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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上面定场诗中提到的“飞将”指的是西汉时期名将李广，唐代才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一名句“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既然是流传史册的名将，自当有赫赫战功，为何会“难封”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 李广，陇西成纪人，其先祖是秦国名将李信，其能力虽不能与王翦相比，可也是统一六国中的主要人物，等到了李广这一辈家族已经是非常普通了，但好在世袭的箭术没有丢。 是金子总会发光，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萧关，李广从军击胡，因为善于射箭，他在战场上飞矢杀敌，并因此被封为“骑常侍”。汉文帝刘恒曾见其格杀猛兽的表现赞叹道： “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等到了汉景帝时期，随着汉匈冲突逐渐显现，李广屡立战功快速升迁逐渐成长为当时秩比两千石的高级官员。 景帝三年，他以骁骑都尉之职跟随周亚夫直面吴楚七国之乱，在战场上他奋勇争先，夺下吴楚联军旗帜，这本来是积累功勋以封侯的重要一步，但偏偏李广一不留神走岔了路，他接受了支持汉天子的梁王的将军印，所以等战争结束后，他没能在中央朝廷获得可观的封赏，反而辗转在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担任太守。 这当然算不上贬谪，毕竟太守是“掌治其郡、秩两千石”的地方高级官员实权在握，李广也通过任期中的努力在当时朝野中被认为是名将。这份声望等到了141年汉武帝继位后开始发挥作用，左右近臣向皇帝进言说李广是名将值得重用，初登帝位的刘彻需要提拔人才为自己所用，既能用以对抗外戚，也能为他实现帝王伟业之梦添砖加瓦，所以李广被任命为“未央卫尉”负责守卫皇帝居住的未央宫，可见一开始汉武帝对李广有较高的期待。 但这个上佳的起点很快发生变化，让李广慢慢步入了“命途多舛”的后半生。自称是狼的后代的匈奴人，宣称自己身体里充满狼的基因，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自幼生于马背长于马背，匈奴人的马走到哪里，版图就扩大到哪里。他们让人感到飞快的速度、强劲的力量和坚韧的硬度的名字，让人不寒而栗的同时不禁联想到天边如滚滚惊雷一般的马蹄铁践踏大地的声音、冒着寒光的利刃、以及飞溅于天空中像烟花一般绽放的鲜血。它几乎与汉王朝同时崛起，又像噩梦一样纠缠着大汉。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撞击看起来像是命中注定一般，这是历史留给当时中原帝国的一个艰难的考验，不同的政治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他，秦始皇选择了修筑万里长城，如同一道镶嵌着花边的篱笆，分开了农夫和牧人的土地，但它还是没能阻挡匈奴铁骑。 秦始皇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了汉朝的皇帝。 而对于大汉帝国来说，匈奴是比任何敌人都要凶悍可怕的对手。 所以当年仅23岁的汉武帝说出他要出兵匈奴的决定时，很多人的身体都打了个寒颤，他们可能会认为在宝座之上的皇帝一定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显然这样的汉武帝在饱经世事的朝廷大臣面前还是太年轻了，那张尚显稚嫩的脸还未经过失败的打磨。 事情还要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说起，当时部分官员瞅准了皇帝想对外建功的心思，上奏“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简言之就是希望通过“诈降”布下一个口袋阵，诱导匈奴人进入汉军的埋伏圈被包了饺子，之所以需要通过设伏歼敌是因为匈奴骑兵机动性高，在旷野作战时汉军往往撵不上，结果劳师远征斩获极少，可这是否意味着上述计划就有必然的合理性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份军事计划看似规避了对匈奴作战的最大风险——找不到和打不赢，但提出建议的这些人缺乏军事经验十分想当然，奈何皇帝就想速胜匈奴，也让汉武帝最后悬着的心落了地，所以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已经从汉初恢复了元气的大汉帝国，借着汉武帝的喉咙向草原上的匈奴发出了进攻的呐喊。史载“汉伏兵车骑材官二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其中李广就以骁骑将军之名率军埋伏于此。 但很可惜匈奴人并没有蠢到按照汉军的剧本走，其单于攻入长城后行进百余里未见一人深感奇怪，这个微小的漏洞使得这个计划走向失败，匈奴军队攻打了一个烽火台抓住了驻守军官，后者泄露了这个计划，结果马邑之谋落空，埋伏在马邑山谷中的几十万大军并不知情，还在等待猎物的到来。 于是李广在武帝时期的第一次出征还没遇见敌人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一次无功而返尚不足以动摇李广的地位，那么下一次就很致命了。 公元前129年，刘彻兵出四路，车骑将军卫青走上谷、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太中大夫公孙敖走代郡、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率军万骑向匈奴发起大规模进攻，这是一次新老军事将领同场竞技的战役，身为宿将李广遭到了匈奴方面的“热情”接待，单于还下令“必生致之”，结果李广硬碰硬地撞上了敌方的主力，寡不敌众还一度被俘，所幸最后逃了出来。 逃脱敌手并不意味着能活下来，依据汉律，败军之将又被俘虏当斩，幸好家里面费劲资财赎回性命，但他也从此沦为庶人。