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押着走街窜巷游街的都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俗称牛鬼蛇神、小爬虫、害人精。农村没有右派，右派一般情况下都是有水平、有知识的人才够资格，农村这种闭塞贫穷的地方不具备产生右派的土壤和环境。后来情况有所改观，从城里下放来一批，充实农村五类分子队伍，让本来没有什么生气的农村批斗会会场多了一些文化的内涵。牛鬼蛇神、小爬虫、害人精这些名词用的最频繁的地方就是批斗会现场。这些名词不仅被大人们使用，孩子们也耳濡目染也学会了。见到五类分子，他们就一窝蜂地叫着喊着“小爬虫”，“小爬虫”。尽管是一群孩子，但是小爬虫照样不能回嘴，更不能呵斥，他们虽然是孩子，但是每孩子的背后都是代表一个家庭，得罪孩子也就意味着和这家大人过不去，小爬虫们深知这一点。因此，无论孩子们怎样对待他们，他们依然是一副诚心谢罪的样子。他们是下等人，这不必解释，下等人被所有人欺侮是正常的。他们任何不理智的举动都会带来麻烦，他们不想惹麻烦，他们已经被打进了十八层地狱，任何的反抗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世界之大没有你个牛鬼蛇神说话的地方。全大队的五类分子有七八个，种类较全。有反革命分子，有地主分子，有富农分子，有坏分子。右派分子只有一个，还是个移民户，从大城市下放来的。右派分子是个干部，也是个知识分子，戴着眼睛，是比较斯文的一个人，全村人对他没有什么恶意。他见人总是点头，或是打招呼。他不和任何人为敌，也不去招惹任何人。村里的人对他不了解，不知道他原来是干什么。摸不透他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个右派。右派是个什么东西，农村人也弄不明白，在地富反坏右里排序里，右派排最后，按照正常的思维，排号靠后的份量应该较轻，因此，村人常常会把他遗忘，也因此他少吃了许多苦，没有被押上台陪站或者是陪斗。他只身一人来到我们村，孤家寡人。他的境遇契合普通民众对孤寂悲酸的认知。他的表现博得了全村人的同情，大家还都时不时地照顾他。他每天不参加劳动。他应该是个干部，但从来也没见他和那个干部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或是研究过什么事情，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直到他后来离开我们村，这个谜我都没有解开。他吃饭自己烧，有病自己去诊所。他吃的非常简单，一碟咸菜，一只鸡蛋，一小杯白酒。他喜欢喝酒，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以我的理解像他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是不应该每天弄点小酒喝喝的，这不符合右派的风格。好酒一般不是什么好人，比如像“皇帝”这类人，就因为好酒、好赌而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坏人。我上学放学都从右派门前经过，每次饭点都能看到他一个人在喝酒，很少看到他吃饭。右派很低调，低调得甚至让人感觉本就没有这么个人。为人低调是一件很可贵的精神，很多坏分子就缺少右派那种低调精神，从而吃了不少的苦。比如把你押上台你就得老实，叫怎么做你就听话照着做就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就不会激怒造反派们。身心也就不会有蹂躏之苦。也有少不更事的角儿。按说他不属于五类分子中任何一类，但不知为何每次批斗都少不了他。他实际上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民，但是老实得有些过分。他所在的生产队距离我们队非常的远，本来我都不认识他，不知道我们大队有这么一个人。自从他被揪上台批斗，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个人。他是个很壮实的种地汉子，有一身的好力气，在农耕文明的社会里，这身好力气应该会有不错的作为，养活一家老小不成问题，凭借脑子灵活能吃苦，又倒腾这倒腾那，他家在周围成了富户。想发财没有错，如果一门心思光想着这个事儿就不太好了，这犯了光顾低头拉车，忘了抬看路的大忌。