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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 适时缺席只为怒刷存在感
顺治七年（1650）秋，38岁的顾炎武登上了北固楼。他面色如水，刚剃的头顶泛着青光。 其时，距顺治二年颁布剃发令已经五年。五年间，汉人虽为悍卫尊严，和清廷之间发生过“嘉定三屠”、“ 扬州十日”之类的镇压和反抗。但已成气候的清政府持续高压，为生存计，不少老百姓还是忍辱剃发易服，当然也有死忠的遗民或躲山林，或落发为僧，宁死不愿屈服。
此时，顾炎武面临着一个艰难选择：要么继续留发昼伏夜出，要么易服剃发做护身符行走江湖。顾炎武主动选择了后者，不是他不想留发以全气节，他的好友归庄早就落发为僧 若继续留发，气节保住了，但势必成为清廷公敌，死是小事，他这么多年抗清，早把生死看作浮云；但活着更有价值，他还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要做：反清复明。 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头发这种个人气节和复明大业没有可比性。 《流转》 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极目皆榛莽。 寒潮荡落日，杂遝鱼虾舞。饥乌晚未栖，弦月阴犹吐。 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讐在门户。 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 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 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思忖良久，顾炎武终于做出了抉择：剃发易服。之后，他尽可以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去做地下工作星火燎原了。 之所以选择顺治七年剃发，顾炎武是有考虑的。此时，距剃发令颁布已经五年，五年间，清朝已坐稳江山，明朝早成明日黄花，一介遗民再和清廷公然叫板，无疑以卵击石，这时，就要智取，顺民身敷衍清廷，遗民心坚守底线。
不过，顾炎武太忙，不会一直纠结。他剃发留辫，连身上的行头都和一般老百姓没啥区别，清廷自然对他放松了警惕。不久，他加入了惊隐诗社。惊隐诗社还有个时尚名字叫逃之盟，是明朝遗民的逃荒原，诗文有之， 之后几年，顾炎武频繁出入各地联络义军，多次拜谒十三陵和孝陵，也没见清廷难为他，和留发时的潜影息踪相比，这种自由实属难得。
这个选择，和顾炎武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顾炎武出生于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祖上曾是江南望族，到父祖时家道中落。他自小被过继给早逝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嗣祖父是务实的学者，嗣母王氏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礼，未嫁守节，又为婆婆断指疗病，是时代楷模，被朝廷笙表为“贞孝”。
17岁时，顾炎武参加复社。
顾炎武参加复社，想必这种投机心理也会有。但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从18岁到27岁，他几次参加乡试，都铩羽而归。尤其是，随着复社壮大，人员也变得鱼龙混杂起来，有人干脆就是来混个脸熟的。
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再度乡试败北，将近而立之年却立不起来，他彻底死了心。决定不在科举这棵树上吊死，另辟蹊径，走学术路线：“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
在复社，他还遇到了归庄，归庄是明古文家归有光的曾孙，两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 ，人称“归痴顾怪”。他俩太平时一起高蹈，明亡后一起抗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颁布剃发令，两人才分道扬镳，归庄义无反顾落发为僧，顾炎武扮商贾亡命江湖。 29岁时，顾炎武嗣祖父病故。这个和蔼的老人没有等到孙子高中的那一天，但也有幸躲过了明朝灭亡的心碎时刻。 祖父的去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由于顾炎武是嗣子入继，名不正言不顺，嫡子孙觊觎遗产，龌龊在所难免，顾炎武无奈，只得将八百亩田产典给乡绅叶方恒，却不知叶方恒正有侵吞顾氏田产之意，当即正中下怀，此后多年，顾炎武与其斗智斗勇，阴谋与刺杀齐飞，流亡共复仇一色，给政治正剧镶上了一道家庭闹剧的花边。 而这些精彩演技，无不得益于他前半生痛并快乐的人生履历。
