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共读3 | 悦读读书会

悦读读书 20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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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今天读完言语一门

世说一书简明扼要，淡化了很多背景，减少了围观群众的戏份，听起来就像是俩人在玩密室逃脱。

很多文章文学意味很强。比如38则“木犹如此，人何以堪”，39则“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对话时要引经据典，在最短的时间表达最充分的意思。因为这一别，可能再也没机会见面了。

第43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不清谈也保不了国。

这是个强词夺理的说法，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清谈是风气，也是宣传政治抱负和学术理想的必然选择。您怎么认为呢？

@嘤其鸣

钟毓、钟会兄弟见魏文帝，钟毓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叠词押韵。钟会战战栗栗，汗不敢出。用《韩非子》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典故，汗不敢出更是妙绝，然叠词而不押韵，形式上不及乃兄。曾怀疑此句或应为战战粟粟，与汗不敢出押韵。因粟字亦有战栗而皮肤生出小疙瘩之意。然此解太过牵强，只能认为此处确实无韵。
群内方家，谁为解惑？
竺法深回应质疑曰：“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未知法深是否游蓬户如朱门。
这里记一些题外话，可能想当然，不过临时想起记下以备将来考证。
竺法深，姓王，琅琊王氏的王，名潜，字法深。此时的佛教徒，以佛诞之地天竺的竺为姓，并没有认为信佛是尊释迦摩尼一家一姓，还不姓释永信的释。
至于佛教徒何时改了姓，待考。哪位大咖了解？可教我。
五胡乱华，天下纷乱，人心惶惶，佛家的因果循环理论深得人心。北方佛法自西域入，名僧频出，迅速俘获政权高层，多有因争夺高僧动兵戈者。在南朝，时有天竺暹罗高僧渡海来，佛教形势一片大好。
但南方是过江名士的天下，汉武帝独尊儒术四百余年，即便三国以降儒术衰微，士大夫也不甘心改奉异教。于是祭出华夏黄老之术，一者以老庄注儒家经典，儒道合流对抗佛教。二者兴起第一波造神运动，在理论和组织上武装五斗米教，逐渐形成道教。三者制造老子化胡的谣言，用阿Q精神寻找心理安慰的同时，为接受佛法寻找理由。
这个时期，佛教传布的策略，是走上层路线。先以名士身份在士大夫间穿梭交游，身份是和尚（信佛的道人），擅长的是清谈。靠个人魅力赢得上层社会对佛教徒身份的认可。此论可以解释“道人何以游朱门？”
如此数十载，游朱门结出硕果，培养了梁武帝这位佛教脑残粉，成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兴盛繁华。
然而，任何宗教，若只在上层流传，没有民间广泛信奉基础，兴盛就很可能是空中楼阁。所以自梁武帝以后，高僧们吸引愚民眼球的所谓神迹渐多。达摩祖师一句“了无功德”得罪梁武帝以后，就能一苇渡江，就面壁留影，二祖就断臂求法。云光法师在南京讲经，就感动上天，天花纷纷坠落，变成了雨花石。这种唬人的神迹效果非凡，以至到唐朝，裴家大公子法海禅师还能一锄头在荒山上刨出个金山寺来。
竺法深若生在梁武帝以后，大概就会游蓬户如朱门了吧。

@诗和远方

言语门55则有感——桓温北征，过金城这个地方，看到自己近三十年前作琅邪内史时所种的柳树都有十围粗了，感慨地说：树都是这个样子，人怎末受得了啊！手攀柳枝，眼泪都流下来了。

自古悲秋伤春之作甚多，但能打动人心的却并不多。桓温一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算是千古绝句了。

曹操《短歌行》里也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张华《轻薄篇》亦云：“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

个中滋味，却似乎都不如桓温的好。

@Amanda

世说新语前两章算是读完了，确切地说，是能读懂的部分读完了。每个故事都是寥寥数语，却信息量丰富，背后的历史典故、人物关系，更是信息量庞大得惊人。

读完是一回事，能领会多少，能悟到多深的程度，还与个人的历史文学修为有关。与我个人而言，只能是不断补历史课、语文课的过程。

1、言语第55则。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该然流泪。读完先自己理解了一下，柳树有十围这么粗，十人合抱吗？故地的柳树长的好啊，为什么因此触景生情要哭呢？然后看了一下译文，才算给自己补课了。围，在当时，是指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为一围。按我自己的手量了一下围17cm，十围就是170cm，折算直径54.11cm，也不小了，至少我没见过这么粗的柳树。注释解释说，按照柳树生长的规律，到十围，柳树就快要干枯了。原来柳树不是长得粗壮，时而快要枯死了，将人比物，桓温感慨时光飞逝，已到暮年晚景，所以流泪。

2、关于孔融。读世说第二章第3则和第5则都与孔融有关，之前从不关心历史的我，只知道孔融四岁让梨，是个博学大儒，为官之后的事从没研究过。今天把后汉书孔融这段翻出来补了补历史课。

孔融是建安七子中家世最为深厚的，是孔子的第19世孙，曲阜孔庙还有后人给其父孔宙立的一个汉泰山都尉孔宙碑。家世好，官二代，聪明博学，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各类官员文人面前晃，仕途按理说应该一帆风顺。可惜他有一块致命的短板，说好听点就是为人太过刚直，其实就是情商太低。