再说了这样无节制地发家致富也超出了常人所承受的范围，大家穷，你一人富，这没道理。富了要想着别人，这是常识，他也不懂。长年累月干部们吃不着他喝不着他。不仅干部吃不着喝不着，村里的穷人想从他家借点什么，要点什么都不太可能。所以他的人缘极差。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当时环境里这样的人不被批判就不正常了。每次批斗游街他总是要作陪衬押到台上。一溜下来是地富反坏右，轮到他就是个另类。另类第一次被押上台，不知道是觉得自己怨还是不适应那样的场面，给他戴高帽子他不肯戴，给他挂牌子他不挂，这就有点过份了。造派反那吃你这一套，这明摆着和人民群众唱反调嘛。于是就有人上台去，把属于他的那块牌子重新挂到他的脖子上，那顶高帽子扣到他的头上。他依然反抗。上来的人不耐烦了，“啪”一下，由于用力过猛，整个脑袋套进了高帽子里，高帽子变了形。高帽子是芦苇杆做成，里面的蔑条露了出来，刺伤了他的脸，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脑袋周围全是被蔑条刺破的伤口。吃了苦头之后他终于老实了，不再挣扎。这就对了，如果不知好歹的挣扎，恐怕接下来会有更严重的后果。造反派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不论你是老爷还是小民，只要被列入批斗对象，就统统是畜牲。高帽子是圆锥形，芦苇杆做骨架，外面糊一层白纸，有一二尺长，做成之后像个大喇叭。尖端有时也会缀上类似于女孩子们小辫子上系着的穗子，圆筒外面有的写上某某是坏蛋，或者是打倒某某，或者是砸烂谁谁的狗头之类的话。除了高帽子每个小爬虫还在面前挂一个牌子。一至二尺见方，一面糊上白纸，上面写着打倒某某等字样。后来发现有时批斗会现场风大，牌子被吹反过来，看不到字，牌子等于是白挂了。于是就把牌子反面也做成和正面一样，正反都写上字，风再怎么吹也是原来的内容。上台给另类戴高帽子的也是个好事者，他又不是小分队的什么人。本不关他的事，从中插这么一杠子，真是多事一举。好事者本是我们队的队长，因为被冲击暂时调去另类所在生产队当了临时队长。作为一队之长，本队出了这么一个另类他该有所表示。当大家一致同仇敌忾，你还像个没事人似的，对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因此才会有对另类出手一击的举动。风水轮流转，几个月之后好事者也成了造反派们造反的对象，好事者当时如能预见到后来的结果，恐怕打死他也不会做出那种损人不利已的事情。为了便于对五类分子随时进行批斗游行，每个大队都成立了一个批斗小分队，专门负责批斗大会。小分队人员分工明确，有一个小队长，有一个打手，这个人不需要什么才能，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即可，还有几个口诛笔伐者，这需要一些知识和水平，能说会道，揭批牛鬼蛇神的罪行要像说书一般。当然了这些人员是不固定的，随时更换，谁都有可能是造反派，谁也都有可能成为被造反派。游街时小分队就需要增加敲锣打鼓人手。农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有锣鼓响，敲锣打鼓成了娱乐活动的代名词，听到有锣鼓声响起来就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开心的时候。这声音一响我们就会闻讯从家里冲出来。批斗会成了我们娱乐和消遣的地方。批斗会一般放在大队部的戏台上，一排牛鬼蛇神站下，每人一顶高帽子，面前一块牌子，低着头，弯着腰，一副罪该万死的模样。口诛笔伐者滔滔不绝地揭批他们的罪行。小分队的队长手里握着一根二三尺长的棍子，不时指这指那，稍有不慎者，他的棍子就会落在谁的头上。有时批斗会放在生产队的队场上，规模较小，随机性也较强，也没多少观众，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他们到哪里我们就会跟到哪里。我们是他们最忠实的观众。戏台是临时搭建，随时可以拆除。如有需要马上发个通知下去，让各家各户出桌子出门板，出凳子。不需要商量，每次有需要都会得到全体社员的响应。义务出工出力，积极奉献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揭批改，扫除一切害人虫是每个人的义务，出桌子，出凳虽然是小事，但是你是在为揭批改出力，在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出力，你的队没站错，你的思想也没偏离方向。