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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就像是一个大国企，其发家之根本——他们的旗民待遇相当于原始股东，只要朝廷不倒，大家子孙长大后都安排工作（旗丁），无需土里刨食，领受铁杆庄稼，都有饭吃。 效益好、人数少的时候当然没问题，到了中晚期，问题出现了，效益差了（老是对内镇压、对外赔钱，哪样都要糜耗巨资），人员多了，人口自然繁衍，数量呈几何基数式增长，坐吃山空，赤字明显，不改革是不行的，必须减员增效。 效益的问题不好解决，相对易于操作的是减员降薪，早在肃顺掌权的时期就提出过削减旗民薪俸的办法，得罪了不少旗人，最后，改革没有进行下去，连自己的脑袋都被慈禧和鬼子六给革掉了。 肃顺虽然死了，问题依然存在，今天不面对，明天就能爆发给你看。慈禧掌权多年后，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但主要手段仍是增效，靠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 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当等到庚子国难后，赔银9.8亿两，分39年还清，朝廷每天一睁开眼，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就不见了，增效的脚步跟不上赔钱，慈禧只好捡起政敌肃顺扔掉的办法，开始实行新政，从旗人的铁杆庄稼上面开刀。 关于旗人的出路，清政府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 一、办厂劝学。开设各类培训学校和加工厂，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利。 二、择优征兵。 京师禁卫军和北洋第一镇两三万号人，包括各地培训上岗的警察，基本都是从旗人里的精壮青少年择优录取的，本质上其实还是八旗制度的缩小版和升级版。 三、自谋生路。其实一些中下层旗民不用号召，早就开始探索这条道路，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旗人，还是有勤劳的传统，出去开开荒种种地，总有一碗饱饭吃，比半死不活的吊着强。 以上三条均不流行。或者说，起到的作用杯水车薪。 办厂劝学都需要钱，朝廷本身还缺钱呢，办了厂子还需要跟民间的工厂抢生意，这种官办工厂欠缺运营能力，对旗人的就业率提高不大。 参加军警只是小范围获益，无法扩大覆盖面，扩大后跟原有的八旗制度又有什么区别？ 自谋生路在绝大部分封闭的满城行不通，旗人闲散惯了，你让他们去跟汉人做买卖开店种地都拉不下面子，丢不起那人，出租房屋“吃瓦片”倒是能接受，关键也没有那么多房子。 真正拉开架势普遍推广的还有一条——劝业归农。 朝廷并没有像题目中臆测的那样逼着旗人去东北种地，硬来肯定行不通，在花花绿绿的江南已家族传承二三百年，你现在让我去东北吃冰溜子，真要强行推广，估计起义的就轮不到汉人了。作为朝廷来讲，旗人驻扎在各地才能对各地区局势有所威慑，戳在那里就比不戳强，回东北，岂不是相当于自毁基业？ 话虽如此，毕竟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清廷各地的督抚也确实上奏过“移旗实边”的建议，但在各地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仅在奉天受到过当地旗人普遍欢迎，奉天当地本身很多旗人也爱劳动，当地政府给田地、给牲畜、给种子、给房子、给路费，让往土地广阔的延边一带整体搬迁，奉天一带的旗人还是很拥护这项政策的，报名者很踊跃。 同样的政策，北京一带的旗人就怨声载道，死活不肯去长白山深山老林那块“龙兴之地”，朝廷也没办法，不能强制拆迁。 除了旗人的观念很难转变，他们几百年的传统习惯也无法改变，且不说入关之后吃的是铁杆庄稼，入关之前咱们何曾种过地？让咱种地咱也不会不是？直到解放后，有汉人看到旗人种田，都跟看光景似的，该插秧的，人家却撒种子；该撒一粒的，人家撒一把，种上以后就不闻不问了，大有靠天吃饭的意思，能养活家人才怪。 “劝业归农”这项政策在执行之中，要求地方上筹资买地，再分给旗人，仅这一条，地方上就叫苦不迭，原因很简单，一是没钱，二是有钱也买不着地，土地资源在中原和江南都是稀缺资源，汉人都被无地逼着去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四海无闲田，哪儿有多余的卖给你？ 各地督抚手中仅有的官地也多半或早已出租，或用于马场、操场军事训练，算是军队产业，各地督抚在操作收回时也阻力重重。 端方曾经提出过类似于“买断旗人工龄”的建议，给予旗人一次性补偿十年薪俸，以后就不发补助了，旗人固然有被一下子推出去的悲苦，但朝廷也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没有被推广。 感觉不爽的不只是旗人，当各地在探索买田授给旗人时，又遭遇了汉人的强烈抵制，各地报社（尤其是租界）在报纸上纷纷痛骂这是非法占田，强买强卖。 看出来了吧，从各级官府，到旗人，到汉人，全都怨声载道，再加上清政府又没钱，文宣工作也做不到位，所以这种新政直到清政府倒台，也没有得以全面真正的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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