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即终点--从高尔吉亚的命题看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

起点即终点

——从高尔吉亚的命题看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

作者：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1）、邢立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本文原载《哲学动态》2006（4）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到现在，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

古希腊哲人高尔吉亚因其命题而著称于世。塞克斯都的《反数学家》记载到，“高尔吉亚一连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与上述的哲学转向联系起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高尔吉亚命题竟暗含着预示哲学发展方向与命运的意义，高尔吉亚命题也由此带有了些许神秘色彩。事实上，高尔吉亚并不是“先知”，他的命题的意义不能同当时的哲学背景与他个人的理论背景相脱离。从高尔吉亚命题出发反思哲学的发展道路，既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命题的真正意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的根本意义。 

一' 本体的幻梦

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主张开始了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思辨化倾向。这种倾向在巴门尼德对于存在的论证中进一步地发展起来。在《论自然》的开篇，他以优美的诗句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乞求女神指点迷津的生动画面。通过女神之口，他提出了关于认识存在的三条途径，“第一，存在者存在，不可能不存在”［2］；“第二，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者一定存在”［3］；“第三，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4］。通过缜密的逻辑论证，他得出结论，第一条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与真理同行”，第二条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条是普通人因怯弱无能和茫然失措而提出的。他把第一条路称为“真理之路”，通过这条路哲学将走向世界的永恒真相；把后两条路统称为“意见之路”，它们只会使哲学沉迷于轻浮的现象世界，而触及不到世界的本质。沿着“真理之路”所通达的“存在”是一个永恒的、惟一的、不动的物体，是客观世界的一个最普遍的肯定和最高度的抽象。凡一切肯定的东西，可以称为“是”的东西，都不是“非存在”，而是“存在”，它是既不生成也不变化的东西。既然“存在”是思辨的“ 真理之路”的必然结果，“ 存在”在巴门尼德里实际上就等同于真理，它作为最普遍的东西和最高度的抽象，只能是思维的对象。所以，“作为思维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这个命题是西方哲学史上对理性认识、概念认识的本质的第一个规定，后来被简化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论证可谓是当时直观表象阶段的古希腊哲学的“空谷足音”。在思维能力上，他发展了理性认识与抽象认识等思辨哲学思维方式；在逻辑形式上，他采用了选言推理、同一律等西方思辨哲学的主要方法，比以前思想家的那种单纯的直言判断式陈述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通过爱利亚学派的后人芝诺与麦里梭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做出的维护与修正，理性认识和思辨方法在哲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了柏拉图，终于发展到了思维高于存在、理念高于现象的境地。以追求世界的“终极之理”为目的的古希腊哲学走上了以人的理性代替和否定“世界之理”的道路。

智者的出现使哲学的目光从自然转向人事。他们没有继续哲学先辈们关于终极存在的探寻，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个倾向做出了否定。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以人的尺度间接地否定了早期希腊哲学所坚持的“逻各斯”的尺度，高尔吉亚命题更进了一步，它断然粉碎了古希腊先哲们对于“存在”以及“逻各斯”的任何企图。从哲学特征上说，高尔吉亚和芝诺相似，都是通过逻辑论证揭露别人论点中矛盾的能手。不过他们二人的方向却相反，芝诺以严密的“辩证法”竭力维护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而高尔吉亚则通过同样无懈可击的逻辑推论揭露巴门尼德“存在论”的荒谬。高尔吉亚的命题可以说同芝诺的四个悖论一样“惊世骇俗”，然而，通过细致的逻辑推理，高尔吉亚同样确立了它们的可能性。人事的纷乱不定与变幻无常并没有把哲学从思辨的“天国”拉回到人间，反而使哲学在思辨的路上越走越远。

