最初统治华北地区时，采取了非常野蛮的方式。但伴随吸收华北契丹、女真等族群的政治观念，统治方式开始借鉴汉人政治制度。而至继承了蒙古东部财产的拖雷一系的忽必烈建立元朝，统治观念从而更具包容性，倾向于维持政权在草原本位与汉地本位之间的平衡，建立了包括中原与四裔边疆在内的广阔疆域。而核心边疆也被作为统治核心地区，成为控扼南北的地理重心［131］。 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如果置于中唐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中，实为南北对峙长期格局中激起的一朵浪花。安史之乱后，汉人政权依托南方经济优势，与依托军事优势的北族政权，形成长期的政治对立与南北分途。中晚唐与河北三镇、北族政权的对峙，基本由沙陀建立的五代政权与南方九国的对峙，辽、金、元与两宋的对峙，皆在这一历史脉络之中。虽然南北对立长期存在，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北方军事优势逐渐压倒南方经济优势，伴随北方族群不断南压，核心边疆相应呈现“胡化”程度不断加重的历史趋势，最终以元朝统一中国而告终。 四、农牧内涵差异与中国古代的“局限国家”“统一王朝” 可见，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牧国家，在国家疆域、农牧比重、文明整合等层面皆有不同，可以因此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统一王朝”与“局限国家”。统一王朝是指中国古代统一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农牧大体并重、南北基本平等、文明较多整合的政权类型，包括两汉、唐朝、元朝与清朝，四者又有一定差别。而局限国家则是农牧国家向统一王朝发展中的不完善状态，具体而言，便是指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分别形成以南北平原、亚洲内陆为主体，向对方空间有所渗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农牧内涵各有偏重、南北各为核心或附属、文明初步整合的政权类型。 汉人局限国家包括秦、隋、明三朝。汉人农牧国家秦、隋两朝只是在农业地带基础之上，控制了核心边疆，文明整合程度也有限。明朝疆域虽然更广，长期控制了东北南部，明初还控制了漠南部分地带，但对于东北北部，则仅实行羁縻统治。对于漠北则长期未能有效统治，仅在一定时期推行了藩属制度。对于西域，则基本满足于保持藩属关系，可见明朝的北疆经略，只是在核心边疆基础上，控制了亚洲内陆部分地带，因此与秦朝、隋朝一样，皆非统一南北的统一王朝。 同样，北族农牧国家匈奴、突厥、吐蕃、北魏、辽朝、金朝、西夏所控制地区虽有差异，但大体皆在亚洲内陆基础之上，控制了核心边疆，或进一步延伸至黄河流域而已，皆未统一南北，同样也属局限国家。 局限国家之所以未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统一王朝，既与各自实力有关，比如吐蕃、西夏明显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也与历史环境有关，比如秦朝、隋朝都在统一中原之后，便致力于收复河套，进击阴山，具有经营蒙古高原的政治雄心，但连年的统一战争，使其不仅财力匮乏，而且社会动荡，很快便陷入内乱之中，对蒙古高原的短暂经营也相应付诸流水。与之相似，金朝统一黄河流域之后，由于内部原因，并未能顺势南下江淮流域，从而长期与南宋南北分治。 局限国家未能发展至统一王朝，与思想观念也有密切关联。对于环境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每个个人或人群都有一种依赖感，相应对新的环境与文化，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往往阻碍人群接受新的环境与文化，阻碍的力度与自身需求呈现反比关系，与环境、文化的差异呈现正比关系，或者说阻碍的程度最终决定于自身需求与环境、文化差异之间的较量。中国古代华夏政权，与后来的汉人政权，从自身具有优越性的农业经济、农业文明出发，自然地发展出对周边农牧经济、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农牧文明、游牧文明的蔑视态度，并逐渐将之上升为一种文化观念与政治规则，成为中国古代华夏政权、汉人政权处理与周边政权关系的基本准则与政治心理之一，这便是所谓的“华夷之辨”。 与汉人政权一样，北族政权也从自身生态环境、族群文化出发，在政治上具有自身的本位立场。不仅如此，由于北方族群人口较少，因此对于统治汉人地区，缺乏安全感。虽然东胡系族群由于崛起于生态多样之地，倾向于统治汉地，从而南下中原，甚至统一全国，从而建立了北朝、辽朝、金朝、元朝、清朝。但崛起于大漠腹地及其以西的游牧族群，却对于农业经济较为陌生，因此不仅对统治汉地缺乏兴趣，而且也无这一政治能力，因此将视野一直局限于亚洲内陆。比如匈奴、十六国、突厥，认为自身不同于汉人［132］，从而将政治重心一直定位于亚洲内陆，对于统治中原农业地带，一直缺乏信心，也没有兴趣。西汉初年，冒顿单于围困汉高祖刘邦于平城，刘邦遣人贿赂冒顿之妻阏氏，阏氏对冒顿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133］。成为冒顿撤兵的因素之一。即使东胡系族群，对于是否直接统治汉地，还是满足于接受汉人政权的财政供养，一直存有分歧。魏特夫笔下的“渗透王朝”北魏，在进入中原之后，虽然中央致力于全面“汉化”政策，但却遭到构成政权基础的鲜卑本族的反对，不仅丧失了统一中国之可能，甚至政权也旋即倾覆。而契丹在夺取幽云十六州之后，因遭遇军事挫折，很快便将地缘重心复归亚洲内陆，对于进一步统治中原地区，不再抱有兴趣。清朝入关之初，围绕长期定都汉地还是回到关外，也存在争论。 而统一王朝则不仅在国家疆域、农牧比重上，相对于局限国家有重大推进，而且在文明整合上，即族群文化涵化方面，具有更大的突破，从而呈现出在地理、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较大幅度与深度的扩展与整合。 西汉时期正是汉人初兴之时，由于汉初经济、军事实力都不够强大，从而在平城遭遇匈奴围困。从建立政权的激情中冷静下来之后，西汉开始对匈奴采取务实的政策，接受匈奴提出的“和亲”政策，获得了休养生息、不断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平城之围”与“和亲”之辱，使西汉政权产生强烈的种族仇恨心理。武帝鉴于国力已十分强大，对匈奴转而采取强硬的战争方案。“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134］。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居于河西走廊的浑邪王来降，西汉遂控制了河西走廊，甚至西域。“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135］。西汉将浑邪王安置于河南地，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36］。