与之相比深受宠幸的卫青率军直捣单于王庭所在的龙城斩首数百后凯旋，两相比较李广确实凄凉。 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卫青出战匈奴，从云中郡向西收复了原属于秦朝的黄河河套地区，随后汉武帝在此设立朔方郡，经过这次战役，两位将领苏建和张次公被封侯。 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攻打朔方，卫青等将领率领十万大军分三路，出击六七百里，讲匈奴右贤王打了个措手不及，俘虏了十多个匈奴小王，上百万牛羊，大胜而归，卫青被封为大将军，连其三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也要封侯，其他的公孙贺、公孙敖等十个将领也被封侯。 而李广却闲居数年才找到复出的机会，在右北平担任太守，年届花甲的李广已是久历沙场经验丰富，对内他治军时与士兵同甘苦，每有赏赐就分给麾下士卒，荒原行军时遇到水源“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吃饭时“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这让士兵们很受感动，愿意为他效命，对外他常以守代攻打得当地匈奴人不敢来犯，并称其为“汉之飞将军”。 所以到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再次发动对外战争时，李广又被召回长安，奉命跟从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发进攻匈奴，遗憾的是匈奴人完全错开了李广的兵锋，使其在论功行赏时一无所得无功而返。 两年后他再次率领四千骑配合博望侯张骞的近万骑兵一同进军，这一回他倒是遇上了匈奴人整整四万骑，那时匈奴左贤王带领的十倍于己的敌军，李广拼尽全力但敌我悬殊太大，几乎全军覆没，直到张骞率军抵达才得救，是役后他功过相抵无赏无罚。 但与另一路大军的战果相比李广要惨淡得多，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祁连山大胜而归“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声名卓著的老将军屡不建功，初出茅庐的少年将军却一举功成，这样的对比仿佛是百余年前先祖李信与王翦故事的反转。对于皇帝来说，其信任再次下降，对李广而言，无疑雪上加霜，难免被人怀疑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一位将领会被后世传颂呢？甚至历代诗文中动辄引用其事迹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历史的记述者司马迁了，其著《史记》虽为“二十四史”之首，但也参杂着不少小说式的传奇情节，太史公微妙的笔法也将一些个人情感渗透其中，比如李广的事迹，在其笔下李广曾经于匈奴数千骑兵的包围下，运用类似后世空城计的方式摆脱危机，在其书中对李广元光六年那次逃脱敌手的记载有如小说般细致： “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 正是这些传奇的事例塑造了李广有勇有谋的形象让后世人心生崇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故事都是编的，李广反而就是个庸常的败军之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其在北境各地任太守时无不有效提升了当地防务，阻挡匈奴人侵袭的步伐可谓成绩斐然。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到外出作战就不行了呢？ 答案还得回到战场上去找，文景时期由于实力差距汉朝政府不得已采取和亲与军事相结合的策略，前者我们都熟悉，后者则表现为以步兵集团为主力，依托边塞亭障进行堵截，伏击间辅之以局部出击的方法。 但到了武帝朝战争模式改变了，汉朝方面开始主动寻求大规模、长战线突进去攻击匈奴人的王庭，这是刘彻的梦想与规划，也是汉朝国力上升的一个剪影。但李广对此很难适应，他很难熟悉从依托要塞伺机歼敌的防御型作战，转变为大规模骑兵兵团长途奔袭、运动歼灭敌人的进攻型作战的过程，所以若要其负责一地防务就能打得有声有色，若要长途远征则常常无功而返甚至更糟，他会因为自己的声望而被匈奴方面避开或针对，其结果是无论在刘彻眼中抑或是李广自己的心里，可能都有一种他已经与时代脱节的感觉。 到最后他再次出兵无果还被扣上了延误等罪责，面对前来闻讯的刀笔吏，李广悲愤长叹： “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而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然后刎颈自杀，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客观地看，“李广难封”是汉朝统治者基于战事结果的一种合理决策，李广也很清楚这一点，说自己“终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如此尴尬的处境使得其最终黯然离场，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辉煌帝国梦背后的一部分代价。 而且这份沉重没有就此停歇，它影响了李广的孙子李陵，后者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困境下选择了投降匈奴，亦即太史公进谏却获罪之肇始，可能正是这份渊源使得司马迁在李广身上寄托了丰富的情感，浸润在文笔中流淌在叙事里。 正如著名的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对话。”今天的我们也正是遥隔时空远观这场对话，追忆被卷入其中的李广，回望“飞将军”的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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