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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这是这一代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这是将死的老人对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这是准备去休息的哨兵向前来代替他的岗位的哨兵的命令。书，写出来，印妥，命，就随它了。落在谁手，境遇自有不同。爱之者，视若珍宝；遇上个虐书的，撕巴撕巴，要么糊了墙，要么扔入茅厕，直接就坠入了“悲惨世界”。当然，这，也许只是伧夫鄙妇之所为，书香门第，持礼之家，对书，总是“待若上宾”的，也正因如此，古来才辟有书房，建起了书楼。但，一人惜书，全家护书，也不过就是蝼蚁之力，许能避得了火，避得了水，却难避铁腕铁蹄。回望史上，书籍毁于烛火，溺于洪流者，有，但到底只是个别。反倒是国如暴秦者，号称水德，却又举火焚书，如此这般“水深火热”，书，岂能靠一人、一门之力得以保全？对此，凡亲历过“破四旧”的人，无不深知，也深恨。所以说，政令之灾，远甚于家火、野水，即如乾隆朝，以编撰《四库全书》为号，征集天下书籍，然后，依照官家尺度，从中分出全毁、抽毁、禁绝、违碍四类。到全书编成，计有3457种，79070卷，而被销毁的，则为三千余种，六七万卷，几与《四库全书》相等。此种“平和有序”的毁灭方式，真可谓前无古人。 
创“书厄”一说者，隋代牛弘。其人《隋书》有传，所录《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列有“书籍五厄”：秦皇焚书，一时“先王坟籍，扫地皆尽”；王莽祸患，致使“宫室图书，并从焚烬”；董卓为害，献帝移都，“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永嘉南渡，“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周师入郢，七万余卷图书，“悉焚之于外城”。后有明代学者胡应麟，又续上五厄：隋末战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靖康之难、蒙元劫掠，前后一共“十厄”。但察之不难发现，此“十厄”所毁之书，除秦朝以外，皆为国家库藏。
其实，私家藏书，照样不能幸免。一遇战乱，那些书画碑刻，躲，无处躲，藏，无处藏，顷刻间，便会陷入劫难！古时兵灾匪患，常常接踵而至，百姓苦不堪言。偏那藏书人家，又大多殷实，就更易遭劫，所以，自古毁于战乱匪患的书画，不可胜数。宋代词人周密，在其《齐东野语》中，就有《书籍之厄》一节，记之曰：“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扎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庋置书种、志雅二堂，日事校雠，居然籯金之富。”但其先祖时运不济，遭逢金兵入侵，无奈，只好随高宗南渡，家中藏书，遂无人护，大多散失殆尽。后来，周密深以为痛，自责说：“余小子遭时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为之流涕。因书以识吾过，且以示子孙云。”自责归自责，当时兵荒马乱，性命尚且难保，何况书籍！同在齐地，李清照、赵明诚，逃难时，也是如此，不得不割舍许多珍藏。为了保护那些典籍卷轴、金石古器，易安不仅受尽颠沛之苦，甚至忍辱蒙羞。元代学者袁桷，其曾祖便开始藏书，到他这，已历四代，以其富藏，“甲于浙东”。袁桷在《袁氏旧书目序》中说：“己丑之灾（元军镇压义军），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书，一夕而尽。”积攒需四代，毁损只一刻，岂不令人扼腕长叹！至有明清鼎革，散文家张岱，也因家藏尽毁，一直恨恨不已：“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携数篦随行，而所存者为方兵所据，日裂以吹烟，并舁至江干，籍甲内挡箭弹，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陶庵梦忆》）那些兵卒，竟然拿书页引火，用册籍挡箭矢，其愚氓暴戾，实在让人痛恨！此时的书籍，真就如灾民一般，同赴了国难。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国破，固致书毁，家门不幸，同样也会殃及书籍。古来的官吏，多由文人充任。就算他不嗜图书、不作诗文，家中总还是有些书的。而在朝为官者，自谓“待罪”——也就是说，时刻等待着皇帝的惩处，可见，获罪，也只早晚的事。而一旦获罪，或砍头，或流放，家产要么查抄，要么籍没，妻子儿女一时沦为官奴，此刻，她们自身尚且难保，哪里还顾得上老爷的那些书呢？就如清朝戴名世，五十三岁前，皆居乡耕读，以授徒为生，以著述为业，家中，免不了存有一些书。但到了五十七岁，得授翰林编修，两年之后，便因所著《南山集》一书问斩。这真个是：其因读书而得官，其因写书而获罪。试想想，书主殒命，那些所读之书，焉能存续？更有甚者，当属方孝孺。他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又在朝为官多年，家中自有所藏。但因其顶撞朱棣，竟被夷灭“十族”，连其门生也一并处死，那些藏书，再由何人代为保管呢？这便是书运随着人命了。倒是大文豪苏轼，读书而不藏书。故而终其一生，有字“子澹”，有号“东坡”，人称“学士”，上谥“文思”，独独不闻他有斋名。这对那些书没几本，名不出里巷，却要题匾弄额，高冠斋名者，无疑是个辛辣的讽刺！
纵观史上，一世藏书如何留存，在文人，始终心心念念。即便今日，也不乏其人。扬之水曾讲：某人藏书甚丰，其中不乏珍稀善本，但他身患重病，不久人世，临终嘱咐：书万不可卖，万不可借。黄裳听闻，就说：“那便烧掉！”黄公生气，不无道理：书籍藏而不用，等于世上无此书。但也需体会，那位先生大约淘书不易，唯恐死后散失、损坏，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之故，文人大都有诗书传家之愿，希望后世子孙读书、用书、珍惜书。“耕读莫懒，起家之本”，“字纸莫弃，世间之宝”，此乃范仲淹《训子弟语》中的话。但司马光却看得透，他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作为史学大家，他虽看得明白，行，却并不得法——为后代积阴德，到底灵也不灵？却是件谁都说不清的事。
自古以来，有诗书传家梦者，不可谓不多。但与此同时，祖传之书，被子孙瓜分豆剖者也不胜枚举。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就录有濡须秦氏“宅舍及文籍不许子孙分割”的遗嘱，但后来如何，却不得而知。能够像天一阁始建者范钦，对藏书处理那般妥恰者，实在凤毛麟角。据说，范钦为官时，无论到哪，都留心收集典籍。致仕归里后，便在宅院东侧，建阁一处，名为“天一”，藏书七万余卷。他将天一阁，作为单列之财，留予后人，以保藏书体系不变。全祖望曾记之曰：“吾闻侍郎（范钦）二子方析产时，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出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其长子放弃金钱，继承了藏书。范氏一族已绵延十几代，读书者薪火相继。据载，科举废止前，“登进士者二人，举人四人，贡生七人，监生十四人，诸生二十八人”，可谓代不乏人。
如今国内承平，既无兵灾，亦无匪乱，按理，书，可无毁损之虞了，但忽有一物，名为“电子”，其横空出世，一扫纸版。我想，也许数十年后，纸书便不复存在了，到了那时，我们还谈什么书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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