匈奴遁走漠北之后，漠南遂空，汉武帝将其定位为直接控制之地，推广农业经济。“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37］。汉武帝通过直接控制漠南草原，隔开了归附的河南地匈奴与漠北匈奴。在西汉的军事打击下，匈奴甚至不敢南下漠北草原南部。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138］。 浮苴井在位于今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以北。匈河水即今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的拜达里格河，位于杭爱山以南。 在这种开拓进取形势下，武帝将长城一直修至漠南草原。“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139］。 宣帝时期，在西汉的军事压力下，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西汉以诸侯之礼遇款待，按照呼韩邪的意愿［140］，将其安置于漠南草原的光禄城。“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141］。而北匈奴也在宣帝时期被驱逐西迁。“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142］。 西汉在一段时期内，不仅大体解决了匈奴问题，同样大体解决了乌孙、羌人的威胁。武帝曾有将乌孙居于河西走廊，以之制约北匈奴之意。“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变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143］。宣帝也将来降之羌人置为属国。“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144］。“（神爵二年）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145］。 在经营蒙古高原的同时，西汉还通过多次战争，在西域建立起汉朝权威。“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146］。仿照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的方式，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监临各国之上，借助军事力量，行使管控之责，实现了长期有效的管理。“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147］。 而在东北边疆，汉武帝征服朝鲜半岛，设立四郡，加以分治。 东汉和帝时期，窦宪等人连续率军取得对北匈奴的重大胜利，从而较为彻底地消除了匈奴的长期威胁。永元元年（89）六月，窦宪发动北征。“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148］。大破匈奴，在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鞮王奉奏贡献”［149］。接下来两年，窦宪两次派军，继续北征匈奴，皆获得了胜利。永元二年（90）十月，“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大破之”［150］。永元三年（91）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151］。 在东汉的军事压力下，北匈奴前来归附，窦宪册立北单于，并仿照管理南匈奴的制度形式，在漠北也设立领护，督临其上。“明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152］。“（永元）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款塞乞降。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玺绶”［153］。单于后虽叛乱，但很快被汉军诛杀。永元五年（93）九月，“匈奴单于於除鞬叛，遣中朗将任尚讨灭之”［154］。北匈奴于是再次归附。永元十六年（104）十一月，“北匈奴遣使称臣贡献”［155］。南匈奴单于叛逃后，也被诛杀。“南单于安国叛，骨都侯喜斩之”［156］。而其余部也被汉将率领乌桓、鲜卑等多族群军队击破。永元八年（96），南匈奴一部叛乱，再次被汉军击破。“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为寇。秋七月，行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讨之，斩右温禺犊王”［157］。 在经略蒙古高原的同时，在西域地区，东汉也再次复设西域都护。“（永元三年）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158］。并陆续征服西域多个政权。永元六年（94），“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159］。 在东北地区，东汉也恢复了管理机构。永元十六年（104），“十二月，复置辽东西部都尉官”［160］。在平定当地族群的叛乱中，也不断获得胜利。元兴元年（105），“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161］。 而这一时期羌人也陆续归附。永元六年（94），“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162］。虽然仍有进攻东汉者，但汉军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永元九年（97）闰八月，“烧当羌寇陇西，杀长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讨破之”［163］。迫使其陆续归附。永元十年（98），“十二月，烧当羌豪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164］。 在南方边疆，东汉也陆续平定当地的族群叛乱。永元五年（93），“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165］。永元十二年（100），“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166］。永元十四年（102），“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讨巫蛮，破降之。”［167］ 东汉遂在边疆经略，尤其北疆经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和帝在永元三年（91）所颁诏书，便由衷地表达了这一自豪。“北狄破灭，名王仍降，西域诸国，纳质内附，岂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鸿烈欤？”