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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院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孔子杏坛讲学开始，书院之河水就潺潺流淌，或在山中，或在水滨，滋润着山林，滋养着士人的生命，滋养着中国文化。学子从四面八方聚集于书院，在书院中诵读诗书，汲取文化之水；又从书院走向庙堂，走向山水，完成政治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对接。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睢阳书院，嵩阳书院，这些名字，像《诗经》，如《论语》，刻在学子的心中，也镌刻在文化之石上。
当我进入中岳嵩山的景区大门，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在景区图上搜索书院的名字。嵩阳书院就在山脚，往东二百米，便有刻着“嵩阳书院”四个大字的巨石拦住去路。书院与登封市区仅一路之隔。路的南边，车水马龙，一片喧腾；路的北边，古木参天，极为幽静。一条路，隔开了喧嚣，让人的心立刻安静下来。侧身北望，一座牌楼赫然耸立，背后是巍峨雄伟的嵩山。“高山仰止”，四个大字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芒。孔子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止，心向往之。对于书院，我终于可以抵达，但对于那些文化巨匠，我只能像孔子一样“心向往之”。穿过牌楼，清凉之感扑面而来。茂林修竹，石阶掩映其间。在此处，握一卷书，心灵一定会澄澈而明净，无一丝尘杂。砖石铺就的小道东侧，一座碑亭如鸟站立，亭中是一高大的石碑。这是嵩阳寺伦统碑，碑上刻有佛像，一排排，昭示佛家的虔诚。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这里修建了嵩阳寺，隋炀帝时，又改为嵩阳观，直到宋仁宗景祐年间，嵩阳观才被改为书院，成为一处文化圣地。这块碑石，是嵩阳寺的唯一留存。
门西，耸立一座巨大的石碑。清晨的阳光投射其上，使它更显得肃穆庄严。这个石碑的全称是“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碑身高约九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碑文1078字，记录了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炼长生不老药丹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笔法遒雅，是隶书中的精品。这块石碑，也是嵩阳观的唯一印记。关于这座碑，还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据说，碑石高大，碑帽厚重，要戴上碑帽，难度极大，为此事，监工竟连杀了三个知县、六个监工。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围着石碑看，人们告诉他，赶紧走，不要被连累了，老头哈哈一笑，“我都是土圆脖子的人，还怕什么。”“土圆脖子”，一句话启发了人们。匠人们就围碑堆土，顺利戴上碑帽。那个老头，就是传说中的匠人的祖师爷鲁班。当然，这是神奇的传说，不足为信，但这一个故事却揭露了皇帝们的虚妄与残暴，也彰显了民众的善良和智慧。这块碑石无疑是一个明证。
石碑对面，是一个台子，台子边上有一棵杏树，这就是杏坛。书院主讲耿介，仿照孔子的杏坛，在此地筑台，也名为杏坛。此地狭小，与对面的石碑相比，显得太过单薄，但千年杏坛，留下的是学识，承载的是文化基因。
书院是五进式院落结构。书院建筑大多在明末遭战火焚烧，现代的建筑大多是清代重修的。第一座建筑是先圣殿，供奉着孔子及其弟子塑像和石刻碑像。尊圣尊孔，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每座书院尊孔为圣，在每个学子心中，孔子已成为一座文化丰碑；在民间，孔子是神一样的存在，每个孩子的入学拜师礼，拜的也是孔子。在当代，国外也有众多孔子学院，在那里，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有人预言，世界的希望在东方，东方的希望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学。此言并非虚妄，孔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先圣殿西边，有两棵大柏树，一棵斜依石墙，被称为大将军；一棵直耸云间，遮云蔽日，被称为二将军。但大将军只有十二米高，二将军却有二十米之高，不仅高过过大将军，而且树干粗大，下有中空，可容纳五六个人，比大将军粗很多。还有一棵，被封为三将军，在明朝末年自焚损毁。
关于三棵树的命名，也留下有趣的传说。汉武帝巡游此地，看到柏树高大粗壮，就封为大将军，后看到更高更大的柏树，就封为二将军，没想到，后面还有更高大的，就只能封为三将军，汉武帝自我解嘲，说这是先入为主。好个“先入为主”！后世就有人嘲讽，有诗为证：“大封小来小封大，先入为主成笑话。三将军恼怒自焚死，二将军不服肚气炸。大将军笑倒墙头上，身觉有愧头低下，是非颠倒两千载，金口玉言谁评价。”命名之事，本无可厚非，但这个故事，却分明是对皇帝的戏谑。鲁迅说，统治者对百姓实行愚民政策，不料，百姓也常有愚君之策，这个故事倒有点讽君、愚君的意思。