1643年，明朝最后一年，为祖父服孝期满的顾炎武以例贡入国子监。例贡是以捐纳取得贡生资格，是当官的门槛。看明朝江河日下，顾炎武还是忍不住要力挽一下狂澜，但挽狂澜也是有条件的，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的能量毕竟太小，要想有作为，还得当官才是。
弘光小朝廷给顾炎武一个职务：兵部司务。兵部司务是个从九品的公务员，掌管兵部衙署内部杂务，起点不高，但毕竟进入体制了。虽说弘光偏安南方，又有清军压境， 但遗憾的是，这剂强心剂没派上用场。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任，南京就被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蜂起，顾炎武和好友归庄等一起参加佥都御史王永柞的义军。开始义军比较乐观，制订收复计划，先苏州杭州再南京沿海，总之，要把满清打回老家，但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义军连苏州都没收复就被打散，之后，松江、嘉定相继陷落。
顾炎武又和归庄等一道潜回老家昆山，偕绅士聚粮守城，打算打持久战。可清兵太强悍，不到20天，昆山亦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人，顾炎武侥幸得脱，其两个弟弟却被杀，生母右臂亦被清兵砍断。9天后，常熟又沦陷，嗣母王氏绝食殉国，临终给顾炎武的遗言是：“读书隐居，无仕二姓。”这位未嫁守节，断指疗姑的奇女子，在国难面前，把气节发挥到极致。
但母亲能死，顾炎武不能死。他要做的事很多，明朝如风中的蜡烛 母亲的死成了他内心永远的痛，母亲的遗命成了他后半生的座右铭。多少年后，当清廷想与他和解，荐他鸿儒科，让他当官，让他修清史，他一一婉拒，逼得紧了，只一句话：唯有死尔。 乱世中，他为明朝活，新朝中，他为母亲活，更为自己活。
为母守丧期间，顾炎武在老家继续反清复明。 其时，清松江提督吴胜兆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兵部主事杨延枢等暗中策反吴胜兆，顾炎武是顾咸正的同族，又是陈子龙、杨延枢的复社社友，与三人都有交集，是策反小组成员之一。
顺治三年（1646），大学士路振飞联系顾炎武，要他暗中联络淮徐豪杰，以成大业。此后四五年中，顾炎武奔走在淮阴、沿海一带的抗清势力之间。
顾炎武属于隆武方，隆武帝曾授他兵部职方司主事，他虽因母丧不能赴任，但这份情心领了。隆武和鲁王不和，顾炎武却没有这么狭隘，对鲁王监国，他照样高山仰止，心存温暖。隆武政权短命，41天即遭覆灭时，他还有投奔鲁王的打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天下，不是哪个人的天下，也不是一家一姓的兴亡，而是中国人民生存和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无论明朝哪个宗室，只要是存活百姓，延续文化，他都可以接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多年后，满清以推崇儒家文化为幌子拉拢汉人时，他的遗民情结才稍稍缓解，对清朝的感情复杂了许多。 此时明朝大势已去，顾炎武虽愿做填海的精卫，但奈何明朝覆灭的宿命比东海还深，又岂是他能填平的：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留发成了金箍咒，顾炎武心中很清楚，因此，他才会在顺治七年，毅然决然地剃发。青头皮长辫子，虽然貌似妥协，但退一步海阔天空。之后，顾炎武谒孝陵，谒十三陵，与遗民的联络也由地下转到地上。 这只心比铁坚的精卫，在血雨腥风中更学会了韬略。
剃发易服，顾炎武的遗民身份被漂白，清廷倒没找他什么麻烦，还竭力拉拢他——以他的名声和威望，如能仕清，将会带动诸多遗民归降。 吊诡的是，顾炎武却于顺治十二年（1655）和康熙七年（1668）两次入狱，不过，这不是政治因素，而是家庭财产纠纷引起的。第一次是从兄觊觎财产，顾炎武便将八百亩田产典给乡绅叶方恒，叶方恒欠钱不给，和顾家仆人陆恩沆瀣一气，扬言要向当局告发顾炎武是明总兵张名振的内应。 第二次是康熙七年（1668），莱州黄培诗狱案涉及到顾炎武。黄培仆人受谢长吉唆使告发主人收藏刊印逆诗，牵涉到作者300余人，其中就有顾炎武，而这个貌似文字狱案的背后，却是顾炎武和书生谢长吉的财产纠纷：顾炎武将卖田之钱借贷给章丘谢长吉，谢长吉借资不还，唆使黄家仆人，以顾炎武与黄家联络刻书为由将其告上公堂。审时度势，顾炎武主动投案，被关入济南监狱。
第一次是遗民同志们，如归庄等，归庄不仅瞒着顾炎武求助于仕清的钱谦益，还与叶方恒直接交涉，劝他撤讼，息事宁人。这样，三个月后，顾炎武才获得自由。 第二次救助顾炎武的却大多是仕清官员，其中有朱彝尊，自己的两位外甥徐元文、徐乾学。他们充分利用人脉打通关节，半年后把他捞了出来。