巴门尼德肯定终极之物的真实性，认为“存在者存在”，高尔吉亚则从巴门尼德的这个观点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了“无物存在”的结论。巴门尼德肯定存在的可知性，认为“存在只能是被思维着的存在”，高尔吉亚的看法则相反，因为“我们所想的东西并不因此就存在，我们就思想不到存在”［5］。巴门尼德把他对存在的体验公之于众，在他的眼中，存在是一个不动、惟一、永恒的球状物，高尔吉亚的观点却认为，既然“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被给予的东西的”［6］，我们就不可能分享认识，因此存在也好，非存在也好，都是不可言说的。巴门尼德与高尔吉亚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然而依靠高超的理性思辨能力，他们都能为自己的观点“自圆其说”，因而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对它们做出孰是孰非的结论。其实，这种两个对立的观点似乎都成立的奇怪现象，可以在康德那里找到合理的解释。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人的理性有把灵魂、世界、上帝等理念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属性。但是，这些理念是理性攀升的结果，是人类理性的自我创造。它们只是符合三段式推理的上升趋向，而不与任何感性直观相符合。事实上，理念根本不是现实的对象，不可能被认识。所以，无论是“存在者存在”，还是“无物存在”，都是人的理性对预先断定的终极存在的各种断言，对它们所做的结论都是非知识的“先验幻相”。

如果说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是一种思辨的本体论，那么，高尔基亚的“ 无物存在”就是对本体论的否定。当然，高尔吉亚命题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否定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为了展示智者相对主义的立场，是为了验证“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正相反对的说法”这一相对主义原则。然而，他绝对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相对主义原则却为两千年以后康德对理性二律背反的解析提供活脱的例证。理性二律背反的不可避免性说明了形而上学与本体论悲剧性的不可能，所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这一悲剧性结果的必然性的宣判。然而，康德对形而上学宣判的是“无期徒刑”，而非“ 死刑”。因为，他同样指出，理性是人类的自然禀赋，企图用最高的原则去说明世界，是理性合理、正当的自然倾向，形而上学存在的权利不能被抹杀。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虽然思辨的本体论在古希腊晚期已经走向没落，却又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上帝的追索与论证中“复兴”；即便是康德宣布了理性的“ 不可能”之后，黑格尔还是用绝对理性串起了思维与存在的绵延历程。哲学的发展也将见证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本体论“幻梦”的永恒。

二 语言的牢笼

在一定意义上，高尔吉亚命题的虚幻性与否定性与后现代主义遥相对应。从高尔吉亚对巴门尼德存在论的否定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否定。巴门尼德肯定了存在之“有”，认为存在具有实在性，确立了真理与存在的相同地位，以及通达存在或认识真理的思辨之路，这是坚信理性不仅能够发现真理，而且能够带来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现代“ 启蒙叙事”的先声。高尔吉亚命题却申明了存在之“无”，设定了“存在”的非存在性，并否定了认识这种虚幻的任何可能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解构一切的虚无主义立场颠覆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先声。

如果把高尔吉亚的第一命题解读为对本体论的否定，那么，第二和第三命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被解读为对认识论和语言的否定。高尔吉亚认为，对于存在的认识与体验是不可交流的，这表明了对语言的极度不信任。高尔吉亚既然认为存在是不可言说的，他自己首先就应该保持沉默，而不应该再画蛇添足地抛出任何命题。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

后现代主义表达了同样的对语言的怀疑。1981 年，在与伽达默尔的辩论中，德里达批判

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肯定理解与交流的可能性，特别强调语言对理解与交流的意义，“人是通过语言拥有世界的”［7］。但德里达却指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看来，由于对于同一语言，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其理解也是不可交流的。