［168］对此，范晔也充分表达了肯定，并认为这一不可思议之成就已超越三代，只能将之归结为四裔族群命定之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169］ 相比于西汉，东汉边疆经营的一个特征是更为注重利用边疆族群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通过边疆族群之间的势力制衡，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光武帝不仅鉴于乌桓与匈奴之间的对立关系，“（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170］，积极招抚乌桓，以牵制北匈奴，“帝乃以币帛赂乌桓。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赦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171］，而且在南匈奴归附之后，不仅以其抵御北匈奴，而且使其制约乌桓、鲜卑，从而在北方族群内部，形成不同势力的互相制衡格局［172］。 章帝时期，邓训笼络内附的小月氏部落，施以恩惠，得到了小月氏的拥护，从而得以借援小月氏之力，大破羌人［173］。仍在章帝时期，班超出使西域，利用西域诸国分裂割据之势，统合部分向汉之国，攻打不附之国，“以夷狄攻夷狄”，“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从而稳定了西域局势，扩大了东汉在西域的政治影响［174］。对于班超的贡献，章帝颁诏加以表彰。“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175］。 和帝即位后，南匈奴请求与汉兵一起北伐北匈奴。“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176］。执金吾耿秉认为应顺从其请，“以夷伐夷”。“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177］。主政的窦太后倾向于耿秉的意见。“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178］。尚书钟离意却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北方族群与汉人具有本质不同，不愿遵守礼义。“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179］。西汉多次北征匈奴，却得不偿失。“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180］。相对于此，光武帝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对北方族群实行羁縻统治，维持一种松散的政治关系，不仅带来了长期的和平，而且保障了民众的生存。“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181］。之所以能达到此点，源于在羁縻统治形式下，北方各族群之间维持了彼此制衡关系。“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而鲜卑便是东汉在北部边疆构建的势力制衡网络的重要一环。“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182］。而南匈奴北迁则不仅会大破北方族群之间既有制衡态势，而且会直接损害鲜卑的利益，将会导致鲜卑的反叛。“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183］。因此不应与南匈奴一同北上，征伐北匈奴，而应维持北部边疆既有格局。“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184］。这一争论最终由于南匈奴并未实施北迁，而搁置了下来。 东汉对边疆族群的长期招抚与笼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边疆族群归附，比如安帝末年，“胡降二十万口”［185］。边疆族群不仅加入到汉军之中，比如东汉末年董卓率领的并州军队中，便有大量“胡兵”［186］，而且开始对汉地社会风俗形成明显影响。比如灵帝便深染胡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187］。 不过与西汉相比，东汉的边疆统治，缺乏长期的稳定性。比如匈奴、乌桓、鲜卑、夫余等北方族群不断发动叛乱。而居于西部的羌人势力分散，叛乱尤其频繁发生，伴随东汉王朝之始终，东汉为平灭羌乱，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东汉一朝国运形成了极大影响。桓帝时期出现了一则民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188］。反映了凉州羌人不断进入内陆，东汉为平灭叛乱，不断征调军队，对西北民众构成了极为沉重的压力的事实。“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189］。“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190］。 虽然在与西北边疆族群的长期战争中，东汉大体占据了战略优势，但在西北族群压力之下，东汉仍然不断将防线内徙。而对于西域，东汉也多次放弃，西域都护府置废不常。“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191］。边疆动荡不安的局势，成为永初五年（111）闰三月，安帝下罪己诏的原因之一。“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192］。也是顺帝建康元年（144）下罪己诏的原因之一。“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193］。 总之，整体而言，两汉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采用和亲、招抚、战争等多种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有效控制了蒙古高原、西域与东北地区，彰显了西汉初兴之时的朝气与锐气。汉军之军威，也给当时的对手匈奴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有神话汉军的现象［194］。对于两汉边疆开拓之功绩，《后汉书》表达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两汉开拓出空前广阔的疆域。“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195］。虽然有不断叛乱现象之发生，但整体而言，两汉一直维持了对广阔疆域的长期统治。“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故其录名中郎、校尉之署，编数都护、部守之曹，动以数百万计”［196］。