红色政权无产阶级不夺取，资产阶级必然要夺取，这是大事大非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在这个问题上有微词，说明你对革命形势还抱有怀疑，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成问题，往浅里说是懈怠行为，往深里说你是和革命行动唱反调。革命是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急风暴雨，是狂飚突进，是要荡涤旧势力，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让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任何人的行为有违其中任意一条都是对革命的藐视。因此为搭台出力成了大家的共识。没有人会在这个问题上想不明白。门板一般是院门或者是堂屋大门，用堂屋大门的比较少。堂屋门拿走了没了遮风挡雨，屋子会很冷，搭台大多是冬天农闲时间，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没有门可以出一个小桌子，小桌子是相对大桌子而言，大桌子就是农村里的八仙桌。每家都有小桌子，小桌子是专门为孩子们而设计。大桌子比孩子高，吃饭写作业对于太小的孩子来说不方便，而小桌子只有大桌子的一半高，太小的孩子可站着可蹲着，再大点的还可坐在小凳子上。而对于大人也是适用，大人可以直接坐在小凳子上，这样就能照顾两方面人，因此小桌子在农村非常的普遍。对于搭戏台小桌子也是很适用。筹去的门用大板凳支起来高度刚好和小桌子高度相同。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当然这种戏台不能和固定的戏台相提并论。一是高度没固定戏台高，固定戏台都在一米以上，搭的戏台只有五六十公分左右。二是平整度和稳固性也不理想。这只是临时凑合的救急办法，有条件的大队还是会做固定的戏台子。固定戏台子是外围由水泥和砖块组成，内部用土填平，讲究一点的，台面也可以用水泥抹一遍。临时戏台一般不会存在多长。从各家筹集来的门，桌，凳子时间不能太长，时间太长也是影响各家的生活。还有就是也没那个必要，批斗会结束戏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下一场批斗会还不知道是哪一天进行。如果有再搭也来得及。
固定的批斗结束，接下来轮到流动的批斗，也就是游街式的批斗，游街有时游几个生产队，有时要游全大队，甚至有需要时还要去公社。去公社游斗我们去不了，路途太远。来回太辛苦，吃饭也成问题。
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地主，每次开批斗会总少不了他。书上说地主如何如何坏，生活中我没发现我们队的这个地主有什么恶行，完全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他识字，而且识很多字，说话行事有一种内在的气质，给人的感觉有城府，不露心迹。以这条件定他一个地主，说得通。但是看他的行动又不像个地主。有人说他在装，过去得势的时候他可神气了，我没有看到，只能意会别人的说法。邻队有一个反动分子，这人跑过二黄。二黄是当地人对参加过国民党兵的说法。就是为蒋介石干过事。每次批斗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总要挂着一双鞋子和一个牌子。牌子上面画着他拿枪逃跑的形象，样子很丑陋，也很狼狈，一只鞋子已经跑落下了，也顾不得捡，还在跑。他家就住在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名义上我们是两个队，因为居住的混杂就像是一个队。大家相互来往频繁，没有陌生感。他家境贫寒，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整日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按照我当时的思维他就该是好人才对。无论如何没法把他和坏人划等号。而每次站台他总是被整的最多，常常遭到毒打，造反派不是用棍子敲他的头，就是用棍子捅他的嘴，有时嘴被他们捅出了血。