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世界的可言说性必须建立在绝对正确的语言交流基础之上。但库恩认为，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教育背景、生活阅历等等的不同，人们的语言是“ 不可通约”的，要达到语言的可通约性就必须建立毫无歧义的人工语言。对此，人类必须认真思考，为什么作为“我的世界的界限”的语言，陷入了不能够准确地“ 言说”世界的窘境？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不是语言本身问题，而应该到世界中去寻找。生活世界对语言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一方面，生活要求语言越来越规范，表达意义明确详尽、没有歧义，这样才能说明性质、描述定义、界定概念、传递信息，才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效使用。另一方面，生活又要求语言越来越丰富多彩，概念范围开阔，意义层次多样，结构形式活泼，这样才能给予语言丰富的启示性与不确定性。正是由于世界对语言的不同需求施加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拉力，才使得语言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高尔吉亚对语言的否定与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否定一样蕴含着矛盾，离开了语言，他们根本就无从表达自己对语言的否定。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争论的结局是不欢而散。高尔吉亚在否定了语言之后，却依然在以语言的方式言说。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些主张世界不可言说的怀疑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却总是在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地言说着“ 不可言说”，交流着“不可交流”。他们被囚禁在语言的“牢笼”里面，绞尽脑汁也无法得以脱身。

哲学史见证着语言对于人类思维的不可或缺。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对世界的统一性、规律性的关注与探索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语言学上的诉求。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同时也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存在者存在，不可能不存在”的希腊原文译成英文就是“Being is, non - being is not”，其实际意思是“ 存在的东西可由‘ 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 是’表述”。赫拉克里特把世界的普遍原则称为“逻各斯”（logus），而在古希腊语言里，logus这个词本来就意味着“言说”。把世界之“道”冠之以“ 逻各斯”之名，实际上表现出营造一种概念化的语言，以某种最具抽象性的概念去充当世界的始基、本源和终极原因的企图；而“逻各斯”之所以要假道于语言，是由于语言能够把感性、具体的东西转变为普遍、共相的东西的特殊功能。

现代语言哲学所探讨与争论的许多问题在赫拉克里特那里都有所反映。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语言不再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东西，而是一个必须对之加以反思的问题对象。赫拉克利特留下的大量残篇表明，他不但意识到了语言与客观实际密切联系，看到了语言反映客观规律的事实，而且看到了语言对客观事实与客观规律的遮蔽。他还把“逻各斯”和epos( 区别开，把日常的听人讲话同倾听理解言语中深层结构关系、深层意义区别开，从而揭示了语言本身的歧义性和多层次性。赫拉克利特使“逻各斯”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通过这个概念，他把关于存在的真理以及世界的原则的问题，即本体论或者存在论的问题，同语言的特点、本质或者局限性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从而使哲学在其开端就表现出浓厚的“语言性”。

一般认为，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在考察人类思维能力并为人类知识建立确定性这个根本问题之外，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恩格斯所概括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近代哲学家们，如笛卡尔，莱布尼兹等，都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德国著名学者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8］。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9］

20世纪的西方哲学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是贯穿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主

流，而它们两者都可以说是语言哲学。摩尔、罗素和胡塞尔等人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对语言的高度关切。摩尔、罗素以及其他哲学家共同培育了分析哲学的潮流，而胡塞尔则开辟了现象学的时代。分析哲学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把破解形而上学的语言分析视为哲学的根本使命。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由一系列事实构成的，每个事实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得到表达和交流，在他看来，每一个命题都是描述一个事实的图式，语言就是由无数小图式按照逻辑结构组合而成的大图式。这样，语言就成为世界的“图式”。“语言的界限，即只有我能理解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0］现象学更为关心人和“存在”，而这种对人和“存在”的关心直接体现为对语言的关注。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最切近人的本质的东西，语言是“ 存在”的家。60年代分别流行于法国和德国的“结构主义”，和“ 解释学”同样没能脱离语言哲学的藩篱，而是更强化了欧洲哲学的语言学倾向。总体上看，20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语言哲学。［11］