只有羌人对东汉构成了较大威胁，其他都未对两汉政权形成明显影响。“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197］。在这之中，西南边疆族群势力尤为弱小，成为长期顺从两汉统治的族群势力。“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198］。四裔边疆物产与文化也不断被进贡至朝廷，极大地加强了内陆与边疆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外门。岂柔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远者矣”［199］。 但另一方面，两汉既无统治边疆腹地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从自身农业经济立场出发，在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于固定统治边疆腹地，设计相关制度，有所不足与欠缺，而是基本采取设置藩属国的间接统治方式，将来降族群如匈奴、乌孙、羌人，在保持其原有部落制度的基础上，安置于近边，使其彼此牵制。在驱逐匈奴之后，并未长期驻扎军队，固定统治蒙古高原，对于西域诸政权，也在相对尊重其政治独立的基础上，设置管控于上的军事机构。这种流于表面、欠缺深层次渗透的做法，使两汉政权对北部边疆的管理较为松散，容易在时局变动的情况下，丧失控制权，遭受边疆族群的反噬。比如呼韩邪单于归附后数年，便有北归漠北草原之意，汉将为绥靖起见，与之改而采取平等的结盟政策。西汉遣军诛杀北匈奴郅支后，呼韩邪单于始再次归附。虽然匈奴此后长期与西汉保持良好关系，但实际上仍保持着独立的政治体的角色，不仅仍与西汉维持旧有疆界，而且不断招徕、威临已经归附西汉的北方族群。王莽禅汉之后，中原与匈奴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匈奴再次发动战争，并认为在与东汉的新型关系中，自身应处于优势地位。再如东汉的边疆经略鼎盛局面并未长期延续下去，边疆地区很快便再次陷入不断的动荡，成为东汉灭亡的因素之一。东汉虽然多次借助鲜卑，平灭边疆地区其他族群的叛乱，但对于鲜卑却无法实现有效控制，不断遭受其反向侵蚀。 无论如何，两汉在固定统治边疆腹地、整合边疆族群方面所存在的制度欠缺，埋下了边疆不时叛乱，甚至导致东汉灭亡的巨大隐患。东汉政权瓦解后，北方族群不断内压，从而趁西晋内乱之机，进入中原内陆，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基于“五胡乱华”以来北方族群不断南下统治汉地的时代背景，对两汉内徙边疆族群的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远古圣王鉴于四裔族群与华夏具有本质不同，难于运用华夏制度加以统治，从而在地理上保持距离，维持松散的政治联系。“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200］与之不同，两汉却将之迁于内陆。“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陆；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201］从而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202］。范晔尤其指出东汉在处理匈奴问题上，存在严重失策。在范晔看来，东汉初年，光武帝利用南、北匈奴之矛盾，维持南匈奴与北匈奴制衡之势，最为完善。“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203］。窦宪北征改变了这一制衡格局，将北匈奴驱逐出漠北草原。 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204］。 范晔认为如果这一时期，东汉能够将南匈奴北迁漠北故地，便可消除其对东汉边境的潜在威胁。“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干内陆，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205］。但窦宪却采取了在漠南、漠北并立都护的方式，仍然将南匈奴留于近边地带。“而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206］从而为西晋时期，南匈奴掀起“五胡乱华”潮流，埋下了巨大隐患。“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207］。 与两汉不同，唐朝是胡化汉人所建立之统一王朝，因此一方面大体突破了汉人对待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上所持的华夷之辨观念，唐太宗便总结了唐朝在族群观念方面，与前代中原王朝的不同，提出了“华夷一家”的观念。“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08］是肇建一统的重要原因。相对于两汉，唐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既灵活又手段多样。 为加强对边疆腹地的统治，唐朝推行都护府制度，尽力实行直接统治［209］。唐朝在北上蒙古高原后，不仅在漠南设置单于都护府，而且首次在漠北设置燕然都护府，实现了中原王朝对漠北的首次直接管辖。鉴于唐朝的巨大权威，于是突厥、铁勒各部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210］。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211］。唐朝在西进西域后，最初实行羁縻政策，设置金山都护府、昆陵都护府，以西突厥贵族充任都护。但伴随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逐渐加强，不再以突厥“子弟依旧为国”［212］，改羁縻为直辖，不仅将部分西域国家改为军镇，形成安西四镇，而且广置都督府、设置州县，并且设置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由唐朝流官充任都护，分统天山南北。后来都护府制度进一步与节度使制度相结合，从而形成北庭节度使、安西节度使。二节度使“在东御东突厥，西抗大食、突骑施，南慰吐蕃，以及慰抚伊、西、庭三州和西域三十六番的过程中，均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213］。唐太宗在颁布给高昌的诏书中，表明了唐朝积极在西域推行中原制度的政治立场： 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自因隔绝，多历年所。朕往岁出师，应时剋定，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而彼土黎庶，具识朕心，并变夷俗，服习王化。家慕礼让之风，人事农桑之业［214］。 