他的皮肤很黑，脸上还有麻点，就因为他当过国民党兵，就成了坏分子，遭受没完没了的折磨。旧社会当兵可不是由着自己性子，给谁当兵，当什么兵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解放前我们这里是敌我交叉地带，白天国民党来了，夜晚共产党又来了，你来我往。共产党会征兵，国民党也会征兵，至于你当国民党兵还是当共产党兵，对于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还很难决断。即使他有过当国民党兵的历史，那也是过去的事，如今全国解放已经十多年了，他也早已脱胎换骨变成了地道的农民。就连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傅作义、刘文辉也能在新中国担任要职，何况他只是一个普通一兵。我们的队伍中有几个大孩子，在大孩子中有个领头的。他叫“复员军人”，他比我们大得多，胆子也是数倍于我们。他可不是个善茬，谁谁稍有不合他眼的时候灾难就来了，我们从不招惹他，尽己所能地巴结他，希望他不嫌弃地带着我们。我们怕他还不离不弃地追随他，这好像有点矛盾。分析开来你就会理解的。跟着他会有好戏看，会玩得更开心。当然了牛鬼蛇神遇到他也会遭殃。他可以像大人一样走上去，冲着这些小爬虫们献上他的手掌或者是他的拳头。这些事是我们万万不敢想的事，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事。最为夸张的是他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向牛鬼蛇神们身上撒尿，尿在他们的脚上，尿在他们的裤子上。因此，小爬虫们也十分怕他。复员军人是我们这个队伍给他起的外号。他每年冬天总是戴一顶破旧的四片瓦的帽子，有一片帽舌竖在头上，一走动就会在头上摆来摆去，头上像有面旗帜在飘。他上身穿着没两个扣的破棉袄，下身是一条褪了色的黄裤子，整个人像个国民党溃兵。所以，我们心有灵犀地称他复员军人，其实他连民兵都没当过。我们胆小常常跟在他屁股后面跑，有时他会引导我们跟着他喊口号，这事我们干得了，而且觉着义不容辞。他带头我们附和，一条腔喊起来比较有威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身剐是什么意思？把皇帝拉下马，皇帝不是坐轿子吗，怎么骑马了？不明白。口号是否复员军人自撰也不明白。皇帝就在河的对岸，今天就是冲着他来的，皇帝埋在家里不敢露头，只有皇帝的老婆出来骂几句，我们这么多人哪理会她的骂，而且我们人多，声音早盖过了她一人，她的骂声可以忽略不计。
河对岸的皇帝也是一个农民，为什么会称他是皇帝不知道，连大孩子们也不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皇帝拉下马来。叫皇帝的人我见过，他是邻村的人，和我家隔着一条河，来往不太方便，因此见到皇帝的次数也不是太多，偶尔见过一两次，印象深刻。他长的有点特别，高个子，长脸，一头黑硬的头发，眼窝深陷，看你时的目光幽幽的很怕人。他喜欢喝酒，也喜欢赌钱。这两样东西没有伤害到什么人，特别是喝酒，吃自家的饭，喝自家的酒应该不关任何人的事，没招谁惹谁，但是不知何故，他这喝酒的习惯成了他被整的一个由头。
皇帝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他们一家好像在外地混了好多年，后来搬回了老家来，他喝酒赌钱的恶习恐怕和他在外混那么多年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喝酒和赌钱，他还有另一个坏脾气——打老婆孩子。因为住得近，我们经常能听到从他家传过来孩子和老婆的哭喊声。他老婆也很有意思，喜欢虚张声势，夸大事态，被打时无论轻重一概报以“救命”“快来人啊！打死人了”的方式对外发布，夸张得很，现场气氛被她造得很浓，似乎杀人程序已进入到实施环节。隔着河，我们家听到呼救也是无能为力，只能隔岸观火。他打老婆的频率非常高，老婆的嘶喊声跟着他的节奏走，时间长了我们也见怪不怪，好似夏天刮暖风，冬天刮寒风一样平常。我们在复员军人的带领下几近疯狂的叫喊，河那边人家除了刚才皇帝的老婆出来回应几声外再无动静，没有了对手自己折腾自己没什么意思，有人就开始懈怠了，在河面上打起了水漂，大孩子在这方面依然有优势，水漂打的又远又有看头。一个水漂打下去，水漂沿着水面像一只水老鼠在水面奔跑一般，直到碰到河岸才会停下来，有时还跑到岸上去，像个机帆船在惯性作用下半截船身坐到浅滩上。