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年至西汉初期(前278年—前109年),云南以滇池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曾有一个神秘的古滇国。虽然这个古老的王国突然在历史上神秘消失的千年。但云南在石寨山的一次考古发掘,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古老王国的神秘秘面纱。但是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古滇遗址中文物的出土,让我们确定这个神秘的王国在历史中的确曾经存在过,并且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 古滇国生活场景(干栏式建筑,铜鼓等与傣族相似) 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开始对石寨山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直至1960年,考古专家在石寨山先后进行14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清理古墓50余座,清理古墓10余座,出土青铜器、玉器、铁器、金银器等各种文物4000余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件。 一件是“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另外一件就是轰动全国的“滇王之印”。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青铜器让人浑身发冷,专家们根据青铜器的用途和外形,将它命名为“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禁止出国展览。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 在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却并没有找到类似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他装饰在青铜器上的纹饰,都跟北方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完全不一样。 贮贝器是说白了就是存钱罐,象征着权力、身份和财富,然而在这个贮贝器上铜雕却栩栩如生的反映了古滇国神秘的祭祀文化,画面野蛮血腥。 有底有盖。腰部有线刻的狩猎图案,共八人,皆裸体,手中各持兵器作追逐野猪兽状。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 器盖两侧各置一小铜鼓,在直径30厘米的盖子上竟然铸有52个人物和1猪1犬。鼓面正中立一铜柱,柱中段盘绕二蛇,顶端立一虎,底座横卧一鳄鱼。柱之右侧竖立一牌,一裸体男子之双臂反缚于木牌上,其发辫系于牌后。木牌之右前方坐一人,左足锁于木枷中;另有一人反缚双手跪于地上,裸体。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局部 铜柱后方列坐妇女四排,每排三至四人,排列齐整。有的膝前置篮,篮中盛物;有的旁置成束之物,似刚收获的农作物。 上述人物活动场面中有一乘肩舆的妇女,似为主祭人,其侧有女子二人,手中各持有物,肩舆后跟一男子,当属于主祭人的随从。在肩舆者附近另有受刑者、执斧行刑者若干人。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 这个贮贝器表现的就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画面祭祀活动是祭柱,柱祭祖。也有认为是表现庆祝丰收仪式的“报祭”活动,蛇柱是古代的诸侯王才可以设立的标志,代表了天子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也证明了这当时西南边陲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远离中原文明的荒蛮之地。 滇王之印“滇王之印”是从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金印的出土,不仅以考古发现印证了证实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武帝赐滇王玉印”的史实。还表明晋宁石寨山是应该是历代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 滇王之印篆刻 “滇王之印”出土后四边完整无损,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纯金质地。印文“滇王之印”为篆体,阴刻。印钮为盘蛇状,蛇背刻鳞纹,回首逼视,两眼熠熠发光,光彩夺目。从外表看,印身和钮是分别铸出后再焊接到一起的,印文是凿刻出来的。 滇王之印印纽 滇王之印的出土,基本可以印证古滇国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但是关于印是否汉武帝所赐则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云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今提出,“滇王金印”并非汉武帝所赐,而是滇国自铸的。但根据历史记载,汉代的中原地区的印章规格,以及同时期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相比照,基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 汉代的印章规格按质地和造型可分四等: 第一等为皇帝使用的,玉印,共六方,用于不同场合,目前尚无皇帝玺印出土,只有皇帝信玺封泥一枚存世; 第二等是太子、诸侯王在内的高级官员、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使用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蛇、芋、骆驼等造型; “广陵王玺” 第三等是三公以下,年俸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使用的,银印; 第四等是普通官员使用的,铜印。 「武陵尉印」铜印 “汉倭奴国王金印”在汉代还有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是汉武帝赐予统治今日本国地区的,当时的倭奴国政权的。日本在江户时代的光格天皇天明四年(1784年)就在福冈县志贺岛发现。此印也是方形,蛇钮,篆书,凿刻而成,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滇王之印”出土,尺寸、字体以及蛇钮等均与之相近,也印证了“汉委奴国王”印确实是汉光武帝所赐。反过来又证明“滇王之印”也是可靠的。滇王之印就是汉武帝赐给滇王的原物。 “汉倭奴国王金印”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降于汉,汉武帝就“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随后汉武帝还在现在的晋宁县设立了益州郡以巩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石寨山的考古发掘者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是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而“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和“滇王金印”的相继出土,不仅证明了史书上所记的滇国确实存在,也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文物的证明。更为我们揭开了神秘古滇王国的文明与野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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