所以他的为官之路是这样的，多次辞官，与河南尹何进作对，与赵舍打架；董卓揽权时，与董卓言辞激辩，提议你不要揽权了，还是把汉少帝扶正了好；汉献帝当傀儡皇帝的时候，又屡次在公开场合反对曹操的决定，从刑法、征战、一直嘲笑到人家儿媳妇，更上奏主张增强汉室实权。奇怪的是，当权者一直容忍他，最多就是给他调走，眼不见心不烦。究其原因，无非是他在民间大儒的威望，杀他名声上不好听。能活到55岁才被曹操杀，也是奇迹。

孔融的故事告诉我们，出名要趁早，作死时至少有个挡箭牌，还有，不作死真的不会死。

3、关于清谈。当时内忧外患，时处乱世。依我理解，清谈兴起，一是因为前两天大咖们说的察举制度，清谈吹牛可以出风头，引起注意，就有可能被重任。第一章第47则，吴氏兄弟因母亲童夫人逝世，早晚哭吊、哀恸欲绝，还没谈什么，就被韩康伯因其孝心而重用。

二是因为司马家族强权统治，不敢言，既然勿谈国事，只能说些道德和情怀。

@Nick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王即琅琊王氏，马即司马。从这句话去体会，王氏甚至在司马前面。很像日本的幕府时期，皇帝只是傀儡，真正管理国家的是实权派。东晋元帝司马睿尊称王导为仲父。世说新语-宠礼中有元帝让王导登御床之举。也是知道自己其实是傀儡。自东汉末年，曹操专权，汉献帝是傀儡。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之后，曹氏稍弱时，司马家趁势专权，最后废曹魏自立晋。实际上当时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而作为皇帝的人当然就更加害怕这种模式。

司马睿之所以可以南渡称王，是王导一手策划的。司马睿并不是直系的王位继承人，八王之乱后，惠帝的直系子孙全部死亡。因此只能从惠帝的兄弟子孙里挑选继承人。当时的几位继承人自相残杀。局面混乱。司马睿只是宗室里比较普通的一位，估计是在被杀名单里排位比较靠后。是王导保护他渡江并支持他登基为王。

当时时局混乱，政权反复更迭，致人心惶惶，时人无论依附于谁都有可能有杀身之祸。这样混乱的时局也导致很多人不敢于有太多的明显的政治倾向，所以会倾向于玩弄词藻，空谈玄虚，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明哲保身。

那些快人快语之辈，如祢衡，孔融，杨修都难以善终。也使一些有相近思想的人心灰意冷，浪迹山林来排遣落寞。从根本上使这些人更愿意潜心于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上。如同在清朝乾嘉时期，金石考古等小学兴盛，根本上是源于当时康乾雍三朝的文字狱。毕竟惜命是人的共性。

所谓魏晋风骨，我觉得根本上是一个“傲”字。这种傲不是随意蔑视他人，而是在平静的外表之下是不削于俯就他人的心。无论对方是谁。即使是权贵，王也好，将军也好，不在他的水平上，也不会俯就。如果在他的水平上，即便是小孩子也可以当至交朋友。如祢衡和孔融。王恭能把唯一个竹席随手送人而不愿解释自己仅此一份。淡淡的一句家无长物的解释更让人能体会其傲在骨。

@雉雉

陈仲弓做太丘长处理政务时基本上评判标准是道德。

以母病请假，弃子者比劫杀大款的人罪过重。听着杀这样的人挺解气的，但深入思考这就是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估计是因为东晋时代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所以判案的官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道德准绳判出各种案件。

想起那辱母杀人案，因为欠钱引发的血案该如何收场呢？今天的道德和法律都各执一词。这要在东晋直接当堂释放。毕竟当时的社会准则是百善孝当先啊！

但欠钱的事呢，不提了吗？说明中国人不注重契约，更看重人情，这一点和东晋士大夫们还真像。

比如08则里那位小吏盗池中鱼被大人发现后释放了，原因是这位大人觉得文王都拿自己的猎场给大伙玩，我这一池鱼何足挂齿呢！但放在一个心眼小的人看来，你敢偷鱼，以后就敢偷别的。这位小吏的罪行没变，大人的处事原则变了，结果他的命运也变了。

@偏偏

读《世说新语》，看到了一个个性情中人的故事，兀自欢喜着品味着。

一直以来喜欢魏晋时代喜欢魏晋才子，他们好清谈、喜饮酒、甚至爱服丹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是表面上的魏晋风范，看似洒脱、率真、不拘小节的快意人生，背后却是政治上的残酷。

孔融、祢衡、杨修那些大才子们的惨死令人唏嘘不已，嵇康临死前独留一曲绝响《广陵散》，让后人扼腕叹息...面对死亡他们淡定从容，他们的气度优雅没有逝去。且不论他们死得是否其所，死的值与不值，为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把名士气节看的比生命更重要，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能够做到，这才是真正的魏晋风骨！

总是说魏晋风骨，风度与骨气。骨气不是简单的不怕死，谁都珍惜生命，但是不会为了生命而丢弃自我的思想和性情。魏晋是一个真性情的时代。后来的人更多的圆融、妥协、变通、迎合，恰恰是丢失了文人的骨气。

真性情更是历代修行的人所追求的人生命本心的最高境界，它需要风度，更需要骨气，这些也恰恰是历代文人所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