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讲/小童 1927年6月的一个早上，一艘开往法国巴黎的轮船在晨雾中缓缓驶出上海外滩的港口。一位年轻人站在甲板上，听着报时大楼的钟声和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在一片抑郁和伤感中离开祖国踏上了留学的道路。他说，“祖国的山河虽然秀美，但是艺术，绘画艺术的天地，在这个国家里就像抛弃的垃圾，没有一席可栖存的土地”。 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在未来的岁月里，自己竟会从旁观的陈述者变成故事里的主角，无奈的叹息会变成自觉的担当，险被抛弃的艺术瑰宝将由他亲手救回、呵护、打磨，并最终以雄浑之姿栖存于华夏大地上。这枚瑰宝，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敦煌莫高窟。而这位年轻人，就是日后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常书鸿。  常书鸿 图片来源：新浪收藏  巴黎初见 常书鸿和敦煌的缘分，似乎真有那么几分天生注定、“一见钟情”的味道。 1904年，常书鸿在杭州出生，少年时便爱好画画。20世纪初，正是清朝灭亡、社会动荡的年代。人们开始关注西方思想，讨论“民主与科学”。当时的艺术界也掀起了对中国传统写意画的批判，认为与西方写实的绘画风格相比，中国画并不科学。一批进步青年开始留学，学习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这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如雷贯耳的中国艺术界泰斗——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常玉、常书鸿，等等。 在艺术之都巴黎，常书鸿如鱼得水，并很快崭露头角。1932年，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1933年又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师从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劳朗斯。他的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法国各大美术馆收藏。可以说，即便在当时巴黎顶尖的艺术大师中，常书鸿也毫不逊色。  G夫人像（1934年） 图片来源：N媒体 在这一时期他创作的油画《画家家庭》中，他用讲究的色调和细致的表现手法，描绘了自己三口之家的温馨和祥和，也是当时自己心境的真实写照。  画家家庭 图片来源：N媒体 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小他四岁，此时也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是位时尚又有气质的才女。女儿常沙娜刚刚两岁，在法国的幼儿园里也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未来在法国的艺术之路是可以预见的一片坦途。 然而，命运之手在一个平常的下午，拨转了这一切的方向。 1936年秋季的一天，常书鸿如往常一样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流连，一套《敦煌石窟图录》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套书是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中国所拍摄的莫高窟壁画和塑像的照片资料。这背后那段让中国人愤怒又伤心的故事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1906到1908年，伯希和到敦煌先后劫走了莫高窟6000多种文书，以及200多种唐代绘画、织物等珍贵文物。这段历史，后来被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称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的敦煌石窟照片 图片来源：网易博客 看到书中呈现的那些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常书鸿感到无比震惊。在女儿常沙娜的回忆里，父亲不止一次在家里念叨：我是中国人，我们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系统的文化艺术，我竟然不知道。我真是数典忘祖，忘了本了！ 自此，敦煌便成了常书鸿心底念念不忘的向往。而这时在国内，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正有意聘请年轻的旅法艺术家归国任教。接到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聘请，常书鸿欣然同意。 就这样，旅法近十年的常书鸿从巴黎乘火车辗转回到了北平。 穿过硝烟 此时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常书鸿归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可怜此时追随丈夫的脚步刚刚带着女儿回国的陈芝秀，刚下轮船就不得不跟丈夫匆匆踏上了流亡的道路。 湖南、贵州、昆明、重庆，在日军飞机轰炸的硝烟里，到处是断瓦残垣和仓皇的呼喊。在贵阳，妻子和女儿险些在轰炸里丧生。直到1941年，一家人才终于在重庆安顿下来，儿子嘉陵也出生了。在这短暂的安宁里，常书鸿终于有机会重拾画笔，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和日军暴行的油画。 这其中比较独特的一幅是《重庆大轰炸》。这幅画是常书鸿对社会现实和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轰炸后的废墟里，画家怀抱婴儿，女儿紧紧扯着他的袖子，妻子跪在身边掩面哭泣……与巴黎时期的冷静从容相比，这幅画的笔触显得粗犷，画面也很凌乱，但在其中，却能感受到画家复杂又强烈的情绪。这一段逃亡经历，是许多留学归来的画家共同的记忆。