王世丽对比了汉、唐都护府制度的不同，指出与两汉西域都护府基本保持了游牧部落的旧制不同，唐代都护府、都督府通过加强人事管理、体制内陆化、部落间相互制衡，加强了对游牧民族的直接控制［215］。正是这种积极控制的政策，使唐朝在西北边疆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对边疆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唐太宗也利用柔性方式，通过“和亲”与赐姓加强与北方族群的感情联系，颁赐汉文典籍以教化周边族群［216］。与西汉前期以“和亲”为耻辱不同，唐朝由于政权源自北朝胡系，皇室本身也具有胡族血统，对于延续内亚惯例，与北方族群实行政治联姻，不仅未有耻辱之感，而且对其加强与北方族群政治联盟的作用，有很高的期待与评价。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指出应对北方族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战争方式。“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217］。另一种是和亲方式。“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218］指出和亲方式有利于控制北方族群的领导权，更有助于维持北部边疆的长期和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219］。司空房玄龄也认同和亲政策。“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220］。唐朝由此加入北中国各政权之间的联姻网络。唐朝与吐蕃结成长期姻亲关系，历代诸帝对这一政策进行了高度肯定。唐玄宗称：“爰自昔年，慕我朝化，申以婚姻之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缯绣以益其饶，衣冠以增其宠”［221］。与两汉多以宗室之女甚至宫女冒充公主，出嫁边疆不同，唐朝多有主动将公主出嫁外藩者，比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吐蕃由此与唐朝形成了比较密切的政治联系。开元年间，吐蕃上表便以外甥自居。“西头张元表将兵打外甥百姓，又李知古亦将兵打外甥百姓，既缘如此，违誓失信，所以吐蕃遂发兵马”［222］。 唐朝对待来降的周边族群，一方面延续北朝的历史传统，坚持一体委任的信任立场；另一方面，借鉴两汉羁縻之策过于宽松，埋下“五胡乱华”隐患的历史教训，采取将其化整为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从而将其整合进入帝国主流体系之中。灭亡东突厥之后，唐朝围绕如何安置突厥降户，在朝堂进行了政治辩论。“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223］。当时的主流意见是将其内徙至中原地区。“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224］。温彦博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应仿照两汉制度，将东突厥安置于近边地带。“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225］。与这一观点相似，中书侍郎颜师古的意见则是将其分而治之，安置于河北地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226］。礼部侍郎李百药也支持这一观点，指出突厥本来内部便分为多部。“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227］。唐朝应沿袭这一格局，加以分化，使其无法抗衡唐朝。“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228］。并提出在分化突厥各部的基础上，在其上进一步设置节度使，加以监临。“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229］。 魏徵却从“华夷之辨种族论”立场出发，指出突厥作为北方族群，与汉人具有本质不同，如果安置于近边地区，最终会发动叛乱，形成心腹之患。“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230］。就如同西晋安置北方族群于近边地带，最终酿成“五胡乱华”局面一样。“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231］因此反对将突厥降众安置于近边地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232］。夏州都督窦静也从华夷之辨种族论立场出发，认为若将其安置于近边地带，最终会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233］。建议仍命东突厥驻牧于原地，利用和亲政策加以笼络，在分化突厥各部的基础上，建立松散的宗藩关系。“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234］。 温彦博从唐朝“华夷一家”的族群观念出发，“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235］，援引儒家经典论据，反驳了魏徵的观点。“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236］ 唐太宗参照各种观点，最终采取了温彦博的意见，在北部边疆的广阔地带，新设四处都督府，以分置东突厥降众；而在东突厥原来驻牧之地，分置六州，加以直接控制。“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通过充分借重边疆族群、积极控制边疆腹地，唐朝借此不仅得以在边疆战事中取得长期成功，而且长期控制了亚洲内陆，拓展出与农业边疆面积相侔的牧业边疆。但另一方面，唐朝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华夷之辨”熏染，并在中唐以后逐渐呈现“南朝化”，即受南方汉人文化影响的特点［237］，因此唐朝大体是偏向于汉人主体的统一王朝。这一政权性质使其在获益汉人文明，因而国祚绵长的同时，却由于汉人军队战斗力逐渐退化，只能更多地将北疆军权委任于胡族将领，最终酿成“安史之乱”，政权也由此呈现中衰之势，在中晚唐时期，其实已丧失对长城沿线的控制。 与唐朝相反，元朝统一中国后，虽部分接受了汉人政治制度，但仍坚持强烈的“蒙古本位”立场。在政权体系中，蒙古以及被其更早征服的西域回回居于汉人之上，形成“内北国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格局［238］，体现出蒙元王朝一直实行族群分等，是以北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在政权体系中，元朝对于汉人一直保持警惕心理。“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239］。