其实，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种对世界的言说，没有言说就不会有学问，哲学也是如此。哲学与其他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本原性，更是指向人类生存与生命的最深层真相。哲学是具有批判性、反思性的智慧，是人类不断推翻成见而一步步趋近世界的赤裸裸真实的不可抑止的生命冲动。哲学的表现就是把这种冲动之下所形成的体验言说出来，承担这个职责的只能是语言。就像人类明知必死的命运，却仍在义无返顾地活着，形而上学在洞悉终极存在的虚幻之后，依然在不停构筑着一个个“ 崇高”一样，语言对世界的言说是“ 责无旁贷”的。我们当然会因为语言而走向澄明之境，而最终的澄明也注定会由于语言的羁绊而不能到达。在这种意义上，语言和形而上的本体论都是悲剧性的。

三’ 哲学的轮回

高尔吉亚的命题所激起的波澜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确信在古希腊哲学中孕育着后世所有哲学萌芽的人们不断追溯哲学的源头，试图挖掘古希腊哲学的现代意义。人们发现，高尔吉亚的命题竟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西方哲学的历程和命运。

一般认为，整个自古希腊至今的西方哲学史，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大转向：（1）古希腊时期的本体论阶段；（2）近代的认识论阶段；（3）现代的语言哲学阶段。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是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或称“认识论转向”；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变是从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转变，人称“语言学转向”。让人惊叹的是，如果把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看做是一个统一体，把第一个命题理解为对本体论的否定，把第二个命题理解为对认识论的否定，把第三个命题理解为对语言哲学的否定的话，那么高尔吉亚恰好准确地预言了哲学史将经历的这三个阶段与两大转向。可以肯定的是，高尔吉亚并不是先知，把他的命题放在当时哲学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会发现其中并没有蕴含着与巴门尼德争辩之外的其他寓意。还应看到，高尔吉亚三命题之间有着符合人类面对难题的一般思路的逻辑上的起承转合。面对问题，人们首先会问，这个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是什么？长久的百思不得其解必然促使人们反思，我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人们依然不能提供明确的回答，那么下一步，人们必然顺理成章地追问，我怎样才能拥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从“是什么？”到“能不能”再到“怎样才能”是个人面对问题的必然思路，事实上，人类思维对世界终极之谜的追索历史也走着相同的道路。

众所周知，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人类一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就开始了对自然的思索。早期生产能力低下的人们对自然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人们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自然力，因而对自然界充满了敬畏；另一方面，人们又是不安分的，人们总是试图破解自然“神力”的“玄机”，图谋在将来的某一天反客为主，君臣易位。人们因而思索，在变动不息的自然现象后面，自然界最根本的构成与决定力量究竟是什么？对于“是什么”这个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以各自的智慧提出了水成说、火成说、原子说等林林总总的答案，当然也包括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但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说法都未能、事实上也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长久的寻而未果促使人们反思，究竟是世界的终极构成这个问题太过艰深，还是人类的认识方法错误或者认识能力有限阻碍了对世界的把握，于是人们开始考察人类的认识过程与认识能力。这就是“能不能”的问题。如同自然界的纷繁复杂一样，人的认识活动也是极其复杂的。尽管许多富有智慧的哲学家对此做了种种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成果的见解，但同样未能，也不可能得到完全一致的见解。于是人们进而研究争论不休的原因。人有能力正确地表达并交流各自的见解吗？怎样才能保证人们正确地使用语言，以避免误解，促进正确的交流呢？这是“怎样才能”的问题。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以近百年的时间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可见，高尔吉亚命题所“预言”的哲学道路与哲学史的吻合既是一种不谋而合，但其中也蕴含着必然性。正像人类个体从胚胎到成人的成长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影射出人类的进化史一样，高尔吉亚三命题的内在逻辑预演了人类思维发展史的逻辑。

