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这几天,有两名女性刷爆朋友圈。 她们,一个是高考676分、全省排名第四的的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因报考北大考古系引发争议。 另一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当樊锦诗知道,女孩是因为受到自己影响,才决定报考考古专业时,她亲自给钟芳蓉回了信:“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在这一老一少两名女性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我为钟芳蓉开心,因为她选择了自己真心热爱的专业,也因为她成了北大考古系的“团宠”小师妹; 更因为她从此多了樊锦诗这样的良师益友。 樊锦诗不止一次提到,会对钟芳蓉的成长保持关心和关注。 我想不出,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孩子来讲,还有什么,比遇到专业领域内最优秀的老师更幸福。 之前,有很多人劝钟芳蓉:家境不好就不要报冷门专业,选一个将来挣钱多的,最实际。 但这种“务实”论调,跟樊锦诗短短一句“不忘初心,坚持理想”相比,只剩庸俗。 毕竟,樊锦诗用自己的大半辈子,践行了这八个字。 樊锦诗送给钟芳蓉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我也读过。 毫不夸张地说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敦煌梦。 而樊锦诗的名字,早已跟敦煌连在一起,不可分割。 魂牵敦煌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平,在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就搬去了上海。 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虽是个理科男,但非常热爱传统古典文化。 没事儿就教孩子们写书法、读古文,到博物馆看展览。 也许是受到父亲的熏陶,也许是天生就对文物充满热情。 当年的樊锦诗,有着跟钟芳蓉一样的瑰丽梦想。 相信许多人都还记得小学课本中有一篇描写敦煌壁画的课文,斑驳的墙上那位反弹琵琶的唐代飞仙,是否也曾飞入过你的梦中? 樊锦诗的敦煌梦也是从这篇课文开始的,从少年时代起,敦煌就成为了她心目中最为绚烂神秘的一个梦。 高中毕业的时候,樊锦诗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填报了高考志愿——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还是北大。 学霸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进北大考古系! 她如愿以偿了。 在下个月,钟同学或许也将坐上开往北京的高铁。 正如62年前,20岁的樊锦诗乘着绿皮车来到首都,站在了北大的校门前。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的学习氛围空前浓厚,那时候的考古系可以用风云际会来形容,这里云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 樊锦诗得以在此“贪婪”地汲取知识,也深深被老师对待考古学的那份热情与严谨所打动,更加坚定了从事考古事业的决心。 第一次与梦中的敦煌相遇,是在1962年的毕业实习。 那一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出款项,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 时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意识到,莫高窟外的地基绝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一定需要专业人员的介入,他希望北大可以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 很幸运地,樊锦诗被选中了。 在漫长的火车旅程当中,樊锦诗想到即将亲眼目睹敦煌之美,不禁心潮澎湃。 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一定是个充满艺术气息、气派十足的地方。 可一下车,她就傻眼了。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看上去都跟当地的老乡似的。 然而,这并不妨碍敦煌带给樊锦诗的巨大震撼。 整整一个星期,前辈史苇湘先生带领他们几个实习生,攀援在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讲解。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 几千年的盛景一一在樊锦诗的眼前浮现,她完全沉浸在了这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宏伟艺术中。 身处其间,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只感觉自己的眼睛不够用,笔记不够写。 可惜,实习中途樊锦诗就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不得不提前离开,回到上海的家中休养。 她心中满怀遗憾,料想和敦煌的缘分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殊不知,一切还未开始。 圆梦敦煌 毕业分配时,樊锦诗和同班一个男同学被分到了敦煌。 据说,那位男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嚎啕大哭。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前往大西北吃苦遭罪。 而对樊锦诗来说,这个消息虽然来得很意外,不过她想:也许冥冥中,是命运要她以这样的方式,来补偿考古实习未完成的遗憾。 在离校前,北大历史考古系主任,也是当时考古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突然将樊锦诗叫到了办公室,他慈祥地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可是重要的事情啊。” 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咛,使樊锦诗突然意识到:学校把她分配到敦煌,原来是赋予了她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要完成对敦煌的考古研究。 于是,带着无穷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樊锦诗第二次坐上了前往敦煌的火车。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 研究所大多数人都住在土坯房里。 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 周边一眼望去,尽是滚滚黄沙,每天的饭菜就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樊锦诗还曾因营养不良晕倒在办公室。 粗犷艰辛的西北生活,使这位 “南国女儿”不再娇柔脆弱,她收起姐姐送给自己的镜子,剪去一头长发,全身心地扑到研究工作上来。 时间久了,哪怕半夜老鼠掉在枕头上,她也可以一脸淡定地掸掸土,继续睡。 可要说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动摇过离开大西北的念头,那也是假话。 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樊锦诗说:
可是第二天,只要她再次走进石窟,这样的想法就完全消失了。 也许,只有真正吃得了苦的人,才能尽情领略敦煌的精深与细腻。 正如塞万提斯所写:
这就是敦煌,也是梦想的魅力。它的光芒,闪耀得足以使人忘却孤独与艰辛。 吾心归处是敦煌 在走出苏秉琦先生办公室的那一刻,年轻的樊锦诗忐忑不安,她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我能完成吗?” 她不会想到自己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更不会想到,苏先生交代的这份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她历经了整整四十年,才交上了一份答卷。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浩大的工程,也是少有人能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 直到2011年,在团队和多学科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终于出版了。 那个走出办公室的姑娘,也不敢想象自己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而且,一干,就是十九年。 从1998到2017,院长樊锦诗为敦煌所做的贡献,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主持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与美国盖蒂研究所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建立石窟壁画科学保护体系、完成石窟数字化档案建设..... 从前,由于文物的失落,考古界总说“敦煌学在海外”。 如今,凭借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敦煌学又回到了祖国。 而樊锦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 如今,女孩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儒雅老者。 距离她第一次来到敦煌,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回望自己的一生,樊锦诗为了敦煌,舍弃了太多:城市的安逸、与爱人的相守、陪伴孩子的成长、报答父母的恩情… 但对她而言,与这些无法弥补的遗憾比起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 如今,鞠躬尽瘁奉献了一生的她,可以站在莫高窟面前,毫无愧色地说一句“吾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说:
也许,这才是考古最大的魅力:挖掘尘封于昨日的风采,留下属于今天考古人的汗水,再为明天的人,留下更加完善的文化记忆。 回望敦煌的发展史,无数考古人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们炽热的人生,都献给了不朽的敦煌艺术。 也许,将敦煌视为梦想的湖南女孩钟芳蓉,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员,也能近距离地触摸历史的温度。 毕竟,就像王小波所说的那样:
看到这里,你知道那个全省第4名的女孩,为何坚持要去北大考古系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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