元朝在居官、宿卫、执兵器、词讼等事务上，对包括汉人、南人在内的广大汉人全面防范与压制。对于汉人一直保持警惕心理，元末丞相伯颜鉴于汉地叛乱，甚至有“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提议［240］。 这种政权性质一方面使蒙元获益于内亚因素，获得边疆治理空前成功［241］，另一方面却使其却很快亡于汉地叛乱。在长期的族群冲突背景下，主要流行于知识阶层之间的“华夷之辨”，在元代开始在广大汉地弥漫开来。元末汉人遂有元朝、中国有别之意识。处于社会底层之普通民众，便将生活痛苦转移至族群仇恨之上。“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舆论之流行，便反映了汉人对北人，尤其蒙人之种族仇视。《元典章》记载了至元年间回回人对汉人谋反的指控，可以作为一种反映。“汉儿皇帝出世也，赵官家来也，汉儿人一个也不杀，则杀达达、回回，杀底一个没”［242］。重建汉人王朝是元末汉人的普遍理想，元末一首民谣称“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243］。“古月”是“胡”字分拆，实反映了这一时代氛围。而明初政权统治群体，在元代属于南人，在元代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相应秉持“华夷之辨”观念。 华夷之辨一方面成为鼓动元末汉人叛乱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也成为继元朝而起的明朝进一步开拓进取的思想负担。明初一扫中唐以来汉人积弱不振之局面，武力昂扬，宋濂在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政治口号，并认为“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明军北上灭元是“雪中国之耻”［244］的举动，显然延续了两宋华夷之辨种族论立场，反映了两宋以来汉人被异民族长期压制的耻辱心理，洪武时期明军屡次北征，发动以“永清沙漠”为主旨的战役，可视作中唐以来汉人在边疆长期被动之后的深入反扑。徐达所上《平沙漠表》，便含有收回五代以来汉人故地的意味。“齐鲁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蓟百年之腥秽一旦廓清，既驱毡毳之群，遂复衣冠之治”［245］。 开国之后，朱元璋多次通过多种形式，表达了华夷之辨观念，不仅对廷臣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246］。而且在祭李思齐文中称：“未几，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民主。”［247］更多次运用诏书的形式，在国内外公开表达华夷之辨观念。在国内所颁诏书如：洪武二年（1369）正月颁诏，“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期胡人入据，已及百年！”［248］洪武七年（1474），谕大理诏曰：“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尽平，复我汉人故国，统一中夏。”［249］洪武九年（1476）正月颁诏，“曩因元主华夏，民无的主，已经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复我中土，继我圣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250］。诏谕云南蒙古也称：“朕起布衣，挺身奋臂，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北清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251］洪武元年（1368）四月，敕谕前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也称：“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252］。洪武二年（1369）再谕孔克坚，更表达了这一意思。“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义礼。今朕统一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化风，以兴治教”［253］。对外所颁诏书如：颁高丽诏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254］。颁日本诏称：“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兴忿！”［255］颁占城诏称：“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既已发兵讨之，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256］。颁其他国家诏书，也多此类语。 朱元璋不仅在政治舆论上倡导华夷之辨，而且在族群管理上，也呈现出“以夏变夷”的政治举措。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朝刚建国，便颁布“禁胡服、胡语、胡姓”［257］政策，给留于明境内的蒙古、色目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通过一些留于明境的蒙古、色目人打算更改姓氏便可以看得出来［258］。而在制度建设上，朱元璋也提出了恢复汉人旧制的口号。“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会集群臣，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259］。在具体实行方面，也确实进行了许多的实践，比如以相当大的精力重新考订唐、宋礼法，并且恢复华夏冠服。“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颁行天下。初，上既即位，更定制度，凡官民男女衣冠服饰，悉复中国之制”［260］。 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261］。 因此，虽然朱元璋出于安定境内非汉人族群、招抚边疆族群之目的，多次宣扬“华夷一家”“海内一家”，但从政权主体内涵与基本立场而言，无疑以华夷之辨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明朝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所在。故而，尽管明初的族群冲突由于当时许多士人感念元朝的缘故，未能较多地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意识却是实际存在的。部分汉人士人尽管可以私下感念元朝，但在公开场合却仍然需要标榜华夷之辨的事实，更折射出当时华夷之辨是官方与社会舆论的主导论调。 