那么，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以及语言哲学是否真像高尔吉亚所断言的那样，全都无所作为地走向消亡了呢？我们要联系哲学史的变迁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弄清的是，认识论转向是否意味着本体论哲学的消亡？语言学转向是否意味着认识论哲学的消亡？对于这两个问题，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认识论转向并没有真正地抛弃形而上学，笛卡尔、康德考察人们认识能力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知识体系寻求稳固的终极支撑，在他们那里，认识论的根本目的仍是本体的建构。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终发现是人类的理性，这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以思维代替存在的倾向根本就是一个思路。唯理论固然是理性主义的，理性的“我思”是笛卡儿第一哲学的根本出发点，理性的“普遍数学”原则使笛卡尔完成了从思想方法到知识体系构建的跳跃。康德对认识的考察虽然使理性受到了一些限制，即理性只能认识“ 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但在道德实践领域，理性依然是根本的决定力量，它等于先验的、作为一切可能条件的善良意志，甚至上帝的存在也仰赖于它。另一方面，近代经验论所说的经验实际上并不是常识范畴内的经验，而是属于理性或知性的范畴。可以说，在近代哲学，理性是世界的“终极支撑”，是近代哲学的“ 本体”，近代发生的“ 认识论转向”实质上是“ 本体论的理性转向”。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并非是以理性为最终诉求的认识论哲学的破产，只不过是哲学的终极追求转到了语言身上。现代哲学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它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媒介。语言哲学使这个媒介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仅仅是语言的“意义”，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本体。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真正的事实、问题，只能存在于逻辑的符号语言体系中，语言的界限构成了“ 我”的世界的界限。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定义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的“ 语言是存在的寓所”［12］、伽达默尔的“ 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这个世界”［13］、蒯因的“ 本体论承诺”更是以语言或思维代替存在的典型。从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拒斥形而上学或“ 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如果说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那么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过是“本体论的语言转向”。后现代主义把形而上学界定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实际上肯定了形而上学作为语言学的必然性。考虑到古希腊理性哲学的语言学性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就在一定意义上使哲学重新返回了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古希腊源头。从这个角度看，哲学的起点同时预设了哲学的终点，哲学转向不过是哲学在语言和形而上学道路上的“轮回”。

说高尔吉亚对哲学发展路向做出了某种“预测”当然是无稽之谈。他对哲学所起的作用甚至主要是破坏性的，如果他那种独断的不可知论立场蔓延开来，哲学的追求和思索将变得毫无意义。不可知论虽然不能等同于怀疑论，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高尔吉亚的不可知论命题蕴含着可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本身就是几千年来西方哲学发展以及转向的内驱力。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这种精神表现为皮浪“悬搁判断”的极端怀疑论和苏格拉底为之慷慨赴死的“真”与“善”的“辩证法”；在近代哲学那里，这种精神表现为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休谟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怀疑，以及康德通过“哥白尼革命”建立知识的确定性的努力；在现代哲学那里，这种精神同样没有消亡，维特根斯坦的解决和消除“哲学问题”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怀疑精神，正是由于经历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洗礼”，真正的哲学难题才得以显露，人们才能够以一种健康平实的心态去构建思想的大厦。没有怀疑和批判精神，就不会有思想上的否定和超越。在这种意义上，怀疑精神与人类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本体论渴望是相通的。从高尔吉亚命题出发反思哲学的发展道路，我们发现，所谓的“哲学转向”不过是“本体论的转向”，而“语言学”转向不过是哲学的某种回归。本体论既是哲学的原初形态，也是哲学的本质和根基。人类的本体论幻梦从来没有停息，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在根本上体现为终极之思的发展。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与其说预示着哲学的发展方向，不如说是预示着哲学本体论的发展方向。套用黑格尔的说法，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不过是本体论追求的大圆圈内的小圆圈罢了。形而上学精神是哲学的根本精神，是哲学思维所不能跨越的山岭，哲学将在对终极存在的追索中走向永恒。 

注释

［1］［5］［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2002，第56页；第57页；第57 页。

［2］［3］［4］转引自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第24 页。

［7］［12］［13］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第596页；第519 页；第596页。

［8］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第57 页。

［9］黄玉顺：《语言的牢笼》，《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10］转引自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79 页。

［11］姚大志：《语言哲学的终结？》，《哲学研究》2000 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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