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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武 艺 人们都在说，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都不知道。而什么饮食文化，烟酒茶文化，绣花鞋文化却是甚嚣尘上，迷惑了人们的心灵。 如果说，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古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的是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的是人类的群体意识，更多地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生要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 如果说《周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本书的话，这本书就记录了周文王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复自道，何其咎？”(《小畜》)恢复我们国家的道路，走我们自己前进的道路，有什么过错呢？应该是吉祥的。这是周文王被囚禁期间的愤懑心情的发泄，他想说的是，我之所以扩展、扩大我们小邦周，是因为要抵御来至西北边陲的戎狄、鬼方等部族的侵略，我想让我的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安定幸福，这不应该是有错的。但我如今却被纣王囚禁，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不得不眼望着西郊，望着那西郊上空的密云。我“何其咎”啊？！《易·复·辞》还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意思是说，其运动的反反复复是有其道路的，它只有七天的往来反复，然后我们就利于有所前往了。可见，从公元前1050年前，人们就思考着道路的问题了。 原始时代的交通缘起，多数是以人们对于自然资源或贵重物品的开发、加工、利用和流动互通为其动因，是打破生态分布系统的初步尝试，交通的发展基本处在自然状态的听任自流之中。自夏代以后，这种消极发展的交通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首先，交通的开启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史记·河渠书》引《夏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夏本纪》说：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暐。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因此可以知晓，禹根据山川地理形势规度了若干水陆通道，春秋时代人们追忆邈古历史时，每每提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左传·襄公四年》）足以说明，人们对道路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宽阔而平缓的道路一直通向远方，引起人们无穷的遐想。人生的旅程是否也能像车路一样平缓而宽阔呢？治国的道路是否也能像车路一样平缓而宽阔呢？ 流传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尚书》、《诗经》，也有许多篇章谈到道路问题，例如：《书·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意思是说，如今失去尧帝治理国家的道路，搞乱了尧帝的法则，于是就会招致灭亡。 《诗·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意思是说，计度上天之趋势，呜呼美好不停息。呜呼大大显光明，文王规律最美善。凭借王道谨慎我，我凭王道来纠正。迅速顺从我文王，子孙后代忠诚守。《维天之命》诉说的是遵循天的规律、天的道路的问题。这是一首在祭祀仪式现场所诵唱的歌，周成王歌颂上天的美好，与殷商朝的“天命观”并不是一回事，上天的美好，是因为上天让残暴的商纣王灭亡了，这就是人类既要顺从天道，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好例子。因为唯有上天的运行规律和趋势，处于美好而不会停止。我们人类处于这种光明境界，难道不会显现出文王所创的规律的纯洁吗？ 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人的规律要服从天道的规律，但人类又不能完全臣服于上天的规律。人类的规律、人类的道路，首先要遵循天的规律、天的道路，然后可根据上天的道路和规律制定出人的道路。整个人类有一定的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各自的道路和规律，大的规律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生、老、病、死”。然而小的道路和规律我们却掌握不住，因为我们身处人类社会，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他人和社会有关，因此事情的规律会随着他人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变化而发展。 尔后的管子、晏子、老子、文子、关尹子、孔子等，以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无一不探讨道路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周朝图书馆馆长的老子，更是以一篇专著《道德经》，专门探讨了道路和规律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道路是可以叫作道路的，但这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道路。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生命，都有道路问题，除了我们能看到和走的道路外，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所以，老子所说的“道”，就是一切事物的道路，就再也没有其它意思了。宋朝黄震在《黄代日钞》卷六十八说：“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谓之理而谓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称。即其所易见，形其所难见，使知人之未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未有不由于路，故谓理为道，而凡粲然天地间，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横议者作，创以恍惚窈冥为道，若以道为别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谢绝生理，离形去智，终其身以求之而终无得焉。吁，可怪也！” 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离开周国西出函关。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留《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关令尹喜研读老子之学，多有心得体会，发而为文，成《关尹子》一书。然而，兵燹灾难，其书佚失。称之为《文始真经》，乃是道教兴起之后的事情，仿佛《庄子》被称做《南华经》一样。因为庄子被封做南华真人，所以他的著作也改称做《南华经》。而关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书也改称做《文始真经》。所谓“文始”，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文明之始，因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诲，从而开发智慧，修证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然后是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孔子正因为弄懂了道路问题，所以才说出：“道不同，不相为谋。” 继孔子之后是孙子。