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代东北地区封禁的几个问题

​康熙中叶以后关内汉族民人人口大量涌向东北，造成民人的土地急剧增加。威胁着旗人的利益，于是清朝政府在乾隆年间开始封禁东北，禁止关内人口出关。关于清朝封禁东北的论著很多，本文将试从以下几点再作深入地探讨和论述。

一、有关清代东北封禁开始的标志问题

关于清代东北封禁开始的时间，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始于康熙七年(1668年)罢辽东招民授官例;一是始于乾隆五年(1740年)舒赫德上奏封禁东北。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曾下令罢辽东招民授官例。对此《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52记载如下:“凡招民垦荒议叙，康熙七年题准:辽东招民授官例，永著停止”。这说明只是罢“授官”，而非罢“招民”。有的论者误解为开始封禁东北。实际上恰恰相反，清政府取消招民授官例，是因为招民大量出关，这种优惠已经变得没有必要。当初是怕关内人安土重迁，加之东北边塞冰天雪地而不愿前来，鼓励招民而授官，如今民人自来，就没必要招民授官了。据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奉天府尹所辖人丁数为5557人，而康熙七年(1668年)为16643人。短短7年间，仅人丁数字就增加了两倍之多。

事实上，辽东招垦是清政府在全国实施人口垦荒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招民授官政策不独辽东。但后来由于各省官员常借垦荒考成作弊，全国除四川、陕西两省外，均停止了招民授官之例。但鼓励招民垦荒的人口政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安珠瑚还“疏请裁金州巡检改为金州营，设守备、千总等官，以招徕民户五百余丁。”[1](卷29)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仅山东汉人通过海关或者古北口、喜峰口进入辽沈地区，或“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就“多至十余万”[2](卷1)。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还“请嗣后民人出关不必令该县给票，亦照旗人例令该都司于所属员弁日派一员在关门内设立档房，询明登记照例放行，不许借端　勒等语。”[3](卷102乾隆四年十月)如果康熙六年(1667年)罢辽东招民授官例之始就意味着实行“东北封禁”的话，那么在其后的康熙十九年(1680年)和乾隆四年(1739年)怎能“招徕民户”和“照例放行”?又有人认为当时为限制出关的汉族民众，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的手续。其依据时人杨宾《柳边纪略》(卷1)所记:“凡出关者，旗人须本旗固山额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满文票;汉人则呈请兵部，或随便印宫衙门起汉文票。至关，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记档验放;汉人赴通判南衙记档验放”。事实上早在清初就有所谓的“关禁”放票之定:“顺治十一年(1654年)题准:出口印票，令霸昌道查验分给，每季将人数造册报部。十三年题准:盛京贸易民人，府州县给发印票;出山海关之外藩蒙古人员，理藩院咨部取票给发。十五年题准:旗人出关，该都统咨部给票;采木人，工部咨部给票。十八年题准:宗室差人往候外藩公主及结婚等事，由礼部题明咨部给票。康熙元年题准:各关口出入人等，须按名验票。查对年貎籍贯，注册放行。将出口人数花名造册，按季送部察覈。”[4](卷627)从内容和时间上看，这又怎能看出是明令禁止民人出关，东北封禁呢?

应注意的是，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取消了“招民授官例”，如果是东北封禁的话，盛京地区的人口怎能还在一度增长?据《盛京通志》所记:“康熙七年，承德等六州县新增人丁2643丁，锦、宁、广新增人丁3917丁。康熙八年，承、铁、海、盖、开五县新增人丁860丁，锦、宁、广新增人丁330丁。康熙九年，承、铁、开、盖四县新增人丁1792丁，锦县、广宁新增人丁776丁。康熙十年，承、辽、铁、盖、开五州县新增人丁2397丁，锦、宁、广新增人丁561丁。康熙十一年，承、铁、开、盖四县新增人丁170丁，锦县、宁远新增人丁321丁。康熙十二年，承德等六州县新增人丁594丁，锦、宁、广新增人丁1310丁。是年编审，原额新增通共25723丁”。从当时的自然与历史条件看，显然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也不是封禁下的流民所能达到的数字。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康熙七年(1668年)罢辽东“招民授官例”就是封禁东北的开始。