但另一方面，中唐以来北方族群对于汉人的长期压制与不断内压的历史潮流，甚至南下黄河流域、统一全国，不仅使广大汉人长期抱持对于北方族群的恐惧心理，对于统治长期“胡化”的边疆地区，尤其边疆腹地，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隔膜。尤其明朝崛起于南方，构成政权的统治群体对于北方边疆尤其隔膜。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明初在开拓边疆时，甚至有鉴于边疆地区不同于内陆的社会风貌，而将之放弃者。“大都督冯胜先于洪武二年四月克河州，以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262］。 总之，明初汉人不仅抱持对于北方族群的恐惧心理、对于“胡化”边疆的隔膜心理，而且在族群观念上秉持“华夷之辨”，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与制约了明初的边疆开拓与边疆治理。在边疆开拓上，明初并未有收复西域的观念。在边疆治理上，明初尤其呈现出因循被动的特征，在大体控制了蒙古高原之后，对于如何在政治上实现对蒙古草原的长期统治，并无明确的策略与制度，仍然延续了羁縻制度，从而呈现了相当的“被动性”，诸多政策与制度的出台，都是在一定环境下“被动”而为，缺乏全面、长期、彻底解决问题的魄力与动力，从而伴随诛戮开国武将集团殆尽，停止对于蒙古高原大规模用兵之后，很快便失去了对蒙古高原的控制。而在东北北部，明朝也一直停留于羁縻统治。而对于西域地区，明朝也一直满足于维持藩属关系。 在整合边疆族群方面，明初由于直接面对蒙元帝国多族群共存的既有格局，对于前来归附的蒙古部落，尚秉持积极的接纳立场。洪武前期，朱元璋曾对融合“降胡”颇有自信，采取在边疆地区就近安置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中书省提出将归附之蒙古部落，安置于内陆，以防止其发动叛乱。“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陆，庶无后患”［263］。朱元璋却决定将其安置于近边地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陆，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264］。洪武十一年（1378）二月，“己未，凉州卫奏所获故元官二十五人，甘肃降人一千九百六十口”［265］。朱元璋将其就近安置于平凉。“上曰：‘人性皆可与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今所获故元官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于是，徙其众于平凉府，给粮赡之”［266］。 但洪武后期，纳哈出归降明朝后，朱元璋最初虽有就地安置，与汉军混编的打算。“其本管将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如北平、潮河川、大宁、全宁、口南口北旧居之人，立成卫分，与汉军杂处。若沈阳、崖头、闾山愿居者亦许，与辽东军参住，从便耕牧，务令人心安乐，不致失所”［267］。但最终却是将其中一小部分安置于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朕初命辽阳、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崖头，大宁旧省口内之人，各照原所居住。不意文书到迟，总兵官将尔等行程迂远。若已入迁民镇，可留彼暂住，若未入口，到瑞州闾山左右”［268］。大部分却内徙于山东。洪武二十一年（1388）正月，“己卯，命曹国公李景隆、定远侯王弼、鹤庆侯张翼往中都留守司及徐邳等卫，调官军防护漠北新附鞑军南来。又命永平侯谢成往鲁府率护卫士马，以所送鞑军分隶济南、济宁等卫，与军伍错居”［269］。当年二月，进一步命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将所辖辽东都司等军队中的“降胡”，全部清出，徙于内陆。“丁卯，命中军、左军二都督府移文所属都司，凡归附鞑靼官军皆令入居内陆，仍隶各卫所编伍，每丁男月给米一石”［270］。 而北部边疆其他都司虽仍在军队中保留“降胡”，但却对之颇多限制与防范。在给三子晋王的密旨中，朱元璋多次要求其防范军队中的“胡人”。“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奉天殿早朝，钦奉圣旨：达军入伍一万，须要许多汉军入伍。”［271］“（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一件，达军入伍，换出汉军来，也立成队伍”［272］。“（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早朝于奉天殿，钦奉圣旨：……一，各都司、卫所有安插达军，务要抚恤停当，关防镇[缜]密，不许与汉军一体差拨，生事挠扰。其汉军衣甲，须要常川齐整”［273］。“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承奉刘二哥、内使黄十三钦赍圣旨，记事二件……一件，队伍内胡人，用心堤备。外用牢笼，内必多机以备。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274］。鉴于“降胡”有降而复叛者，开始更多地将归附蒙古人内徙于京师与腹地。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人有告燕山中护卫指挥使阿鲁帖木儿、留守中卫指挥使乃儿不花有逆谋。上曰：‘二人之来归也，朕知其才可用，故任之不疑。今反侧乃尔！何胡人之心不诚如是乎？’命军中察实以闻”［275］。 永乐时期，出身于边疆地带、多次征伐大漠的明成祖朱棣，对北方族群持更为积极与开放的政策，大量安置“降胡”于边疆地带。但仁宣之后，由于边疆政策转向收缩与防御，明朝开始更多地将“降胡”内徙于京师。“土木之变”后，鉴于“降胡”有响应瓦剌的倾向，遂将其内徙于南方边疆。 永乐间，降虏多安置河间、东昌等处，生养蕃息，骄悍不驯。方也先入寇时，皆将乘机骚动，几至变乱。至是发兵征湖贵及广东西诸处寇盗，于肃愍奏，遣其有名号者，厚与赏犒，随军征进，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数十年积患，一旦潜消。用郭钦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276］。 天顺时期有“降达”参与的曹钦叛乱发生。有鉴于此，明朝遂基本将降胡南徙于南方山地地区，以彻底断绝其与大漠旧地的联系。自此之后，明朝在军队中限制、防范“降达”逐渐成为定制。明中期人丘濬也从汉唐之间北族变乱的故事出发，论证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出于同样的防范心理，明朝形成了将东亚海域归附之人安置于西部陆疆的政策传统。万历年间，兵部尚书石星奏：“祖宗朝每得岛夷，悉置川陕远方，间关险阻，意自深长”［277］。 