孙子，公元前535～公元前470年，孙氏，名武，字长卿。汉族人，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人。出自妫姓或姬姓，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哲学家，今日在山东、江苏等地，尚有祀奉孙武的庙宇，多谓之兵圣庙。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例如：孙武主张“慎战”。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便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虑的”。在《始计》篇中，孙子首倡的是“道路”，他的意思是说，全国人共同走一条道路，那么才有真正取胜的把握。也就是说，国家有了一条发展道路，那么全国的人就可以并肩行走在这个道路上，如果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混乱的，那么全国人民就不会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愿而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混乱不堪的。 然后是曾子。曾子，公元前505～公元前436年，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有山东平邑县和山东嘉祥县两说，尚无定论）人，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思想道德营养。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然后是子思。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子思继承孔子的思想传统，认为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人的生活应该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上，更应加以强调，故写下了《中庸》。也就是说，走在人生道路上，要保持一种中等的生活状态。 然后是墨子。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姓墨，名翟，春秋时期邾国（今山东滕州）人。墨子出身低微，自称“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自承是“贱人”，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因而养成了勤俭节约、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艺，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成为其时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儒墨两派互相驳辩，并称“显学”，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 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却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能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他日夜不休，奔走四方，“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 《列子》全书，论述的都是道路和规律，以及探讨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怎样走，做什么的问题。作者探讨了每个人的命运、道路和规律都是不一样的，所遇到的周围环境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一定要弄懂自己的命运，弄明白自己的环境形势，才能真正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获得幸福、快乐的人生。 《鬼谷子》，都是围绕着人际关系的沟通与交流所展开的，鬼谷子并没有大谈什么对敌谋略，也没有大谈什么军事谋略，相反，鬼谷子认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问题是最艰难的，人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与交流，才导致人们之间产生许多误会，矛盾，从而使事情功亏一篑。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很难沟通与交流？就是人们之间的距离，鬼谷子把它称之为裂隙缝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不是指身体的距离，而是指人们之间的阶层距离，等级距离，年龄距离，观念距离，思维方式距离，职业距离，学识距离，文化距离。怎么样缩短这些距离，才是鬼谷子所着重的。 孟子认为，只有尽心知命而修养自身后，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而采取了最佳行为方式，人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能尽心知命，虽然可以修养自身，但也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而选择不到最佳行为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能尽心知命，又不能修养自身，那就更不可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所以，为人处世，首先要尽心知命，然后修养自身，减少欲望，才能获得终生的快乐。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人们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 庄子则认为，仁爱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关键是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仁爱的行为方式只是外在的东西，只有坚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才能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如果坚持孝悌仁义、忠信贞谦这八种外在的所谓美德，并不见得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如果说，《论语》是“人际关系学”，《中庸》是“生活方式学”，《孟子》是“行为学”、“行为心理学”的话，那么《荀子》一书就可以说是“执政学”、“领导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只可惜荀子的著作在经过战国后期、秦汉战乱后，尤其是从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所谓的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后，孔孟思想成了董氏的儒家思想。《荀子》便被董仲舒排除在外了。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定孔子思想为至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是名存实亡，它们自身所存在的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也在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杀了。儒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在被统治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后被歪曲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和武器。虽然董仲舒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但却没有真正继承儒家的思想，因而致使儒家思想被束之高阁，埋之深层，两千多年无法见到天日。