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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窑到底创烧于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业界是有争论的。之前一般认为，吉州窑创烧于北宋，但自从找到明永乐年间的手抄本——《东昌志》之后，吉州窑存在于五代时期就有了文献依据。经过建国后陶瓷考古专业人员一些列考古调查、发掘之后，找到最下层（创烧地层）——青釉瓷层，似乎把吉州窑的创烧时期提前到了唐代。  吉州窑遗址出土的青釉盘口执壶 不过，从青釉瓷的器型和制作来看，吉州窑的创烧期，主要以仿制赣江下游著名青瓷窑口——洪州窑为主。有些人觉得，虽然能确定吉州窑在仿洪州窑，但并不能由此准确确定吉州窑在什么时候仿洪州窑。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把吉州窑的创烧时间，谨慎地描述为“创烧于晚唐、五代”。我认为，在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和实物证据之前，这样的描述是合理的。  吉州窑遗址出土的北宋青白釉碗 进入北宋之后，由于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南北统一，随着经济、文化的逐步繁荣发展，农业手工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民间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生活必须用具——瓷器的需求出现井喷，作为当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陶瓷业，得到迅猛发展，一大批名窑如定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相继脱颖而出，全国各地名瓷窑辈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吉州窑也得到迅速发展。吉州窑作为一个纯民间性质的瓷窑，学习和模仿始终是自己的不二法宝，这时期定窑的白釉瓷、景德镇窑的青白釉瓷、建窑的黑釉瓷等都成为吉州窑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明代永乐年间 钟彦章、曾子鲁修撰的《东昌志》 北宋时期吉州窑得到发展的一个标志，是北宋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官府在永和镇设立瓷窑官吏——监镇司，以掌管“瓷窑烟火公事”，永和镇发展到六街三市，即：瓷器街、莲池街、茅草街、锡器街、鸳鸯街、米行街（迎仙街）和上市、中市、下市。  吉州窑遗址出土的北宋白釉乳钉罐 吉州窑在五代、北宋时期得到发展的原因，除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之外，还有大量接纳来自北方的窑工。我在《中华白瓷的拐点——定窑》一文中讲过，定窑由于地处宋辽、后来宋金边境，在北宋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饱受外敌侵扰和战争祸害的影响：从混乱的五代开始，辽（契丹）帝耶律德光扶植后晋“儿皇帝”石敬瑭、从石晋王手中攫取幽云十六州，将辽、后周（后来的北宋）边境推到了今天的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并以此为基地，不断袭掠中原。而定窑所在地定州，富足且临近边陲，和平时期对外贸易相当便利，但却时不时要受到来自辽国、契丹的奔袭和掠夺，特别是公元964年、968年、979年的多次宋辽大战，对定窑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即使公元1004年宋辽订立檀渊之盟，但来自契丹辽人的侵掠始终没有停止过。多年来，定窑窑工躲避战火、陆陆续续南迁始终不断，其中部分南迁的窑工到达吉州窑。定窑如此，其他北方窑口也差不多。这些北方窑工不仅为吉州窑带来先进技术，更多的是注入开放、创新的理念。  吉州窑遗址出土的南宋绿釉屋顶 南宋是吉州窑的繁荣期。从遗址发掘看，处于繁荣期的吉州窑，其废品瓷片堆积之多、产品种类之丰富，是超乎想象的。任何一个到遗址探访过的人，都不由赞叹当年的繁荣盛况。  吉州窑遗址出土的南宋白釉带款盘 吉州窑在南宋进入鼎盛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背景，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大宋统治集团南渡，南宋社会经济文化很快趋于稳定并获得极大发展，吉州窑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进入繁荣期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是人才和技术背景，北宋在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祸”中灭亡，定窑、磁州窑、汝窑等北方大部分瓷窑受到极大冲击，有的受到毁灭性打击，窑口毁的毁、窑工逃的逃，南方的吉州窑、景德镇窑是窑工们逃难的方向。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到公元1161年即金世宗大定元年的约34年时间里，定窑处于完全荒废状态，可见战争的破坏力之重。吉州窑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接纳了更多北方南逃的窑工，获得人才也获得技术，极大促进兴盛和繁荣，其中仿定器、仿建窑黑釉盏和仿磁州窑釉下彩均获得巨大发展。  吉州窑遗址出土的南宋黑釉剪纸贴花盏 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吉州窑在元代进入衰败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吉州窑衰败呢？业界分析有三大原因：一是文天祥抗元之战；二是元朝的残酷统治；三是日趋保守、落后，被景德镇替代。  文天祥 首先，我们来看看文天祥抗元之战。