后来我发现大孩子们的水漂打的远，是用来打水漂的材料都是瓦片，而我们用的都是砖角，或是石子。瓦片是扁平的，且有弧度，有弧度的一面贴着水面跑起来阻力小，浮力大，所以他们的水漂就跑得远，跑得快。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捡拾瓦片和扁物。这条河并不是很大，枯水期河面甚至一步即可跨过去，如是丰水期，这条河还是很大，在我们的眼里就像一条。是一条江的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葬身其中。开春时节，芦苇刚刚冒芽，水很清也很凉。两个姐姐到这条河里抬水，我跟着他们去玩，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到了河边放下木桶准备打水。我本来是跟在身后的，到了河边我居然走到了他们的前面，而且到了河边依然没有停住脚步，我的脚下是一个不太大的斜坡，顺着斜坡我没有节制继续向前冲，脚下踩空落到了河里。两个姐姐急得大喊救人。距离这条河最近的人家就是队长家，队长的母听到了喊声跑了过来。后来我想，她来不来其实没起什么作用，她没有像书上那些英雄一样，奋不顾身地跳进河里救人，只是拿起扁担伸向河中的我。好在我身上有棉衣棉裤，人一时没有下沉。整个人像一团棉絮漂浮在河面上，看着蓝蓝的天空我居然没有恐惧。直至眼前出现了如同救命稻草的扁担，我才下意识地抓住了它。我被拉到了岸边，又从岸边一点一点地向岸上靠拢，扁担的一头在他们三个人手里，他们在岸上，我一个人抓扁担的另一头在水里。一比三，在力量如此悬殊的不公平竞争的状态下，我的两只胳膊明显不堪重负，我第一次觉得我的身体好沉好沉，恐惧感水浸棉絮般把我包围，为了活命我没有放弃这根稻草，直到被拉上岸，手还死死地抓着它。许是我因为太小，身体轻，不然棉衣不会把我浮在水面上，也不会让一根扁担把我拉上来。人的生死真的就在那不起眼的一瞬。皇帝没有出来迎战，我们玩了一会水漂就各自回家。和皇帝这笔帐早晚还是要算的。皇帝没出现干部出现了，被押上台的除了大队的干部还有生产队的队长。今天的批斗会是一次综合性的，所有该批斗的全都上了台。书记扛着扫把，大队会计肩上挎着算盘，民兵营长颈子上挂着一个军号（那时每个大队都有一把军号）。大队长扛着一把铁锨。扫把是为了扫除一切害人精，算盘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铁锨就是要铲除资产阶级余毒。书记扛着的扫把走到哪里都要把场地扫一遍，把有屋子的山墙扫一遍，必须净化批斗会现场环境。书记的任务最重，也是批斗会的重点对象之一。他被主持人第一个叫了出来，开始背诵一遍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主持人让书记背诵《为人民服务》，有他的目的。在前一次的批斗会上书记没有把这篇文章完整的背下来，造反派们狠狠地给了一次教训。但是书记那一次不服，他认为给他时间太短，背一篇文章不能只给他一天不到的时间，就是学生背书也是老师前一节课布置，下一节课背诵。更何况他只是个连小学都没有上完的识字人，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太不公平。他说如果下次他再背不出来他愿意跪大桌子，不跪地，最后达成协议，下次见分晓。所以今天一开始主持人就让他背诵《为人民服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鸿毛，或轻于泰山……”。他一口气背完了整篇文章，没等他喘口气一个耳光把他掀翻在地。他嘴里不住地说，我背出来了，我背出来了。主持人气得浑身发抖：或重于鸿毛，或轻于泰山。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从地上直起身：人活着没泰山重，死了就更不会有泰山重了。毛主席也是这么说的，毛主席不会说错。主持人被他气得就差背过气去。叫来两个打手把他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大桌子上。《为人民服务》的原文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把这句话刚好说反了。另类和好事者今天站在了一起。这是好事者没想到的。几个月前，当好事者上台为另类戴高帽子时他不会想到会和另类同流合污，也会成为为人民所不耻的人。