第一次和叶方恒斗法，顾炎武是个受害者，冲动又被动，不太讲策略，只好听天由命。 第二次顾炎武则有了斗争经验，事先焚烧书信，致书朋友，然后到济南投案，紧接着，又审视案情：证据在上年即被官方视为奸人构陷伪造之书，证据既伪造，罪名自然不能成立，牢牢掌握主动权。
第一次顾炎武虽三个月开释，叶方恒却意难平，派刺客刺杀，仲夏某日，顾炎武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遇刺客，“伤首坠驴”后遇救。 第二次叶方恒又唆使陆恩家人抢劫顾炎武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顾炎武不得已北游，为抗清更为避祸。黄培诗案，顾炎武却打了个漂亮仗，不仅全身而退，还收回了章丘田产，人财两得。 两次入狱，顾炎武心境也有很大差异。
看看复明越来越渺茫，仕清正成为一种潮流。仕清虽不再忠于一家一姓，但济天下也未尝不可，况且自己入狱，得到了仕清官员的大力营救，面对越来越艰难的形势，顾炎武的铮铮铁骨柔软了许多：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能为天下就好。
江南举义失败，又遭松江牢狱之灾，顾炎武很消沉，国难当头，家难未歇，敌寇入侵，对手寻仇，家乡不可居。那就到中原吧——结交抗清志士，徐图复明大业；游览山川名胜，积聚历史文化素材。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真正变成了一个驴友。 他先在山东一带晃悠：莱州、泰安、曲阜，最后在济南东郊的章丘安家。安顿好家人，他又到山海关、北京一带谒陵。这段日子，虽觉明朝大势已去，顾炎武却还是心存幻想，尤其是南明残部进逼长江，更长人志气，顾炎武急忙南下，南明军却已溃败，无奈只得怏怏北归。 康熙元年，南明政权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帝在昆明遇难，顾炎武得知消息后仰天长叹，是天要灭明，他尽力了。南明无可救药，审时度势，当前的任务不再是反清复明，而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三者三位一体，对顾炎武来说，治学和救民是一回事，“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
其实，明朝对顾炎武未必恩重如山，明在时，他报国无门，先后12次科考，都被拒之门外，明亡后，他遵母命不出仕二姓，曾隐居在太湖洞庭山。 但家庭环境和政治素养使得他和身边那些心如枯木的真隐士不同，他是身隐心不隐，这种身心的分裂让他很痛苦。又加上家难突现，北游对他来说，就成了必然：访遗民兴大业，考北国救民生。能复明最好，复明不成就退而求其次——实学救国。
但遗憾的是，这满清天下他匡不得。他能做的，就是治学立言，曲径通幽，给天下一个交待，自己一个交待。
清朝不会那么傻，傻到认不清明朝遗民顾炎武的旗帜作用。 康熙十年（1671），顾炎武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徐乾学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济南狱案时为捞舅舅出力不少。 徐是官员，住徐家，难免要接触清朝官员。因为济南狱案，营救顾炎武的多是仕清官员，顾炎武很感恩，对仕清官员的态度缓和了许多。但感恩归感恩，自己底线是不仕清，风月可以，诗酒可以，但破底线决不可以。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应征者众。顾炎武当然也在举荐之列，但顾炎武又一次坚辞了。 之后，明史馆总裁又要召他入史局，他差点以死明志：“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之后，为了让清廷绝了这念想，顾炎武干脆“绝迹不至都门”，逃得远远的，省得让人惦记。以至于后人感叹：“到底不曾书鹤版，江南惟有顾圭年。”
其实，对一个精通经史的人来说，能到史馆修史，福莫大焉，且不说留名千古，更可为前朝招魂。这些诱惑，顾炎武都思考过，但他不能答应，人各有志，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他生长于忠烈世家，血里有烈性，又答应过殉国的母亲，绝不仕二姓。任何事都不能成为仕清的借口，修史也不能。
此时，如果接受满清的榄榄枝，不仅对不住母亲和自己，也对不住死去的朋友。但出于满清对汉文化的倾慕态度，又加上修明史实在耽误不得，自己虽坚拒，但绝不强加于别人，外甥徐元文和徐乾学仕清，又曾是明史的总裁，他和他们其乐融融，关系甚洽，并不因政见不同而心生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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