清朝崛起于东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带，兼营农牧、并有渔猎，对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一方面标榜“满蒙一体”“满汉一体”的族群平等，兼用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统治方式，成功管理了南北平原与亚洲内陆，并大规模开拓、改造南方边疆，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了“天下一家，视边圉犹腹里”［278］的疆域整合；另一方面却强调族群区分，长期以长城作为隔绝汉、蒙的地理界限，在新疆同样实行隔离汉、回的政策［279］，在此基础上，尊崇满人地位，坚持“满洲本位”，比如康熙帝称：“满洲乃国家根本，宜加轸恤”［280］，并通过与蒙古实行政治联姻政策，笼络蒙古各部［281］，由此以蒙古牵制、防范汉人，将汉化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从而实现了对汉人文明、北族文化的全面整合、深层涵化，因此清朝是中国古代大体实现南北平等、深层涵化，却又坚持本族群对于核心权力绝对掌控，因此具有强大凝聚力、执行力，得以实现长期有效统治的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 元、清皆为北方族群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唐朝虽大体是汉人王朝，但其政权性质却是胡化汉人在北朝政权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南方、进取内陆而已。也就是说，唐朝实际也在北方政权脉络之中。可见，单纯由汉人建立的统一王朝仅有两汉，而且两汉在疆域管理上，还是诸多不成熟之处。因此，统一王朝之形成，尤其体现出北方族群或胡化汉人借助对于亚洲内陆的熟谙，采取军事征服、婚姻联盟等方式，克服了汉人经济、政治方式对于亚洲内陆的隔膜与不适，而加以推动的历史脉络，这也充分反映了亚洲内陆地理环境的独特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无论汉人政权还是北族政权，除蒙元帝国之外，大都呈现出重陆轻海的边疆取向，即使统一王朝，也是如此，这便导致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在疆域格局上仍大都有所缺陷。具体至清朝，清朝在世界近代时期，迅速崛起为最后的陆地强国的同时，对于海洋经略却十分忽视，从而选择了与这一时期其他主体文明不同的历史取向，最终遭到海洋文明的进攻，促使中华文明呈现衰落轨迹。 总之，农业政权、内陆政权反映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分途并进的历史现象，统一王朝反映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融合的历史趋势，而局限国家则反映了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在从分立走向融合的历程中，在自身文明体系之上，不断调整自我、接纳其他文明的努力与尝试，其所暴露的问题与存在的可能，都充分揭示了不同文明内在的价值取向与潜在的历史能量。  五、结语 中原王朝、北方族群之所以形成长期对峙局面，根源于北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北部自东而西分布着两大山系，将北中国分隔为气候、经济、人文都差异甚大的地理空间，“外山系”以北属亚洲内陆，“内山系”以南属内新月平原地带，而内、外山系夹峙地带，也就是内陆平原过渡地带，是气候、经济、人文过渡之地。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由于其中间性质，虽难于形成大规模政权，只能长期充作中原王朝、北族政权的边缘地带；却由于其经济方式兼有农牧的复合特征，既能为中原王朝牧放战马提供草原，又能为北族政权提供农业补充，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北上、南下的经济补充与地理跳板。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的人群虽缺乏明确的政治归属，却在长期南北战争中养成了尚武风气，同样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竭力争夺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一直将内陆平原过渡地带视作战略重心，竭力争取，由此可将这一区域称作“核心边疆”。 核心边疆是中国古代南北统一的“过渡阶梯”。中原王朝夺取了核心边疆，不仅能将之建立成坚固的军事屏障，而且为进取漠北、驱逐北族奠定了基础，从而将自身政权从单一的农业政权转变为复合性的农牧政权，甚至统一南北的统一王朝。北族政权夺取了核心边疆，便拥有了威逼中原王朝的广阔空间，将之变为自由驰骋的“核心走廊”，由此建立对中原王朝的军事优势，甚至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优势，得以统治黄河流域，乃至统一中国，从而将自身政权从单一的游牧政权转变为复合性的农牧政权，甚至统一全国的统一王朝。反之，失去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被动，被驱回本部或失去政权。可见，“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这是从地理角度，对中国历史变迁的整体解释。 在中国古代，伴随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政治重心由西至东的历史迁移，双方在核心边疆争夺的重心与焦点也呈现了由西至东的历史转变，并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由此可称之为“西北边疆时代”至“东北边疆时代”的历史转移。西北边疆时代、东北边疆时代之划分，是主张地理并非固定不变的静态空间，而是应时而变的动态空间，甚至地理本身也是人类、历史催生的结果，这既是纠正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必要观念，也是历史学注重历时性的基本准则。 鉴于在中国古代南北政权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核心边疆”扮演了关键角色，可将统一王朝跨越“核心边疆”，整合农牧资源，建立农牧国家，实现政权规模扩展、政权性质嬗变的现象，从边疆的角度，称作“边疆形态”。 按，作者赵现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长城史、农民战争史、政治史。原文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李俊 ▽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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