好事者被列为自首分子，所谓自首，我的理解应该像那些叛徒一样，本是站在人民一边，后来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不知道好事者立场何时转移的。好事者家和我家是邻居，而且和父亲在一起共事多年，他是队长，父亲是会计，两个人合作的非常好，在他被揪斗之前我没听说他的立场改变过，他虽然性格有些古怪，但是从我记事起，我们两家人一直都是和睦相处。从没发生过任何的口角。好事者第一次被整时，我们家也没逃过那一劫，只是我们家没他们家那么重。隔三差五地，红卫兵小将们就把大字报贴进他家，贴进我家。门上，墙上，老爷柜上，土瓮上贴得到处都是，贴了一层又一层，干了以后像块饼似的翘起来，又像各家的母亲们做鞋用的由碎布块糊成的鞋骨子。大字报的纸有黄、有绿、有白、有红，五彩缤纷，家不是家，成了皇宫。后来造反派们似乎对我们家不怎么感兴趣，重点对准了好事者。那个时候就开始传说他是自首分子了。斗谁不斗谁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被整的对象大概分这么几类，一是五类分子，这不用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和人民一条心，二是干部，干部会多吃多占，很多地方有优先权，因此比群众地位高，也是不怎么和群众一条心，就这意思，理解不理解，并不影响造反派的思维。三是偷鸡摸狗人。四是游手好闲，不问政治的人，比如皇帝另类这些人。虽然他们这些人没碍着谁，但是他过得比一般人好，喝酒，赌钱，穷人连饭都吃不饱，他还能有吃有喝有赌，过去地主老财才会大鱼大肉吃，你这样吃喝不是地主老财是什么。这让普通群众情何以堪，这不就碍着谁了吗。说白了不顺眼的人随时随地拖出来斗一斗，这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反动派亡我之死，说不定那一天他们就会死灰复燃，反攻倒算。
今天上台的牛鬼蛇神太多，场面宏大得很。干部们都是跪在地上，头上是高帽子，面前是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个个狼狈不堪。有几个死硬分子还被五花大绑，双手反敛在身后捆得结结实实，腰无法站直，只能半躬着，像个煮熟的虾子。有些平时和干部有点过节，有过口角或是有些矛盾的群众会趁机上去揍他们一顿，说不上有多大的理由。反正是肚子吃不饱，手头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心里的怨气没地方去，发泄一下有助于健康。也有人是在别人的劝说之下打了人，是迫于无奈。既然是批斗会总是要有批斗会的气氛。也有拉不下面子，没有动手只是象征性控诉一番，不疼不痒的，不会伤了人，也不会恼了人。也是怕以后碰到面不好处。揭、批、打结束，接下来就是走村串户游街，由批斗小分队领着这一帮牛鬼蛇神，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跑，把全村跑完批斗会结束。今天人特别多，队伍拉的很长，拖拖拉拉的绵延了一百多米。男女老少齐上阵，锣鼓声，口号声混在一起，远远看着煞是壮观。游行结束回到家里我特别累，跑路太多，加上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迎沟过坎的，即使是大人也不大吃得消，更何况我们还是些孩子呢。
今天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全村唯一的反革命分子。他是被绑着游行的坏人之一。他的罪比较重，重到什么程度，说出来连他自己都可能倒吸凉气。50年镇压反革命时，他如果不是小腿跑的快，早就成人民群众的刀下鬼了。这样的罪过还不重吗。他是个知识分子，学识有多深，我不太清楚。他整个的人让人看了心生好感，白净的脸，说话温文尔雅，语速拿捏恰到好处，见谁说话都是一副谦恭的样子。穿衣也很讲究，当然穿衣讲究是指后来文革结束，不再讲阶级斗争时期。解放前他是真正在为国民党做事，而且做的还都是重要的事情，不然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也不会把他列为重点，好在他当时逃走了，躲到外地的一户人家里。在这户人家里他的勤奋和他的形象深得这家主人的欢心，要把女儿嫁给他，好在事情就要成功的时候，“镇反”运动结束，他回到了原籍，主人的好意也无果而终。幸运的是他和右派一样，虽然他没少陪斗，但是被打的情况少之又少。