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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璧月初晴，黛云远澹，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公元十二世纪的上半叶，歌舞升平、宴安鸩毒的北宋王朝在潮水般涌来的金人铁骑的冲击下，遭到了灭顶之灾，北中国沦陷了。 高宗与一班贵族、士大夫仓皇南渡，在偏处东南一隅的临安（今杭州）落下脚跟，靠着与金人签订的屈辱的和约，“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林升《题临安邸》诗），依旧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 就在这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混浊氛围中，某个元宵节的狂欢之夜，杰出的爱国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谢绝了来召她一同出游的友好，悲凉地秉笔写下了这样一首传诵千古的《永遇乐》元宵词：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〇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心有灵犀一点通，百余年后，南宋恭帝德祐元年乙亥（1275）的元宵节，正值剽悍的蒙古大军席卷江淮，临安小朝廷风雨飘摇之际，另一位杰出的爱国词人刘辰翁，因重温李清照词而心旌颤动，不胜欷歔。从此以后，他每听此词，就悲愤难抑。终于，在三年后亦即端宗景炎三年戊寅（1278）的又一个元宵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胸中的哀恸，任其如江河洪水破堤而出，化作了这首用李词之调、依李词之声而赋的和韵之词。其时，临安陷落已两年，词人流离失所，正蛰居在临安附近的一处乡村。 小序交代，此词乃“托之易安自喻”，也就是说，词人是把李清照作为自己的化身，拟用李清照的口吻来感事抒情的。 词中，李清照的经历和词人自己的经历打并成了一片。所传达的情感当然都属于词人自己，但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李清照的情感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这也是本篇创作构思上的新颖之处。如不了解它是词人与李清照的英魂同台表演的一出“双簧”，文义便难以读通。 上片始终扣紧临安一地，以其今昔不同的春景春事，特别是元宵况味，穿插比照，引发感慨。 起处“璧月初晴，黛云远澹”二句，直截了当，即从目前的元宵夜色切入。天气刚刚放晴，一轮圆满、晶莹如玉璧的明月高挂在天空；一两抹青云仿佛是美人用螺黛画出的连娟长眉，淡微而邈远。如此良辰美景，若在承平时期，京城中定然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不知有多少“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词）的风流；可是现在亡国了，太后、皇帝、三宫嫔妃均被掳北去，在元蒙占领军横行无忌的临安，还有什么赏心乐事可言？故第三句一扫前两句的高华，怆然问天：“春事谁主？”（主：主管、主持。）以顿挫为沉郁，将全词的旋律基调定在了低音区。 “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三句，词笔折入对往昔春事的追忆。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记载道：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 西湖畔辟有许多处皇家园林（即所谓“禁苑”），如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壶等，春游季节，有些园林也对士庶开放。而西湖的堤岸则更是自由无碍的公共游乐场所。尤其是清明节前的寒食节，这里是观看龙舟竞渡的绝好所在，届时“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出处同上）。“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八字，就是对上述风情的高度艺术概括。“娇寒”写初春的微寒竟是娇滴滴的嫩，“倦暖”写暮春的融暖令人倦恹恹地懒，九十日西湖春光，四字涵括殆尽；而万千游人的情态，亦含蓄其中。 可惜，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前番在临安领略到的太平光景，竟如此匆遽！转瞬之间天地翻覆，蓦然回首，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第二韵的三句，思绪似奔马脱缰，稍稍偏离了元夕感怀的题旨，以下至上片歇拍凡二韵六句，乃将词笔拖回，仍就元宵之事展开今昔对比：往年的元宵节，车水马龙，人山人海，蹴踏而起的尘土，混合着花香、衣香、脂粉香，遮蔽了京城的道路；火树银花，张灯结彩，璀璨的光辉与明月交映，将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这样的热闹，这样的繁华，而我却总没有兴致与伴侣们携手同去游嬉。