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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字茂叔。是孔孟之后重要的大儒，向来被视为理学发展的先驱、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少丧父，主要由舅舅负责教育。他天资聪颖，5岁能辨五星懂五行，14岁筑室于月岩悟得太极，为官三十多年官职虽然不高，但奉行惜民爱民的为官之道。 不过，他更为知名的还是因为那篇在20岁左右时写下《爱莲说》。 赏荷、咏莲佳句不在少数—— 王昌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王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所看重的，大多是莲在外在形象上的美丽、轻柔。 而周敦颐爱莲的理由却是，“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它是花中君子，它洁身自好、周敦颐爱的是莲的内在品质。以莲自况，立志做洁身自爱的正人君子。 此文是周敦颐在衡州舅舅家写的，当时也不过二十岁上下。 莲，有许多理由让周敦颐心向往之。 儒、释、道三教思想影响下的“爱莲”观成长于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周敦颐，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各家思想。在北宋，思想界是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的。这可以看作文人思想的成熟，在不同阶段、不同境遇中用不同的观念调节自己。 儒家鼓励人积极入世，救济苍生，但现实中难免会遇到种种挫折，这时道家思想往往可以作为一种调剂。道家提倡顺应自然、清净无为，如果政治理想难以实现，那么避世归隐也不失为一条道路。此外，佛家禅宗推崇的随缘任运，帮助人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纠结。 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就是很复杂的。 禅宗思想： 禅宗思想在唐朝就很流行，士大夫参禅成风，他们大多是用参禅的顿悟来观照自身生活。这种风气宋代更甚，周敦颐自然也难免其俗，他时常与苏轼、黄庭坚等人参禅问道，甚至被人称为“穷禅客”。 莲本就在佛教中有特殊的意味，是圣洁的象征。莲根植于淤泥而不染，并且“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就很明显地体现了佛教倡导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保持本心的基本教义。 理学思想： 根据前文介绍，周敦颐的身份标签正是因“儒者”成立的，作品中也会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定的理学思想。他在《爱莲说》中表达个人对莲花的喜爱时使用了一个“独”字（“予独爱莲……”），这个“独”字中渗透出一种儒生应有的坚守，一种对自身品格与为人处世姿态的自律态度。 写《爱莲说》时，周敦颐不过20岁左右，可以视为正值青春年少就给自己人生做了规划。事实上，他后来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即使涉身官场，也从未忘记自己的本心与坚守；他还科学授课，讲授君子品格，以莲花的品格感染和熏陶了一代代青年学子。 道家思想： 《爱莲说》又带有一定的道家色彩，毕竟，周敦颐本人对隐居是有想法的。正如好友黄庭坚的评价：“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 从唐代开始，文人士大夫们开辟了一种新的隐居方式，“吏隐”或者说“中隐”，即“边仕边隐”。白居易沦落九江时，就明确提出“中隐”说，诗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白氏《中隐》诗） “中隐”既让儒生们实现治国的抱负，又能满足隐居的理想。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更解放了许多知识分子。学会“吏隐”的儒生灵活地游走于“吏”与“隐”之间。 周敦颐同样接受了吏隐思想，赵抃《寄永州通判茂叔虞部》中说：“诗笔不闲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 而像白居易等人的“吏隐”是对俸禄是有留恋的（其实留恋俸禄也没啥，人毕竟要恰饭），而周敦颐却一直以廉洁的形象立世，《爱莲说》之“莲”，也就是廉洁的象征。周敦颐在庐山建屋隐居时，特将门前小溪命名为“濂溪”，隐居之屋称为“濂溪书堂”，意在表明自己廉洁的品质。 如果人生终究不能彻底地做一次隐士，那么为官出仕，则当如莲，做个君子。 儒者不会选择隐逸，但却可以与隐士心灵共鸣。周敦颐列举三种花卉：牡丹、菊、莲。他说他不喜欢牡丹，很好理解，因为牡丹自李唐以来，成为了荣华富贵与功名利禄的代名词。而菊从陶渊明那里有了“高洁”的意义，且诸如元稹诗曰“此花开尽更无花”写菊的傲霜，肯定了菊坚强的品格。 但周敦颐却没有明确表示他爱菊，他偏爱的，是莲。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莲代表的品格与周敦颐的人生理念不谋而合：隐逸之菊与富贵牡丹都不及像君子一般的莲。 隐逸之菊，显然与为官三十余载的周敦颐的生活是有距离的。我们该记得儒家思想是提倡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陶渊明的那种遁世生活在周敦颐这样的儒士看来看来未必就是最佳选择，“隐逸”的行为稍显消极的。他要做的是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俗世人间保持初心。 有人认为周敦颐对陶渊明持有批判态度，墨酱不能认同。儒家虽然一直以来强调“学而优则仕”，但它最终目的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儒家一直强调“孔颜之乐”，被许多儒生视为一种超越富贵利达的享受。 周敦颐虽然不能像陶渊明一样做“花之隐逸者”，但也绝不是否定这种处世方式的。他明确表示：爱菊者只有陶渊明，在其之后便罕有听闻。（“菊之爱，陶后鲜有闻。”） 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一来隐居的生活方式并不能成为历代社会的主流，而实事求是地说，完全归隐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来说的确有不小的难度；二来周敦颐也并不排斥做“隐逸者”，甚至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慨，因为“爱莲者”同样不多。（“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不论是彻底的“隐居”，还是“吏隐”，菊与莲花，都是隐中君子。一则藏在东篱下，一则立于污泥中。 同样是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在这一点上，周敦颐这个正直的儒者与所谓“消极遁世”的隐士在思想上是有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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