他的气质和外在形象很像右派，是不是长得好，文雅一点也会赢得别人的好感呢？从另类和二黄的遭遇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复员军人表现得非常积极，也难说遇到这样的场面该是他表现一番的时候，平时的小打小闹也不解气，只有今天这场面才能显现其才能。跑前跑后的他忙得不轻。皇帝其实和我们这帮孩子无怨无仇，我们为什么会仇恨他。应该是复员军人等这帮大孩子的引导。大孩子们和皇帝也没有任何过节，出于本能。他们平时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是不太安分的，打架斗殴是常事，在家不服大人管教，在学校不服老师管教，加上社会风气不正，让他们有了胡来的环境。我们跟着他们目的性就更不用说了，看热闹是最大的理由，没有娱乐活动，精神总是要有所寄托，情绪也要有地方释放。但是，有些场面他们是不让我们跟着的，比如找吃的喝的，有我们就是负担，不管怎么说也得分点给我们，他们的份儿就会少。热闹的场合他们万万离不开我们，人多了有气氛，人少了没有气势，比如对付皇帝这些人，没有一大帮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找吃的让我印象深的是复员军人领头的几个大孩子偷队里的西瓜。西瓜田在两条河的夹角里，看瓜的人守在出口，想偷瓜要么从瓜棚门口经过，要么泅水过河。明目张胆地从瓜棚门口进不可能，泅水过河困难也比较大，涉水偷瓜看瓜人也不是瞎子。白天不行。他们就选择在晚上行动。等天黑了四周一片漆黑时他们就开始了。选择的是泅渡。三人泅水过河偷瓜，由复员军人领头。他胆大有经验，有计谋。剩下来的人在河这边接应。泅水的三个人水性都比较过硬。他们把衣服脱下来用一只手举过头，另一只手划水，手脚并用，人站在水里踩着水向对岸游过去，踩水泅渡要有一定的技巧，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这项技能。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似乎要下一场大雨。到了瓜田看不到哪里有瓜哪里没瓜，复员军人提醒另外两个，躺在瓜田里就地打滚，滚不动了就遇到西瓜了。复员军人的方法非常奏效，这天晚上他们大块朵颐了一顿。第二天还不忘在看瓜人面前炫耀一番，也不说是哪里来的瓜，说吃瓜吃到想吐。复员军人带着我们数次去皇帝家的河对岸挑衅皇帝都没能如愿，而那天真正押着皇帝游行时，复员军人反而没有到场，事后这件事让复员军人很是懊恼。另几个大孩子也没有参加，只有我们几个小的。造反派们对付皇帝的方法就简单多了，没有给他戴高帽子，也没挂牌子，没有批斗小分队，只是小分队里的两三个骨干带队，也没敲锣打鼓地烘托气氛。感觉有点单调。这也好理解。皇帝用五类分子套，不属于任何一类。既不是地主、富农、右派分子，也不是投敌叛变的自首分子，他连偷鸡摸狗的事都没干过，没法给他归类。所以对于他这个人不需要动用太多的力量。小范围的教训教训即可达到目的。不给他载高帽子就让他光着头，这样更便于小队长手里的棍子敲他的头，不给他挂牌子挂的是两个空酒瓶子，用一根绳子一头扣一个瓶口挂在他的脖子上。这个道具后来使用起来感觉太残酷，甚至不近人情。开始我们不知道这瓶子是干什么用，等游行到第二个生产队的时候，这瓶子派上了用场。现场有一不大的水塘，应该平时是用来让牛洗澡或是喝水用的。里面的水很浅，水也有些变了颜色。批斗他的人从他的脖子上除下这两个酒瓶，到水塘里灌满了两瓶水，让皇帝喝下去。他不是喜欢喝酒吗？今天就让他喝个够。一连几个生产队都这样，我感觉皇帝已经不能再喝了，再喝会出人命的。每次喝完水之后还要问他以后喝不喝酒了，直至得到响亮的回答才会罢休。皇帝深陷的眼窝里有点水润，他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眼前的这些人跟他从无过节，他却受到如此的折磨，他的人格呢？他的尊严？天理又在哪里？这些都随着他家门前的那条河流走了。多少年以后每当我看见皇帝时，他喝河水时喉节上下滚动的情景就会在我脑海里浮现。作者简介 
李正良，来自农村，当过民兵，放过电影，自考大专，上过中专，蹲过机关，做过生意，爱好文学、书法、画画、气象、地理、历史；爱听交响乐。
丝路新散文，打造高端平台。提倡有格局有高度、哲理与诗意相结合的文体。丝路新散文，欢迎一切有格调、有情怀、有温度的文字。优秀稿件将在《丝路新散文》杂志刊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