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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虽小 玩的是整个天空 难忘儿时去拜年 于建勇 进了腊月门，街上的“年味儿”便逐渐浓起来了。那些沉淀在脑海里的过年记忆，也被这“年味儿”悉数激活,变得清晰起来，尤其儿时去拜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父亲兄弟6个，到我们这辈堂兄弟、姐妹共23人。爷爷奶奶在世时，每年除夕夜，一大家子人都要到爷爷家一起“守岁”，一铺炕是坐不下的，通常男长辈在东炕上，女长辈在西炕上，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地上、院子里玩。到近12点时，爷爷就会放下他那几乎从不离手的长杆烟袋，下地点亮堂屋供桌上的蜡烛，带着父亲的兄弟们虔诚地祭祖。那颤抖的烛光映照着袅袅升腾着的香烟，以及悬挂在北墙上的家谱，还有那摆放在老旧八仙桌上的供品。祭祀完毕，大人们开始吃年夜饭，我们便开始给长辈们拜年，从年龄最大的大哥开始，分别给每一位长辈磕头。 最热闹的拜年场景，是大年初一早晨，我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去给没出五服的本家长辈拜年。20多人浩浩荡荡地走在村里那条古老的青石街上，被人们戏称为“拜年团”。记忆中初一早晨总是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快起来吃饺子，吃完饺子出去拜年！”于是朦胧中一咕噜爬起来，开始穿新衣服。新衣服一般是叠放在窗台上的，那时不管日子过得多么紧巴，母亲总会让我们有一身过年的新衣服。即便是旧的，也洗得像新的，至少，是没有补丁的。穿了一冬的棉衣，母亲也会用旧袜子腰缝在袖口上，看上去很干净。 穿上新衣服，匆匆吃完饺子，便到住在村头的大哥家集合，等待出发。这种拜年也是有规矩的，要按照辈分和年龄拜，先拜辈分大的，再拜年龄大的，决不可图方便而乱了顺序。所以经常是在南街拜了一家后去北街，北街这家拜完后再去南街，一队人在近处、远处，疏落的爆竹声中鱼贯而行，用踏着积雪的脚步把村落踩响。因为人多，每到一家哥哥姐姐们在屋里站满了，我们这些小家伙们还走在院子里，只能在哥哥姐姐的空隙里挤到前面，问声：“叔叔过年好！婶子过年好！”，然后拿了花生、糖果退到院子里，等待去下一家。经常是年还没拜完，兜里的花生、糖果已经装得满满的了。有时也会遇到没有花生和糖果的人家。有一年到正军叔家拜年，因为正军叔年前刚病故，我们到他家时，见门上没贴春联，院子里没有鞭炮碎屑，正军婶也没有准备花生和糖果，一个人病怏怏地躺在炕上，当我们问她“过年好”时，她十分勉强地答应一声“好！”那场面让人看了心酸。 在拜年的路上，我们经常会遇到别的家族的拜年队伍，虽然大家平常朝夕相处难免有些摩擦，但这时都会很客气，互相问好，那一声“过年好”既是祝福，也是和解，一声问候，过去那些磕磕绊绊也就化解了。有一年，我们沿着雪地里一条很窄的道路去拜年，迎面遇到了年前才与三哥打了仗的李国兄弟们，当时我想狭路相逢可能要“开战”，可没想到双方在短暂的对视后，都问对方“过年好！”并主动给对方让路，那场景看上去很暖心。当这轮拜年结束，大家解散时，心中便觉得“年”好像过去了，又开始期盼着次日去给姑姑拜年。 每年正月初二，是我们去给姑姑拜年的日子。那时没有交通工具，都是步行。两个村相距两里地，当我们拐着装满饽饽以及饼干的柳条篮子，从山坡上向姑姑家走的时候，姑姑村里在村头玩耍的人就能看到，就会风趣地说：“凤奎家的‘拜年团’又下山了！”因为我们这帮“拜年团”能“作”，在姑姑村是出了名的。每年到了姑姑家拜完年后，我们便与姑姑家的四个孩子分成两帮玩捉迷藏、踢沙袋、打瓦等游戏，撵鸡赶狗、爬墙钻洞闹得鸡犬不宁。有一次捉迷藏时，成成哥他们藏在姑姑家炕洞下的地瓜窖子里，我们便抱来柴草点燃，想用烟把他们熏出来，幸亏被姑姑发现才没酿成大祸。有时玩的上瘾，都不顾得回家吃饭，到了饭点姑姑满街找我们回家吃饭。吃饭时炕上一帮，地上一帮，大家都抢着吃，菜经常被抢吃得净光。有次菜不够了，姑姑每人给了我们一根大葱就着吃饭，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姑姑便开始给我们压岁钱，虽然只有两毛钱，但我们十分满足。记得有一次离开姑姑家后，程程哥突然发现他的两毛压岁钱丢了，便返回去向姑姑要，姑姑准备的两毛的钱都分光了，给了他一张五毛的，让我们好一顿羡慕。还有一年，姑姑家年前发生了火灾，去拜年时她没有给我们压岁钱。她对我们说：“孩子们，今年姑姑家遭了灾，没压岁钱给你们，等明年补上！”我们看到，姑姑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内疚。 时光荏苒，很快我们都长大了，儿时“组团”去拜年的那份热闹也走远了。但当年的那些“年味儿”却像一个个符号，深深地烙在记忆中。 编辑 张红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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