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经典沦为写作的附庸 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胜于文学史。他挽儒学于衰微，赋儒学以新生，既远绍邹鲁，返本开新，又援道入儒，成理学之宗。孔孟逝去一千多年之后，他被奉为圣贤，人称“周子”。 周子所处的宋代，人文鼎盛，科技昌明，社会发达，乃华厦文明盛极之时。那是一片群星闪耀的天空。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欧阳修，如许朝廷重臣或政要，哪一个又不是熠熠生辉的人文星斗？
作为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周敦颐并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自二十二岁为一县主簿至五十四岁筑庐隐居，仕宦生涯占去了他人生的绝大部分。而终其一生，周敦颐所拥有的最高权力不过区区一州“通判”。这与他那烛照千年的思想，无法匹配。他传诸世间的《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诗文，全部合到一起，亦不过区区几万字。然而，那分明又是一片能卷起雪浪的海域。
中学生对于周敦颐的了解，多是从《爱莲说》开始的。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经典篇目之一，此文宛如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范本，跨越空间，纵贯代际。而令人忧伤的是，像这样的经典文本，它所留给中学生的记忆，并非其燃犀举火的思想价值，而是诸如借物喻人、托物言志之类的写作学标签。在我看来，此种尴尬，直接导源于现代语文教育对于读写训练科学化和体系化的深度迷信，亦导源于百年语文在形质二分的摇摆中忽左忽右、无所适从的历史困局。 纵观“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我们何时又挣脱过“重实质？还是重形式？”的二元思维？特别是当“形式派”裹挟着现代科学的外衣并化身为语文学习的“实用取向”之后，《爱莲说》由经典的智慧堕落为写作的附庸便将是一种宿命。 一篇经典何以失去经典的内涵呢？从纵向看，我们失去文本细读与思想深潜，便意味着以“见微知著”为表征的语言敏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从横向看，我们失去了“知人论世”的语境与坐标，便意味着以大观小的整全思维仅仅停留于笼统的归纳与抽象。如此纵横皆有偏差的情况下，阅读教学的处境很可能便是：经典语言被悬置、被掏空、被漠视，甚至被无数肤浅的标签与结论所淹没，特别是对教材“例子说”所持的“理科式理解”，则更是将经典处理成文本解剖刀下可供拆解下的元素和展览。
二、文字是文本的大地 离开了语言的大地，我们看到，在《爱莲说》的解读与教学中，普遍携带一种先入为主的执念，在文字间浮光掠影。在莲与菊或与牡丹的对比关系上，教师往往不由自地地放大非此即彼的立场，以表达泾渭分明的爱憎。在我看来，这既有违《爱莲说》的文本意旨，亦有悖于周敦颐的思想格局。 《爱莲说》为什么会同时写到菊、牡丹和莲呢？若以选材、组材之类的技术要素看，此间或有烘托与对比的关系。其中，菊是正面烘托，而牡丹则是反面比照。这样的诠释貌似完成了一种逻辑自洽。 可是，问题就在如此。如果我们无视关乎文本生命的文字、情感与思想，而单纯获得一个空洞的形式、框架、模型乃至范式，这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这样一个公用的“范式”，既然可以诠释“菊”和牡丹之于“莲”的意义，是不是也可诠释“莲”和“牡丹”之于“菊”的意义呢？ 掌握了这样的公用“范式”，是不是意味着文本从此龟缩于“形式”之中，从此与“作家、世界与历史”失却了联系？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既可经由“形式的抽象”走进周敦颐，又可以经由“抽象的形式”走进陶渊明？ 在我看来，文本形式的抽象与“趋同”，带来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文与人的分离、诗与思的肢解。一言以蔽之，即是鲜活经典个性的生命终结。 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上，朱光潜先生早就深刻地指出过。在他看来，语言、思维之间从来就不存在所谓“内和外、先与后”的关系，它们是一体的、整全的生命。