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颁布了封禁东北的法令。据《清高宗实录》记，乾隆五年四月甲午，(兵部侍郎)舒赫德面奉谕旨:“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尔至彼处，与额尔图详议具奏。”寻奏:“奉天地方为满洲根本，所关实属紧要，理合肃清，不容群黎杂处，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已立有产业，未便悉行驱逐，须缓为办理，宜严者严之，宜禁者禁之，数年之后，集聚之人渐少，满洲各得本业，始能复归旧习。”

舒赫德等大臣列举了封禁人口出关东北的具体措施。主要内容:

1.“山海关出入之人，必宜严禁”;2.“严禁商船携载多人”;3.“稽查保甲宜严”;4.“奉天空闲地亩，宜专令旗人垦种”;5.“严禁凿山以余地利”;6.“重治偷挖人参以清积弊”;7.宗室觉罗，风俗宜整;8.出关旗人，给予凭记，以便查察。

针对政府封禁人口出关的政策，东北地区开始逐步采取了具体措施:

乾隆五年(1740年)九月:奉天府尹吴应枚条陈八事，开始回应东北封禁令，“关外各边关，请严查出入。查奉天各边隘，俱关紧要。应令该将军详悉妥办，严行稽查。”[5](卷127乾隆五年九月)

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吉林正式封禁。宁古塔将军奏称:“吉林、伯都讷、宁古塔等处，为满洲根本，毋许游民杂处，除将现在居民，逐一查明，其已入永吉州籍贯，立有产业之人，按亩编为保甲，设甲长、保正，书十家名牌，不时严查外，其余未入籍之单丁等，严行禁止”。[6](卷150乾隆六年九月)

乾隆七年(1742年)三月，黑龙江正式封禁。“黑龙江城内贸易民人，应分隶八旗查辖，初至询明居址，令五人互结注册，贸易毕促回。病故、回籍，除名，该管官月报。如犯法，将该管官查议。其久住有室及非贸易者，分别注册，回者给票，不能则量给限期。嗣后凡贸易人娶旗女、家人女，典买旗屋，私垦，租种旗地及散处城外村庄者，并禁。再凡由奉天、船厂(吉林市)等处及出喜峰口、古北口前往黑龙江贸易者，俱呈地方官给票，至边口、关口查騐，方准前往。”[7](卷162乾隆七年三月)

东三盟蒙古地区封禁较晚。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政府要求蒙古地方官员，“蒙古地方民人寄居者日益繁多，贤愚难辨。应责成该处驻扎司员及该同知通判，各将所属民人逐一稽考数目，择其善良者立为乡长、总甲、牌头等，专司稽查”，“其託名佣工之外来民人一概逐回”[8](卷978)

二、有关清代东北封禁的措施问题

有关清代东北封禁的措施，论者多谈及“关禁”，“边禁”等，或语焉不详，或互为割裂。事实上，东北地区封禁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封禁，只不过在实施上有所便宜行事而已。

清代东北封禁主要实行关禁、海禁、边禁、围禁四种办法。

其一，关禁:主要是禁止汉人通过长城进入东北，封住了省际要道。据《清高宗实录》卷261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军机大臣等议复，严禁民人出关，山海关以外喜峰口“照山海关之例，令守口官弁，会同各该地方官，逐项查询，给票放行”。“各省海船出洋，亦有随带民人至奉天者，自应一例稽查，应如所议。行令山东、闽广、江浙各督抚。”乾隆十五年(1750年)再次下令:“奉天沿海地方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陆流民登岸并行山东、江、浙、闽、广五省督抚，严禁商船夹带闲人入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和沿边州县严行禁阻”。这样出现了“长城内外隔绝，出入有禁。”[9](P24)的局面。