董仲舒一生只顾拍汉武帝的马屁，根本就忽略了人生道路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忽视了国家治理的道路的问题。 《韩非子》就是立足于人生道路，专门探讨以法治国的问题。韩非子英年早逝，非常可惜，如果他再活二三十年，那么，就会成熟更多。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韩非子》，尽管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却不是成熟的思想。“义”在春秋时期孔子那里的概念是很明确的，就是最佳行为方式之意，或者是最适宜的行为方式，然而到了韩非子这时，“义”的概念逐渐模糊，虽然韩非子也知道“义”就是最佳行为方式，但韩非子却没有吃透“义”字的含意。韩非说徐偃王行仁义而被楚国消灭，实际是徐偃王推行仁爱而没有选择最佳行为方式。 鹖冠子以道路为纲，而道路的确立，是以认识世界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我们就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也走不好我们的人生道路。而认识世界，就必须要有光明，因为黑暗之中，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尤其是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在道路问题上，必须要有路灯或心中的明灯。 《吕氏春秋》是公元前229年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人应该知道什么？应该懂得什么？应该学习什么？《吕氏春秋》可以说给出了详细的答案。它探讨、论述的这些问题，确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弄懂的，而只有弄懂了这些问题，一个人的人生才能算是成功的。因此，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一本人生的必读之书。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继承，但《吕氏春秋》的编纂，仍然不失为一本较好的，值得阅读的书。 《淮南子》一书的思想内容有些驳杂，但核心的一点，就是它强调时时处处要敬畏和尊重自然规律。书中反复强调，无论是治国还是养生，都要遵循“道”的要求，按照“天道”行事，不可违逆。这一点全书一以贯之，在诸家之中十分突出，有学者因之将其称为“新道家”。《淮南子》以“原道”开篇，提出了“循道”“无为”“持后”“贵柔”“守静”“重生”“养性”等一系列观点，为全书奠定了基本论调。《淮南子》中“道”的最重要含义，就是指治理天下（书中称“主术”）、为人处世等所必须遵循的人生道路。《氾论训》有言：“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终改调。”人生道路可以说是《淮南子》的体，而“无为”则是其用。所谓“无为”，是“不先物为”，顺应自然之势，而非无所事事。治理国家，第一要务是顺应天道，“无为”而治，尊重民意，因势利导，抛却严刑峻法，以达到长治久安。为政宜简，不得多事扰民，“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主术训》）。这是老庄“无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较为可贵且具有恒久价值的思想资源，值得珍视。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为什么要思考道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旅程。人们在人生过程中，不可能象在荒野一样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必须要有一定的道路，才能走到目的地。而走在人生道路上，却会遇见许许多多的问题。正因为天地有自己的道路，才化育了万物，正因为万物有自己的道路，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万物遵循着天地的道路而走着自己的道路，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这个世界才如此和谐。如果一个生物非要干涉其它生物的道路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早就混乱了。 汉朝以后，因汉武帝、董仲舒追求独裁的遗毒，因连年混战，人们只顾着生存、追求利益而把人生道路这个问题完全忽略了。再加上汉朝皇帝追求天下安定，实施独裁，人生道路也就脱离了人们的思维。 所以，人们应该意识到，人类应该重新调整自己的道路，与万物和谐相处，尊重万物，尊重别人，各走各的道路，才能使地球环境恢复常态，从而保住人类的居住环境，才能保住人们的幸福与快乐。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规律亦是不一样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艰难，有的苦难，有的平凡，有的幸福，各不一样。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来休息，甚至不走了，或者越轨了，或者走上岔路，全在于个人自己。至于道路上出现的绊脚石、大山、河流、沟坎等困难，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于道路上出现的财富、名誉、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会辨别，是否去获取、去占据。当然，我并不是说有了财富、名誉、地位而弃之如敝屣，或置若罔闻、置之度外，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人生道路上有了这些，你首先应该利用这些东西来使得自己的人生道路更宽阔、更笔直，你就应该善于利用这些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从而来帮助自己更好地走人生道路。因此老子用了五千余字的《道德经》来说明道路和规律这些道理，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获取了、占据了财富、名誉、地位，就等于背上若干个硕大的包袱，停留在你人生道路上了去花费心思照料这些，，就耽误在人生道路的中途了，也就等于背上了一个硕大的包袱，那你就永远走不到人生的目标，也就永远完不成人生的任务和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懂得人生的快乐的真谛。 因此，所谓的至人、真人、圣人，其实就是专注于治理自己的人，把自己治理好了，走自己的人生道路，才能无所谓快乐，无所谓痛苦，无所谓喜悦，无所谓嗔怒，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讨论的，所思考的，无一不是这些问题。 中国梦是我们奋斗目标，中国道路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条路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在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开创出来的。改革30多年来，我们经过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艰辛探索，最后走出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确实是给我们国家、给人民、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通过走这条道路，不仅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起来。同时，也使中华民族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另外也使中华民族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应该说，这条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而且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能够实现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 武 艺 2020年5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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