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家大院纪事（下）

按照碑文的记载，蔚庵公葛焕，先娶陈氏，续弦王氏，共生有子六女三，陈氏孺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大粱，蔚庵公去世的时候是“郡廪生”，次子大埏，那时是“国学生”，三子经邦，那时是“郡庠生”，都算是读书人。王氏生了三个，叫大培、大疆、大超，大概蔚庵公去世的时候还小，碑文中没有记载他们的身份。二伯曾经问我，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中间都用了个“大”字？为什么老三名字又不用“大”字？我也讲不清楚。不过这以后，大梁一系的葛家，则按“元运开泰，保世滋昌，渊源孝友，欲振家声”这十六个字排辈分，我爷爷是“滋”字辈，我父亲是“昌”字辈，我本应是“渊”字辈，只是到了我这一代，天翻地覆，革除旧习，就再也不按照这个辈分起名字了，只有台湾大伯家的儿子还用这个“渊”字起名儿。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诗经 · 唐风 ·葛生》），说的并不是葛姓的“葛”而是植物的“葛”，不过，葛藤覆盖荆棘，杂草蔓延遍野，倒也可以用来形容葛姓一族在福州逐渐生根。据我父亲说，蔚庵公之后支脉繁盛，我们就是长房大粱的后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似乎是中国的规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长盛的家族，除了官方护佑的至圣先师孔家之外。以前，潘光旦先生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说嘉兴有长达十几代一直兴盛的家族，代代出人物，这也许是比较少的，潮起潮落，兴兴衰衰，在中国传统时代的乡里很常见。葛家也不例外，蔚庵公之后，虽然家族还算是绵绵瓜瓞，但在仕途上葛家并不太兴旺发达，所以地方志、乡绅录里面也不见记载。

直到我爷爷投笔从戎，当了军人，福州黄巷葛家才好像真的要“重振家声”了。

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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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葛滋承（1890 ？-1952），大概生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在那个中国社会重新洗牌的时代，人的命运很诡异。生逢世道巨变的人，或者从绿茵而辗转泥途之中，沦落下僚，或者鲤鱼翻身跃过龙门，一下子成为人上人，全看运气如何。晚清那个时候，福州马尾办过船厂，办过船政学堂，办过最早的大清海军，黄巷的“毛萨 黄巷葛”三家中的萨家，就因为办海军而出了很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既当过大清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又当过民国初年海军大臣的萨镇冰（1859-1952）。我的爷爷不知道和萨家有什么关系，反正是远亲不如近邻罢，也做了这个大潮里的一个弄潮儿。1922 年，当时的海军总长李鼎新派了杨砥中，在马尾成立海军陆战队的统带部，曾经发展很快，在福清、长乐、连江、厦门都有驻军，到 1928 年编为两个旅，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据说，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大概 20世纪 20 年代末，爷爷就从营长一直当到了海军陆战队混成旅的副旅长。

这里又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民国那会儿，也许当官需要资历或学历。我爷爷有学历，号称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算起来，和著名的叶挺、顾祝同、邓演达、薛岳，都是同一级的同学。保定军校原来是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在民国初年，名声仅次于黄埔军校，也是赫赫有名，1912 年到 1923 年间共有九期学生毕业，里面出了很多战将。很多年以后，我弟弟在美国教书时，特意去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保定军校的资料，发现确实有“葛滋承”这个名字。可是，听我父亲晚年病榻上的叙说，才发现这是一个颇搞笑的故事。原来，我的爷爷压根儿就没去军校读过书，用他的名字去军校的，是他最小的堂弟，也就是我的四叔公。换句话说，我爷爷用了四叔公的毕业文凭，而四叔公却用了我爷爷的考试成绩。

更有趣的是，四叔公学成文武艺回来，却并没有货于帝王家。他毕业的时候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却压根儿不愿意进入军界做事，原因据说是他发痴一样地爱上了一个女子，就是我后来的四婶婆，为了这个据说很漂亮的女子，他天天待在家中。这也许可以理解，一方面四婶婆当年可能真的很漂亮，1990 年我在福州还见过她，从她老年时的相貌，也可以想见她年轻时确实很秀气；另一方面，我猜想是保定军校文凭写的是“葛滋承”，我爷爷凭了这个文凭可以当官，四叔公没有这个文凭，在海军就得从下层干起，从小受宠的他也许不愿意吃苦。所以，他就在我爷爷手下当了一个副官，据说是在庇护下吃干饷，根本不去当差，整天宅在葛家大院里面。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爷爷当了官，出钱把黄巷葛家大院又重新整顿一番，弄了好多葛家堂兄堂弟来一起住，就由我奶奶主管家务。顺便说一下，我奶奶叫何红蓉，中医世家出身，在福州也算名门。在我奶奶的主持下，这个时候的葛家大院，似乎又兴旺起来。

