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雖然獲得過諾貝爾物理獎章，但我不是天才。在12歲以前，我還沒上學呢！ 念小學時，我們學校是所大學附屬小學，媽媽是哪所大學的校長。小學的教師全是媽媽的學生，誰都不管我。爸爸媽媽也不怎麼管我。 當時，我對上學沒有興趣。到學校看看，不喜歡我就走掉了。到哪兒去？到池塘游泳，到河邊捉蝦，四處遊蕩。那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我與其他小朋友一樣，生活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 我的父母都是教授，都是科學家。家裡進進出出的都是科學家，再加上從小父母就把牛頓、愛因斯坦的故事講給我聽，耳濡目染，我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可以說，是興趣把我牽引到國際科學的「峰巔」。 1936年1月27日，母親在美國亞柏爾大學醫院生下了我。本來，母親王雋英當時只是陪父親丁觀海到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沒想到我提早來到人間。根據美國法律的規定，凡是在美國國土上出生的嬰兒，不論他父母的種族、國籍，都能自動取得美國國籍，所以我也不例外。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親當時剛獲得兒童心理學碩士學位，父親是研究土木工程學的，他們都有著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礎。父親的家族在山東日照市濤雒鎮，是遠近聞名的書香世家，我的祖父肄業于上海復旦大學。母親則是那個時代極為少見的女知識份子。母親與父親青梅竹馬，兩人都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可謂志同道合、比翼齊飛。 生下我兩個月後，父母親就帶著我回到中國，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所學為祖國效力。沒想到，1937年，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父母就帶著我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從青島到南京，再到安徽蕪湖，再到上海、武漢，最後到達重慶。父親聯繫到重慶大學工作，母親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學院，全家終於安頓下來。 在遷徙與不安中，我長到了7歲，進入重慶的一所小學就讀。由於當時戰雲彌漫、空襲不斷，我的學習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第一天上學，空襲的警報就響了。學校為了安全起見，宣佈放假一天，當天的學習就這樣流產了。後來的學習也因為這些原因時斷時續，一個月上不了幾天課，無奈之下，父母決定讓我離開學校，待在家裡，他們自己來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學裡教書，就讓我在家複習功課、做作業；晚上回家後，父母檢查與批改我的作業，然後教給我新的功課，如此循環往復。 母親是兒童心理學的教授，她很善於把握我的心理，並將知識輕鬆地傳授給我。與父親的教育相比，我比較喜歡母親的教育方法，可以說，我小學的教育，多半都是母親教授的。 雖然母親教給我知識，可是從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為她明白100分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沒有什麼意義。而培養孩子學習的興趣、培養孩子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關鍵。這一點，對我以後的學習和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若干年以後，一有人問起我對戰爭的感想，我總是風趣地說：「它的好處是，我可以不必上學了。」 抗戰勝利後，我們一家回到青島。父親把我送到德國修女辦的一所非常嚴格的天主教學校上課。因為此前我從沒受過正規教育，我原來對學校也沒有什麼興趣，所以在天主教學校，我的學習遇到了很大困難。 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從來不責怪我，他們不像許多中國父母那樣強求孩子在學校中拿到好分數。父母反而常常帶我去看京劇、看電影。 1948年，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斷地花費了他們的全部積蓄，購買當時剛剛出現的新藥——盤尼西林。如果他們不那樣做，我和弟弟當時可能就不能倖存下來。 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我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親很早就去世了，沒有看到我取得成果的日子。父親很高興參加了我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 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紐約的機場給父親打長途電話，告訴父親自己獲獎了，還想讓父親一同前往瑞典。父親在電話裡激動不已，卻推託說： 「得花不少的旅費，我就不去了吧。」 我立即勸父親： 「旅費由我來解決，只要您能去，我就高興了。」 父親終於爽快地答應了。我知道，搞科學研究的人，該多麼嚮往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啊。 總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們把我引進了科學的大門。他們是我一生的良師益友。 現在，我不強迫孩子讀書。可是我的弟弟妹妹全都望子成龍，擔心孩子學不好，替孩子計畫好一切。 其實，孩子在學校考第一不代表什麼，至少，在我認識的科學家當中，都不是年年拿第一的好學生，我更不曾考過第一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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