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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儿子十岁左右，一连好几个暑假，有时周末，联合了院里几个小朋友，还有几个小学同学，在路边的夜色里摆摊。妈妈给他装好零钱，灌上壶凉开水，他就拎着两兜鼓鼓的书，趾高气昂地走了。
小伙伴们和上学一样准时，他们在文化路边，铺上家里最好看的桌布，把货物一件件摆好，有盘着腿的，有抱着膝盖的，有蹲着的，有抠脚丫的。他们卖的大多是儿童故事书，图画书，也有几件不缺胳膊少腿儿的小玩具。有位现在已经上高中的小孩，让妈妈给他批发来很多小夜灯，以批发价一半的价格，全部卖出。第二天，他就开始也卖书了。光顾地摊的，主要是大人带着出来散步的小孩儿。孩子们本来是处理闲置物品的，也算一种生活体验，本不在卖出多少，赚了多少。然而，有些大人发现自己喜欢的书，就使劲砍价儿。为了充实货源，让货品有层次，我把几本老书，掺杂其中。有一本香港宏智书店出版的《桃花扇》，定价九块港币。我嘱咐孩子，这书要20块钱，但有位大叔，非要五块钱买走。我和孩子妈妈站在孩子身后，看他压价的样子。孩子也看出这人太抠，想占便宜，把头别向一边，和小伙伴儿聊天。那人拿着书，翻来覆去地看。最后出到8块钱。有爱心的大人，从不和孩子砍价。他们会和孩子合影留念。
文化路东段，就是山东农业大学。农大体育馆后面，分布着三四个真正的书摊。一个是引导我进入孔夫子旧书网，成为注册时间上元老人物的，谭姐，她的网名叫“人缘泰山”。那是2004年。谭姐说，有一次搞到一本王安忆父亲的书，刚挂在书店里，就被订上了。后来，才知道，是王安忆本人订购的。邮寄出去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许也，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对旧书版本很有些研究。在农大图书室处理旧书的时候，和一个姓周的胖胖的书贩，还有一对东北口音的老夫妇，分了不少好书。这四个书摊，都是我上班后，才慢慢摆起来的。真正的元老是另一对老夫妻，喜欢把书的定价用小刀划去。但文化路只是其中一个战场，电校、英雄山中学、火车站桥洞子，山脚下的文化广场，到处都有他们缓缓移动的身影。午饭晚饭，都在摊边吃了。泡茶的塑料杯，像锈迹斑斑的水桶。如果有工作有钱花，谁会出来摆摊？在旧书没货以后，在创城被清理以后，这些书摊就从文化路上消失了。下了晚课，大学生们回宿舍的路上，都戴着耳机。中学生们骑着车子，匆匆赶路。世界好像根本不再需要他们了，也不再需要一起消失的小吃摊，水果摊，秋衣秋裤拖鞋摊。然而，这些摊贩的需要却不会消失。他们需要赚钱养家，当摆地摊这条路，被封死五六年后重新开启，我们不禁要问，这五六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没人心疼这些人。心疼，也是徒劳。有一年，在路边看到一个卖杏的大娘，很像我姥姥，我没讲价，给她包圆了。如果她不像我的姥姥呢？世上更多的是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生活不易，当买卖将我们连在一起，发生几分钟或者几秒钟交集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自己都可以体谅这些摆摊的人。即使没有几个像我们姥姥，我们不包圆，也不要砍价那么多。有位老师出发，我代课几节，讲到兴头之上，前排一个女生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马内马内马内！喊完就坐下，像不曾发生过什么。然后开始，低着头在书上画圈儿。前排另一个学生低声告诉我，她就这样，常突然站起来说几句话，她喜欢钱，刚才是用英语说钱呢。回到办公室，一方面怨着班主任事先没打个招呼，一方面又可怜着这孩子。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变成这般模样？但即使我们无法推测过去的细节，却可以知道，那一定和“钱”有关。一个孩子，本不该考虑“钱”这种东西的，然而恰恰考虑过这东西，而且被伤害之深，恐怕今生都难以走出阴影。在消退了今天的炎热之后，文化路上高大的法桐下面，就有人开始摆摊了。那时，宽厚的树叶，明白的路灯，都在极高的地方，看着路边的摊贩，和他们很小的一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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