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就出生在这个大院里。

葛家大院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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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爷爷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大伯，他比我父亲大不少，大学时代在上海学化学。据我父亲说，他上大学时常常出入舞厅，花钱如流水，差一点儿就娶了上海舞女，被我爷爷严厉制止，甚至威胁要断钱断粮才作罢。抗战后期，听说曾经到遵义火柴厂工作过，后来台湾光复，1946 年就去了“台糖”就职。父亲下面有两个妹妹，就是我的五姑、七姑，也都随大哥去了台湾。我奶奶曾经短暂去过台湾，帮着照料大伯一家和两个姑姑，但 1948 年为了照顾我爷爷，又回到福州黄巷，此后天各一方，一直到死，再没见过她的这几个子女。他们一直留在台湾，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和我父母亲才在香港再次聚首，那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据说，后来我的五姑和七姑到福州郊外去祭拜爷爷奶奶，哭得像泪人一样。

说起来，爷爷的四个子女中，父亲排行是老二，但葛家却用大排行。祖父一辈兄弟的孩子统统混算，我的大伯是老大，老二即我的二伯，却是我祖父弟弟的孩子，所以，后来我的堂兄弟们总是把我父亲叫三叔或三伯。父亲出生后葛家家境大概是最富庶的，所以，父亲的童年记忆都是欢天喜地，什么过年大吃大喝，什么福州坐大水的时候在天井划船等。2003 年夏天，他胃癌手术住院，我去医院陪护，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他先是读私塾，由同宗一个当过云霄县知县的长辈坐馆，教他读四书，这位私塾先生也姓葛，就是祖爷爷之叔伯兄弟，据说很严厉，但父亲是爷爷奶奶宠爱的孩子，我猜想他当时一定学得不好，常常被打手板心，所以后来改弦更张，去读新式的英华学校。据说，在洋学堂里面，他旧学古文算好的，但是新学即数学和英文却不好，不过，英华学校很有名，他总算后来也考取了当时设在上海的暨南大学。

可是，父亲上暨南大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暨南大学撤到福建，先在三明，接着在武夷山继续办学。我父亲回忆这一段时光，最喜欢讲那时暨南大学的三件事。一个是何炳松是校长，不过，尽管何炳松是中国有名的史学家，可我父亲并不学历史，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一个是他的同学里面，后来有一个当过副总理的吴学谦，但吴学谦后来当大官，同学从来也没有联系过，也没有沾过半点光；再有一个，就是他在福州家里带了不少洋钱出来，出来的时候，怕日本鬼子搜查，大洋都绑在腰上，所以，尽管当时山里的暨南大学伙食极差，但他可以时不时拿出大洋在茶馆里吃鸭子，这倒是真的，也符合我父亲那种老饕性格。我曾经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那时根本没有好好上课？他也毫不忸怩地爽快承认，他原来上的是法文系，但考试总不及格，于是，二年级转上外贸系，改学英文，好不容易才毕了业，于是一辈子就干了对外贸易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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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的差事并不好做，抗战时期，海军陆战队很快就丢了船，海军变成陆军，我爷爷随着部队，辗转到了江西、湖北和湖南。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的时候，我爷爷正在湖南芷江警备司令部任职，曾经亲历了日军投降仪式。不过，那时他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涯，就在湖南倒腾了两车药材，辞去了军职回到福州。也因为这个缘故，国共战争的时候他没有参与，1949 年后这段戎马历史侥幸没有被追究，直到 1952 年患病去世，还算平安一生。

可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做事的父亲，却被簸弄到巨变之中。海关原本是常言说的“金饭碗”，可 1949 年前后他却失业了，生活陷入困境。那时，他已经与我母亲结婚，金圆券大贬值，人心惶惶。据说，那时他为了尽快花掉手里的钱，曾经急急忙忙拿一麻袋纸钞，匆匆地抢购了一件英国呢子大衣。尽管有我外公和爷爷两家作后盾，生活不至于无法维持，但是，他心里却很苦闷烦恼。我父亲原本性格就很不安分，福建人的性格也很勇于冒险，于是，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冀朝鼎的鼓动下，在我出生之前的 1949 年，他就悄悄跑到已经解放的南京，进入共产党的军政大学学习。按照规定，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前参加革命的人，可以享受“离休”即老干部的特殊政策，他也算赶上了这个尾巴。尽管他一直很想跟随潮流，但潮流却总是在嘲弄他，他一辈子都不得意。

我出生后，父母去了福州，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又到了天津，我却一直在上海外公外婆家住，福州黄巷葛家，好像与我没有太多关系。但1957 年要上小学了，外公外婆下了狠心，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于是，我沿着京浦线“咣当咣当”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当时在天津的父母身边。从此，福州黄巷葛家的历史，就开始和我的人生交集，我也从此一点一点地，融入了这个黄巷葛家大院的烟尘往事之中。

（原载于《今天》，本刊略有删节）

刊于《闽都文化》2020年第四期

编辑：林瑶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