出了先圣殿，有一泮池，据说，中了举的学子都要回来绕池一周，表达对老师的感谢之情。中国人很重视师生之情，所谓“为师一日，终身为父。”可见中国人对老师的尊敬。即便现在，尊师重教，也是治国一策。讲堂是书院讲学之所，有讲桌，有长条凳，形同今日之教室。前面墙壁上绘有二程讲学的故事，壁画两边，一边写着程氏粹言，一边写着程谕立志，都是二程教导学生的话语。西边墙壁上书写着中国学制发展的历史、讲学规章制度，以及在嵩阳书院讲过学的先生履历。二程说：“惟笃实可以成大事”。又说：“事以急而败者，十常七八。”做事做人，为学为政，二程谆谆教诲。他们还引用孔子的话，“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荀子也说：“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关于学习，学与思并重，才是致胜的法宝。嵩阳书院的学子是幸运的。从宋仁宗景祐年间，嵩阳观被改为嵩阳书院，这里就有当时一流的学者、文化巨匠讲学。二程，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在这里讲学十多年；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名噪一时的杨时，范仁纯；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留下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有主张抗金的李纲。这些人，在庙堂，他们是心忧天下，安世利民的济世大臣，积极进取，寻求安民良策；在书院，他们是纵论古今，格物致志的文化学者，探究微言大义，启迪人生哲思。学子聆听他们对社会、人生、理想、学问的探察与喟叹，受到文化和人格的双重启迪与熏陶。
讲堂后面是道统祠，供奉帝尧、大禹、周公的半身塑像。墙壁上绘有精美的彩色图画，依次是帝尧巡视，大禹治水，周公治礼。这三位都是政权的代表，与嵩山有地域之缘。帝尧曾巡游于此；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于此地修订礼乐制度。供奉他们，这是人们对权势的尊崇，也是人们对文化的尊崇。在历史中，权势与文化，时而对抗，时而融合。当权势要挑战文化的尊严，改变固有的社会秩序，文化便走向权势的对立面，维护文化自身的独立。当权势符合文化需要，或者，当文化迎合权势的需求，二者便会融为一体，权势成为文化的保护，文化成为权势的渲染。在道统室，权势本身就是文化。像周公，他制订的礼乐制度，就是孔子所尊奉的大道至理；或者，权势代表了文化，像大禹，他倾心治水，实现的就是中国士人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愿望；抑或如帝尧，他禅位于虞舜，体现了为天下，为苍生谋求人间福祉的人生追求。这间小小的道统室，把权势与文化完美结合。
道统祠后面是藏书楼，也是书院最大的建筑。上下两层。一排排书架，摆满整个楼阁。书架上，庄重地安放着蓝色线装书，《论语注释》《孟子》《大学礼义》《周易注释》《理学要旨》《书经解义》等等。儒家经典在这里安享着一份庄严，一份威仪。这些经典，曾经点亮了多少士人的生命之灯，丰富了多少学子的人生时空。孔子，孟子，在这里汇聚；朱熹，程颐，在这里张扬。这里是中国文化经典的道场，走进，走出，都是文化的丰富与传扬。不得不提的是，这里安放着武则天的一个金简复制品。一九八二年，当地的一个农民捡拾到金简，并且上交政府，真简保存在河南博物馆。作为一份奇特又厚重的历史印记，书院为它开辟了一个安放之所。书简上书六十三字，其中有“囹主武曌，谨诣中岳嵩山山门投金简，乞三官九府除曌罪名”的文字，这无疑是武则天的罪己诏。夺了李家江山，最后却又双手奉还，这是一个女人的无奈。她有独立的自我，却没有独立的家族，她所归属的这个家族姓李，不姓武，而武氏家族却不属于她，生她的人和她生的人不是同一个家族。她的身后，是家族的惶恐，还是家族的荣耀，谁又能辨得清？她创立的王国，在那个时代，注定孤独而飘零。贵为一国之主，既有睿智的头脑，也有强硬的手腕，但却无力改变这样一个悲剧的事实。我想，那时，武则天的内心是怎样的荒凉和悲哀。书院，安放着一个女皇的威仪，安放着一个女皇的自责，是否，愿意安放一个女人的荣耀和悲凉？书院的两侧，有程朱祠，书舍，学斋。廊房墙壁上，镶嵌历代文人、显达的题字留言。另有一御碑亭，亭中碑石刻着乾隆皇帝做的诗。乾隆是一个有趣的皇帝，喜欢写诗，所到之处，无不留诗，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比文学史上任何一位诗人留下的诗都多。但权势提升不了诗品，乾隆皇帝终究算不上一位真正的诗人。文学史有时真的很吝啬，他不愿有一刻的将就，不愿为任何人徒留一隅，即使贵为皇帝。他的诗，不记也罢。今日之书院，早已失了书院之本质，成了一处旅游景观，凡是有名的，不管是权贵，还是文化名人，统统搬了进来，只为增加一些知名度，以诱人一游。书院，书院，我在这里静观，我在这里沉思。坐在智者身旁，愿他们以文化我，以文化人，让我聆听文化在岁月里发出的阵阵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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