由此，所谓“实质与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分立，从来也是一个“假命题”。因为，当我们理解了文本的生命性，就会深深理解：没有哪一种“实质”，可以离开‘形式”；没有哪种“形式”可以从“实质”里抽离。 文本的生命整体性，自始至终都栖居在文字之中。因此，以“文字”为中心的深潜、涵泳与观照，才是获得文本生命整体感的唯一方式。舍此，别无他途。 从这个意义说，文字，永远是语文的大地。 三、“独爱”之“独”与“甚爱”之“甚” 以心晤对文本之时，文字总会打开一页页小窗，让我们看见丰富。 《爱莲说》的开篇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甚蕃者，甚多也。世间花草，多在“可爱”之列，这是爱的基调与前提。
在花草“可爱”的大背景之下，陶渊明之于菊，是一种“独爱”。何谓“独”？“独”远不是限制和修饰的字眼。它是情有独钟的精神沉醉，亦是遗世独立的风骨卓立；是孤高慎独的自处，亦是独与天地相亲。在这里，淡菊亦如归隐，人格亦如花语，花即人，人即花。 与“独爱”对应的是另一个关键词：“甚爱”。 “甚”在何处呢？上下语境足以丰富之。此处的“甚”意味着爱之广、爱之深、爱之久。 作者思想姿态的高妙之处在于，他并不是站定“莲花立场”去贬斥牡丹的意义，他也从未以世人的“分别心”将牡丹定格为一枚富贵的标签。菊、牡丹与莲，同为“可爱”之花，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才是君子胸怀吧？多一份兼容与平和，少一些偏执和对垒。
其实，百花之王的“牡丹”，原本有那“一枝红艳”的大美，它所拥有的美，是菊、莲乃至任何花草都无可替代的。那么绚烂，那么华美，堪称“国色天香”。正如刘禹锡诗中所赞：“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之所以成为唐代的审美主流，甚至长期深度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显然与“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杨贵妃之至尊影响不可分。在人们的观念里，牡丹至少带有杨贵妃与唐玄宗爱情怒放的心理投影吧。“甚爱”背后的历史与世俗，就在此间。 那么，同样是“爱”，“独爱”与“甚爱”的区别何在呢？ 菊花之爱，是基于个体的独立选择，它所打开的是陶源明的人格和精神；牡丹之爱，则大不一样。表面上，它是自李唐以来民间相沿成习的审美惯性，其实质则是庙堂权力之于江湖审美的深深染指，抑或江湖审美对于庙堂权力的普遍献媚。由是，“菊花之爱”是花与人的互相映照，而“牡丹之爱”是权力与审美间的历史搏弈。 我们注意到，《爱莲说》在言及“菊之爱”与“莲之爱”时，用的词语是同一样，即“独爱”。这意味着：予之“爱莲”，其情其格，亦如陶之“爱菊”。将这一份“独爱”放入自李唐以来的历史长河之中，或放入“甚爱牡丹”之当下世风下，与其说这是一个语词的选择，莫如说是一种超拨的精神赋形。 四、儒的人格高洁与道的精神逍遥 自“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起，文字开始整散并用，长短相间，节奏舒徐起伏，随着文字摇曳，碧荷之上的清莲，恍然开在读者心间。句句说莲，而字字如人。形与神，莲与人，可谓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其实，周敦颐对莲的深情，由来有自。作《爱莲说》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六岁。遥想当今，他幼而失怙，十四岁即投靠舅父郑向，寓居衡州。郑向乃大学士，见外甥痴情于莲花，曾于庭前掘一方荷池。无数花开之日，正是少年于荷香里读书习字之时。多年后，周敦颐一生仕宦，辗转于江西、湖南等地。三十年间，世事沧桑，阅人无数，而他却始终像一朵清莲高洁自守，兀自芬芳。 莲，就是周敦颐矢志不渝的价值观，亦是他凌波自照的精神面相。 而一个人的精神面相不是父母给定的，而是他在不同生命境遇里的选择和沉淀。 莲的生命境遇，如水火两极。它生于“至污”的淤泥，又立于“至洁”的清涟。如果“淤泥”暗含了多少同流合污的“向下诱惑”，那么，清涟就辉映出多少凌波微步的“向上托举”。有淤泥，亦有清涟；有脏污，亦有圣洁；有“向下的诱惑”，亦有“向上的托举”，这才是生命的整体、生活的真实。美丑并存，顺逆相生。 “莲”之可贵在哪里呢？在于它不管在什么境遇里，永远都守住了“自己的本质”，它根生“淤泥”，却独立而“不染”；它花开清涟，却庄重而“不妖”。不因淤泥而“不自拨”，也不因清涟而“不自知”。 “泥”与“水”，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境遇之力，给了一朵清莲最大的生命成全。这不就是范仲淹笔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古仁人之心”吗？ 周敦颐写“莲”的时候，他一定是参照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摹写。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通达之人。“中通外直”是莲茎的写实，而其实，“通”与“直”何尝又不是周子的人格和境界？ 他一生博学、高雅而干净人。四十多岁的时候，周敦颐任合州判官。其时，上司赵抃对他不了解，甚至有误会，他并不急于去辩白，直至四年之后，他们又于虔州任上相遇。赵抃这时才发现了周敦颐其德其能，乃憣然醒悟曰：“几失君矣，今生乃知周茂叔也。”此后，因为一场大火，周敦颐被调回故乡道县。于是，太多些小俗吏纷纷登门求官。周敦颐以诗明志，他说：“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觉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清廉源于人生的通透，周敦颐更大的“通达”并还不止于道德与操守，而他的思想。他以其对宇宙和生命来处的独特理解散发着通透之光芒。 周敦颐有著述名之为《通书》，其哲学始络是温暖而生动的人间哲学。他所处的时代，其实是孔孟儒学遭遇危机的时代。东汉以降，佛教与禅宗思想对孔孟儒学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周敦颐巧妙地援道入儒。在他的思想谱系中，无极和太极，阴和阳，男和女，建构着一种“生生不息”的人间秩序和“正中平和”的人间伦理。 与“中通外直”一样，“不蔓不枝”也是一种人格隐喻。那是一种专的力量，定的境界，简的风范。它意味着人生不见异思迁，不旁逸斜出，不朝秦暮楚。如此一心向上，何尝又不会遇见那辉煌的人生庆典？ 我们发现，名为“爱莲”，真正写莲花的，却无片言。唯有“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一句引人联想。花香之美，愈远，则愈香。这与人的精神不是如出一辙吗？空间愈辽远，芬芳愈广布；时间愈久远，影响愈持久。而对于莲而言，无论多远、多久，都不值得骄矜与喧哗，唯有“亭亭净植”。人生如莲，莲亦如人生。质本净来还净去，不为名利累身心。 至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勾勒出莲的高雅之姿，更彰显出生命的庄严之相。没有轻佻，没有浅薄，恍如一个“不怒而威”的君子。 结尾一段皆为《爱莲说》之“说”的部分。如果前文每一句皆如“画龙”，那么，而此处每一句则如“点晴”。在周敦颐心中，菊花所代表的是一种隐逸人格，这样的人格底色是“出世之精神”。牡丹所代表的是一种世俗人格。熙来攘往的众生，绝大多数都放不下功名富贵。作者并没有强烈批判“富贵”的价值观，而是以“宜乎众矣”的叹息表达着理解和同情。儒家也不反对富贵，只是强调基于“义”的“富贵”。此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对于以振兴儒学为己任的周敦颐来说，君子人格才是他所认同的儒家理想的最高峰，那是一种“入世之精神”。因此，菊、牡丹、莲之间远不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烘托与对比，而是人情世态的写实，思想版图的呈现。相对于菊的“隐逸人格”和牡丹的“世俗人格”来说，莲是一种“君子人格”。因此，文末最后的感慨，与其说是千年前的感喟，莫如说千年后的叹息。“桃花源”失落之后，真隐者无处可寻。儒学式微的北宋，又有多少人愿意做一个君子，愿意与周子的思想同行呢？大众的日常，依然在富贵间沉浮。千余年后的今天，不依然如此吗？ 思想碧波荡漾，而清莲一枝独放。千百年来，周敦颐笔下的那一枝莲的气质里，是安静而从容的。这里有儒的人格高洁，有佛的济世慈悲，亦有道的精神圣逍遥。 *本文作者黄耀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原标题《语言是文本生命的整全——以<爱莲说>为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附： 爱莲说 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
|
|
来自： jiangnanvqils9 >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