谁又能够料到，今年的元宵，蒙古占领军严厉地实行宵禁，管制烛火，城中一片黑暗、死寂，人们好像都在忧愁着风雨的降临。此时此境，就是有心思游赏，也无处可去、无灯可观、无人可伴啊！ 整个上片，仅“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一例由李清照词生发而出，事属李易安，其他实皆为词人所见，所忆，所感。 写作手法上的显著特点是骈、散相间，三组刻意求工的四言对仗句均写乐景，而其间所杂的散句却无一不抒哀情，如此抗而复坠，至再至三，便有翻倍跌宕、回旋唱叹的艺术效果。几经曲折腾挪，歇拍方掷出“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的凄凉景象，感慨的语气也就显得格外的沉痛。 换头以后的二韵六句，无垂不缩，笔锋又逆溯南渡之初，再次关合李清照的身世。 “宣和旧日”，谓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那正是北宋王朝虚假而病态之“繁华”的巅峰期，亦即李清照词中所谓“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妇女们空闲无事，特别看重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中州盛日”。 高宗南渡，定都临安后，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较之宣和时期并没有多少改变，无非是花花世界自东京（今河南开封）向千里之外的钱塘江畔搬了个家而已，因此说“芳景犹自如故”。 然而，忍痛抛弃了多年来节衣缩食、精心收藏的大批珍贵书籍（“缃帙”：浅黄色的书衣，引申指书卷），逃难到南方来的女词人，却永难忘怀国破家亡的深哀巨痛，元宵之夜，她再也无心梳妆打扮，一任髻鬟散乱，首如飞蓬，所赋之词，充满了凄苦。 不过，那时南宋小朝廷毕竟还据有半壁河山，女词人毕竟还是汉族政权的子民啊！而现在呢，连南中国的残山剩水也几乎全部落入元人之手，南方的汉人已沦为亡国奴隶，世间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么？ 下面的二韵六句，就进而尽情地倾诉自己这种无可排遣的极度之苦。 词人的故乡庐陵（今江西吉安）属江南西路，此时已为元军所占，有家难回，故曰“江南无路”。 唐代安史之乱时，诗人杜甫困居在被叛军占领了的长安城中，因怀念分隔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一带）的妻子儿女而作《月夜》诗，有“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之句。本篇“鄜州今夜”云云，即用此典。词以李清照自喻，故作女性口吻，从背面化用杜诗歇后，不啻是说今夜璧月，我只独看！ 用前人诗意而半吐半吞，又角度变幻，乃显得蕴藉隽永，灵动鲜活，这是一层好处。元宵之夜，本宜观月，故用老杜《月夜》诗十分贴切，这又是一层好处。元宵夜月，自是圆月，从而反跌出词人的有家不得团圆，遂使全词愈添一重悲剧气氛，这又是一层好处。至此，抒情主体的家国倾覆之苦、家乡隔绝之苦、家庭离散之苦，统统汇合在一起了。 这许多苦已不堪禁受，而更苦的却是“此苦又谁知否”，即无人知之！ 于是，词人唯有空对着无焰的残灯，辗转反侧，在乡村中祭祀土地神的聒耳箫鼓声里，挨过那不尽的长夜。 综观整个下片，四韵十二句就这样均匀地平分为前后两大层次，前半言李清照“能赋词最苦”，后半言自己“悲苦过之”，词情是在以李清照为铺垫、与李清照作对比中展开和深化的。其章法虽较上片为简单，炼字虽不如上片之精妙，然“拙”中有“重”与“大”在——放笔直陈胸臆，下语如铁镇纸，此谓之“重”。只道个人之戚，却负荷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恸，此谓之“大”。全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正在这里。 清代著名词论家况夔笙很推崇刘辰翁词中的“骨干气息”。他说：“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他摘举了刘词中的许多警句，包括本篇之“香尘暗陌，华灯明昼”在内，但紧接着就声明道： “若斯之类，是其次矣。如衡量全体大段，以骨干气息为主，则必举全首而言，其中即无如右等句可也。由是推之全卷……而其骨干气息具在，此须溪之所以不可及乎？”（《蕙风词话》卷二） 这些议论，可谓独具慧眼。读刘辰翁词，确实当从大处着眼，攫取其爱国遗民词人的忠诚劲直之骨与悲凉慷慨之气，而不必斤斤以字句求。唯在刘词“似稼轩”还是“似遗山”的问题上，笔者想对况氏之说略作一点补充：刘辰翁与刘过、刘克庄并称“三刘”，是以辛弃疾为领袖的南宋爱国词派的后劲，其词当然有“风格遒上似稼轩”的一面；但二人所处的时代仍有相对盛衰之别，二人的身份亦有将帅与书生的差异，反映到词的创作中，自不能无所区分——比之于书，辛词每大笔挥洒，刘词则多以中锋达意；比之于乐，辛词每大声鞺鞳，刘词则多以中音赴节——气度大小是不尽相同的。而由于刘辰翁生逢宋元易代之际，身世与由金入元的元好问相若，故《须溪词》之激楚苍凉，似与《遗山乐府》更为接近一些。本篇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如杂入遗山集中，谁说它不能乱楮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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