他们用画笔记录时代，用画笔呐喊，用画笔唤起人们共同的民族情感。  重庆大轰炸 图片来源：N媒体 而此时，常书鸿对敦煌的念念不忘终于得到回响。当时，国内掀起一股西北考古的热潮，莫高窟的保护问题为社会各界所关注。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被举荐为筹委会副主任。 从1936年塞纳河畔初次相遇，到终于踏上去往敦煌的路，这中间跨越千山万水，历经重重险阻，足足七年。 悲喜敦煌 敦煌莫高窟，当地人称“千佛洞”，始建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前秦时期，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历朝历代在这里修造石窟、塑像，三华里长的鸣沙山山壁上，密密麻麻建造了490多个洞窟，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内容极其丰富的古代艺术画廊。 昔日留学法国的文艺青年，如今身披老羊皮大衣，乘着破旧的敞篷卡车，顶着高原刺骨的寒风，朝拜一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而在他眼前的，是一片破败不堪。  常书鸿：走向莫高窟 图片来源：梵华网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莫高窟长期无人看管，年久失修。常书鸿一心向往的那些洞窟里，精美的壁画上有各种乱涂乱画，有当地百姓烧火熏黑的痕迹，洞里还有整整10万立方米的沙子。假如以今天一套100平米的普通住宅来计算，相当于差不多357套房子的总体积。 无法想象，常书鸿带着仅仅不到10人的团队，用了多少时间来清理沙子。对他们来说，最紧要的两个任务就是保护洞窟，临摹壁画。没有电，他们仅凭手电进洞测量温湿度；临摹壁画时实在看不清，就用两张白纸做反光板，靠反射进洞的太阳光来照亮。 常书鸿在莫高窟临摹壁画 图片来源:新浪收藏 莫高窟距离敦煌县城20多公里，四周被沙漠戈壁包围，一年到头风沙不断。这里物资条件极度缺乏，最极端的例子，想吃点肉，早上骑驴去城里买好，经过回程在高温的沙漠里四个小时的跋涉，等到家肉都变质有味儿了。而常书鸿住的地方，除了土炕，油灯，残破的桌椅板凳，简陋的炊具，一无所有。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常书鸿不仅自己一头扎进敦煌的工作，还把妻女都接了过来。女儿常沙娜对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印象实在太深:一碗素面，一碟醋，一碟盐，就是全部。 在这样的情况下，夫妻二人积累已久的矛盾也升级为更加频繁的争吵。 作为一个妈妈，陈芝秀不忍儿女在荒漠里受苦，无法上学；作为艺术家，她不能接受昔日的康庄大道变成如今的极端清苦和与世隔绝；而作为天主教徒，她也无法接受身在佛教圣地的格格不入。终于在某一日，她以看病为由，离开了这个家，并随后登报宣布与常书鸿离婚。得知消息的常书鸿连夜骑马想去追回妻子，却终究来不及挽回。 回到敦煌，面对流泪追问的女儿和哭着找妈妈的幼子，常书鸿只剩透心的悲凉和绝望。无奈，12岁的沙娜辍学回家帮着照顾父亲和弟弟，开始了一家三口在敦煌相依为命的日子。 1940年代，常书鸿与子女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合影 图片来源：N媒体 不离，不弃，不悔 当回望历史时，常书鸿对敦煌的贡献可以用“筚路蓝缕，居功至伟”来概括；但对当时当地的常书鸿，只是一道道难关面前一次次艰难的选择。 妻子离去的重大打击，没能让常书鸿放弃；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依然选择不放弃。 当时，所里的工作人员纷纷离开，偌大的敦煌一度只剩下常书鸿和幼年的子女。他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做盘缠路费，带上子女骑着两头毛驴离开敦煌，到重庆为保护敦煌四处奔走游说。最终，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保留。第二年，常书鸿带着重新招聘的一批人重归敦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在他的带头守护下，莫高窟历次动荡都没有遭到损坏。直到80年代，78岁高龄的常书鸿才返回北京。 作为才华横溢的画家，常书鸿却把毕生精力都投入了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中。他觉得回北京，是做客；而敦煌，才是他的家。他在晚年送给女儿常沙娜的书中写上这样一句话：“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是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而十几岁开始跟随父亲在敦煌洞窟临摹的常沙娜追随着父亲的脚步，也成为我国一代著名的美术家、艺术设计家、教育家。 常书鸿临摹洞窟壁画 图片来源：N媒体 常沙娜临摹洞窟壁画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1994年，90岁的常书鸿在北京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送回莫高窟，面朝敦煌著名的九层楼，永远守护着这片他毕生挚爱的地方。 常书鸿生前曾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但只有了解了常书鸿曲折坚韧的人生经历，才能体会他这段话的含义。他说：“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并没有错。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 常书鸿油画作品《敦煌农民》 图片来源：梵华网 常书鸿客观临摹 敦煌壁画莫高窟北魏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 图片来源：梵华网 传送门 文化、故事、攻略、育儿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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