文天祥，南宋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6月6日出生，元朝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1月9日英勇就义。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道号浮休道人、文山，江西吉州庐陵（祖籍永和镇文家村，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出生）人，南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官至右丞相，民族英雄，写有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宋 吉州窑玳瑁釉罐 高11、口径12、足径3.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据吉安府志记载，南宋宋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元兵南下，文天祥率兵勤王，来到家乡吉州召集义军，招到众万人，后兵败。有专业人士分析，吉州窑窑工当有不少人参军入伍，兵败后招致元兵报复，所以导致吉州窑衰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判断分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作为家乡子弟，投军支持文丞相完全有可能，兵败后招致蒙古人报复也是完全可能的。从发掘结果看，吉州窑在整个南宋时期一直处于兴旺状态，而宋末元初有突然毁坏现象。不过从考古发掘结果看，吉州窑在元代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又起死回生了。  宋 吉州窑黑釉剔花梅瓶 高19、口径5、足径6.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再来看看第二个原因——元朝的残酷统治。应该说，元朝在战争和残酷统治初期，确实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有非常严重的破坏，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和社会稳定，元朝统治对于南方的一些窑口，似乎影响不大。这一点，我在《略论元朝统治与元青花的关系》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元朝的统治对南方瓷器和瓷窑并无直接影响，但是，元朝的疆域辽阔、商品贸易发达，却对瓷器的发展有间接的好处，景德镇元青花的诞生就是个例子。而且，在元朝统治的后期，南方诸省均处在反元起义军的统治之下。 宋 吉州窑绿釉刻花枕 高9、枕面26.5—22、枕底24—1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原因，就是内因——观念陈旧，创新不力，导致落后，最后被市场所淘汰。我们知道，吉州窑是特别善于学习模仿、并在学习模仿中创新的民窑，学习定窑烧白瓷、学习景德镇窑烧青白瓷、学习建窑烧黑釉茶盏、学习磁州窑烧瓷枕和釉下彩……吉州在这种广泛学习中再进行一些小小创新，就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于是，木叶纹、剪纸贴花纹茶盏出现了，釉下彩器出现了。吉州窑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综合性民窑”这么响当当的名称。可是，这也带来一个巨大问题，那就是泛而不精，花活过多，四面出击，失去了与时俱进的机会，做不到引领潮流。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如黑釉茶盏，当吉州窑学习模仿建窑并创新出曜变天目、木叶天目、剪纸贴花天目之时，全国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斗茶不流行了，黑釉茶盏失去了“宠儿”的地位……。反观景德镇窑，在北宋时以烧制青白瓷而著称于世，南宋时大为发展，除了为提高产量而进行了革新与北方定窑有着一定的学习关系外，并没有像吉州窑那样广泛烧制各窑口的各类品种，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继续大宗生产青白瓷器。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的青瓷，成为当时社会消费的主流和出口海外的大宗产品，数量取胜，很快占领国内外市场、赚足口碑。与胎、釉的创新相比，木叶纹、剪纸贴花装饰也只能算小小的创新。而处于劣势的吉州窑，只能生产更多的品种与景德镇竞争……可想而知，吉州窑就这样慢慢被边缘化。于是，当历史发展到彩绘瓷、青花瓷阶段，吉州窑就被市场无情抛弃，彻底衰败了。 宋代 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碗 吉安市博物馆藏 综上，我认为吉州窑之所以彻底衰败，主要原因是第三个——内因，也就是缺乏竞争力而被市场淘汰；不完全是第一个——文天祥抗元战争，吉州窑会受到影响但不至于彻底衰败；不会是第二个——元朝的残酷统治，不是造成吉州窑衰败的原因。 宋代 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碗 吉安市博物馆藏 事实上，根据考古发掘，吉州窑在元末基本衰败，明代初年曾有过昙花一现，但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南宋 吉州窑褐釉卷草纹碗 吉安市博物馆藏 现代吉州窑仿品比较丰富。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收藏热的不断掀起，众多专家、学者和收藏界人士加入吉州窑黑色茶盏的复制工作，并已取得巨大成效，有的仿古工艺技术相当精湛。当前，大量仿古的吉州窑木叶纹、剪纸纹、玳瑁釉等天目盏已经进入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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