其二，海禁:主要是禁止汉人通过海港进出东北。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一海之隔，雍正五年(1727年)议准:“山东边海除外来商船各照该省执照查验外，其登莱二府民人前往奉天贸易及奉天等处民人有赴山东贸易者，入口、出口该州县均给执照。将各商船户姓名、货物、往贩地方一一填註，守口官弁挂号验照放行。若并不稽查或有勒索扰累者照例议处。”[10](卷167)嘉庆八年(1803年)再度重申:“盛京复州、海城、盖平、宁海等县舆山东登莱青等府隔海对，若民人携眷乘船径渡，甚属便捷。今山海关既经禁止携眷出关，所有山东沿海地方亦应饬令一体加意严查”[10](P3945)，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二十九日又谕:“责成旗民地方官，严行稽查，不准船只偷越，以重边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11](P135)。总之，正如龚维航在其《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中评价东北封禁:“陆路有严密把守之山海关，水路复有禁止偷越海港而取缔商船之令。”

其三，边禁:主要以柳边隔绝汉人出关北上。柳条边本身具有“界线”、“戒线”的双重作用，“插柳结绳，以界蒙古”[12](卷下P107)，为戒备蒙古和朝鲜的军事防线;“结柳为边，以界内外”[13](卷16)，划分关内外的自然界线;“山海关外迤东一带共设七边门，边门外系各蒙古部落。七边之东南直接凤凰城为六边(门)，乃奉天、宁古塔分界”[14](卷243)是划分东北部分行政区的依据。而到了乾隆时期又成了隔绝移民北上的屏障:“满清入关之初，流徙罪犯，多编管于吉黑两省。⋯⋯及乾隆时，谓忌汉人放逐既多，满州淳朴风俗将渐染而丧失。于是下诏禁止。并严禁汉人出柳边之令。”[15](卷16)

其四，围禁:从后金到清，满洲皇室圈占山林荒原，先后在东北地区划设了六大围场。围场既是为“满洲官兵操演技艺”提供场所，又是皇室“贡鲜”和“御围”的地方。为此从其圈设之日即实行了封禁政策，严禁民人潜入砍伐树植、坎坷围荒私猎牲兽，可谓东北边外的“禁中之禁”。为了标示围场的范围，区别官荒和围荒的界限，各围场都“挖浚壕沟，培筑封堆”，同时在各要隘设置“卡伦”以“杜飞扬人参，并查偷打牲畜私占禁山流民”。实行巡卡“木筹制”。据《大清会典事例》(卷489)载，嘉庆八年(1803年)规定，凡私入围场偷采蘑菇蔬菜、割草砍树枝者，初犯枷号三月杖一百徒三年，再犯发遣乌鲁木齐种地，三犯以上发遣乌鲁木齐等处给兵丁为奴，面刺“盗围场”三字，如系旗人则另销除旗档。各守围官员犯例者，先插箭游示，枷号二月，分别按徒遣办理。“失察”和巡卡“查孥不力”官员，一律罪办一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制定《沿边围场防盗章程》，强化了围禁制度。黑龙江《海伦县志》(民国二年本)就有记载“海伦，在前清时为皇家围场地，禁民樵游猎。”

这些封禁大中有小，由外至里，大概包括三层，关禁—海禁;边禁;围禁。先后从地区、省际再到域内层层封锁，严格地控制了人口的流迁。同时，封禁范围极广泛，包括:蒙地封禁、旗地封禁、山林封禁、江河湖泊封禁、矿业封禁等。“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地之垦辟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捕有禁。”[16](卷2)封禁制度制约了东北的经济发展，但从现代意义角度上讲，客观上保护了生态平衡。

三、有关清代东北封禁的特点

封禁东北，是清代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方略，但基于现实的需要，禁中有放，其政策相应的有着独有的特点:

其一，封禁动机本身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全局性。关于东北封禁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观点很多，无论是“东三省山场荒地，系旗丁游牧围猎之区”，民人开垦“有碍旗人生计”而封禁东北[17](P27)，还是“东三省乃满洲根本地方，诸宜恪守满洲淳朴旧俗，并力挽渐染汉人习气，近见吉林风气亦似盛京，日趋于下，而流民日见加增，致失满洲旧俗”而封禁东北[18](卷1035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总之，东北的封禁不是简单意义的封“土”禁“人”，所涉及到的是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的“隔离”、“封禁”。其最终目的是维护满族的清朝政权。如，旗地封禁，主要有:(一)不准汉人入旗地垦荒;(二)不准旗人招民代耕租佃;(三)不许满汉通婚，禁止旗人抱养汉人及户下人为嗣;(四)不准旗人学习汉人习俗;(五)限制满族子弟学习汉语文;(六)禁止旗人公文禀牍呈词等擅用汉文，不准旗人改用汉姓。蒙地封禁，主要有:(一)禁止汉人出边开垦蒙旗地亩;(二)禁止蒙古各盟旗私募开垦地亩、牧场;(三)禁止民人典当蒙古地亩;(四)不许蒙汉杂居;(五)禁止民人聘娶蒙古妇女;(六)禁止蒙古行用汉文，即不准延用内陆书吏教读汉文，公文案牍呈词等不准擅用汉文，蒙古人等不准用汉字命名。清廷用这些禁令限制蒙古，违者要受到严厉惩处。

事实上，在禁止汉人出关同时，积极实行“京旗屯垦”政策，自乾隆九年(1744年)起，把大量京旗闲散送到东北安家落户，以求生计。据当代学者石方在其《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一文中初步统计，从乾隆初到道光时即1740—1840年间，移住东北各地(主要为中部的阿城、五常、双城地区)垦殖的旗人计5185户。这一禁一送，更体现了清政府“首崇满洲”，极力维护旗人利益，封禁东北，使东北地区成为清朝统治的稳固根基。

清统治者出于防范反抗力量和海外势力在南部封禁海疆，其后为了防范汉族势力浸染满族、蒙族，维护自身少数民族利益而封禁东北边疆，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维护自身统治而实行了全面“封闭”政策。从这个角度来看，封禁东北是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二，封禁人口的对象有一定的针对性。封禁人口主要针对汉人，但“其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三项之人，为旗民所资籍，势难禁阻，原系准其居住。”[19](卷129)除了这三种人外其他人口都在封禁之列。但后期由于关内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不得不放行一些携眷之人，以谋生计。正如嘉庆八年(1803年)记载:“向来各关口只身贸易佣工民人俱有口票查验出入，其携眷民人，定例原不准出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因直省被旱，贫民出口觅食者多，始准放行。嗣后年岁丰收，直至嘉庆五年(1800年)，并无贫民携眷出口之事。六年七月后，直省雨水较大，灾黎又复纷纷出口。自去年以来，并无灾祲，何以仍有此等出关之民，此皆由该管官相沿五十七年之例，遇有出关民人，即概准放行，并不分别查验，办理总未画一。”[20]其后流人携眷出关，虽再禁止，但仍有出关。

其三，封禁政策具有很强的流变性和灵活性。禁中有放，放中有禁。乾隆五年(1740年)谕令:“情愿入籍之民，准令取保入籍，其不情愿入籍者，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21](卷158)。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议准:“奉天流寓民人，于乾隆五年奉旨:定限十年，无产业者，令其回籍。有产业者，令编入奉天民籍。乾隆十五年(1750年)又经奉旨:展限十年现在流寓小民，应入籍者，均皆欢悦入籍。应回籍者，俱经各回原籍。所有商贾工匠及单身佣工三项，为旗民所资藉者，准其居住。”到了以后更是有令难禁，主要是灾害的侵袭。“设关内陆方偶值荒歉，被灾贫民急图谋食者，亦应由该督抚察看灾分轻重，人数多寡，酌量情形，据实声明具奏，俟奉旨允行，方准出关。并令守口员弃及附近州县将人数记档，仍于本年成熟之后，由盛京等处将军出示晓谕，饬令回籍安业，不得任听久住，以杜私垦等弊。”[20]可见清廷中央政府对东北人口封禁政策上的流变性。

从宏观角度来看，清代东北封禁政策是当时中国“闭关锁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最终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下，清政府不得不开禁东北，开放东北，移民实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