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刻石  与神采飞扬的西汉简书相比，西汉刻石成熟缓慢，又少的可怜，更没有大型碑刻问世。在日常生活中广为普遍使用的简牍书，其书体变化的速度、幅度、步骤、姿态，大大快于、大于、早于、提前固定于有着久远留于后世想法的刻石书。 究其原因：一是简牍书因实用需要而不断简化字形，因人们审美观念的变更而改变字体的结构和笔画。而刻石字带有标准的含义，在一些重要场合使用，虔敬的心情会迫使书家采用公认的标准字体和形式，而且字体越古老就越显得正统，这种心理习惯势必影响刻石字体的发展。 二是古文经学对书法产生了影响，由经学而必须触及古文字，由倡古的盛行带来了对隶书进化的阻力，使西汉早期隶书字体发展中不断出现回风现象。 三是王莽复古改制政策影响到了书法，遏止了西汉当时已经起来了的正体字的发展势头，所以古人说：西汉碑，自昔好古者固尝旁采博访，片简只字，搜括无遗，竟不见之，非一代不立碑刻，闻是新莽恶称汉德，凡所在存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不容略留。所以西汉隶书在简牍书出现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一直被人认为“方广无波磔”。 西汉早期石刻隶书虽然为数有限，但是它们在书法上意义却十分重大，其字体由篆到隶的演化，处处流露出高古的气息。从总体上看西汉刻石隶书，在结构上均不同程度地遗留篆书的痕迹，而形体则多变篆书的纵向伸展之势为横向宽博舒展。用笔则多拉曲为直，化转为折，缩长为短，令连为断；章法则改篆的整饬化而因势赋形，大小自在，或茂密、或疏阔，不拘一格；意趣上都具有纯古、奇古、古拙、凝重的美感。
《群臣上寿刻石》，汉文帝刘恒后元元年刻，为西汉最早的刻石。共一行15字：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酬此石也。原石为清道光年间杨北璜在直隶广平府永年县西60里娄山访得，故又名“赵娄山刻石”。此刻石淡墨初拓，字口肥润，笔画清晰，更为少见。其字体浑朴古拙，篆中兼有隶法，是秦汉之间过渡时期的书法代表。书法已由秦篆之长形演变方形，此拓本内有赵之谦小楷一跋。
《五凤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金明昌二年（1191年）开州刺史高德裔监修孔庙时，于鲁灵光殿旧址西南太子钓鱼池发现此石，旋即移入孔庙。后来许多著述均列载此刻，被视为西汉隶书的代表之作。
刻石上的文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三行十二字。书法属隶体，但无波磔，二“年”字竖笔均作拉长拖笔。原刻于左方偏下处有高德裔题记：“鲁灵光殿西南三十步曰太子钓鱼池，盖刘馀以景帝太子封鲁，故世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诏修孔圣庙，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则有文曰‘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又曰‘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也。西汉刻石极为难得，故予详录之，使来者有考焉。提控修庙朝散大夫开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记。” 在简牍隶书尚未发现之前，由于西汉书体资料极少，这块刻于公元前五十六年的石头，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寥寥十三字成为人们研究西汉书体的重要依据。清方朔评：“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这是从审美上对此刻石的评价，其胜于东汉成熟隶书之处，在于浑成高古，浑成高古出于西汉古隶的平实质朴，同时也与石刻之斑驳朦胧不无关系。看惯了东汉严谨精到的碑刻隶书的清人，看到这古厚浑然的十三字，感到了强烈的审美冲击力，便有了登泰岱而小天下的感觉。
参看西汉简牍隶书研究此刻石，虽然其结构仍微妙的传达出篆意，但无疑已是成熟的隶书，其标志是基本变小篆之圆转为方折，变小篆之纵势为横势，变小篆“婉而通”的长线条为较短的隶书平直之笔。虽然是刻石，但明显带有简牍手写的意味，其“年”字的拖笔在简牍书中常见而在刻石隶书中鲜见。杨守敬评此碑“与元初四年之‘三公山’相类，原因是二者皆无波磔，且带有篆书遗意的古隶。但二者相差一百七十余年，自然有着”古质而今妍“的区别。五凤刻石靠近当时手写体，自然表现着由篆向隶过渡的时代意味；而“祀三公山碑”虽也带篆意，却是在成熟隶书中着意加入篆书的装饰意味去美化隶书，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五凤刻石属无波磔隶书，其用笔的方法，则多以篆法行之。篇章结构，有行无距，打破隶书每行等字数处理的规律。而“年”字的拖笔，在两汉刻石中所存不多，有《张景碑》中的“府”字，《石门颂》中的“命”、“升”字，《李孟初神祠碑》中的“年”字等。 学习《五凤刻石》，反复临摹固然需要，重要的是从中感悟石刻的浑成高古之美，体察古人自然挥运的笔势映带的韵律和结字造型顺乎书写性的自然之美，在斑驳石花与平直排叠的字体中感受醇厚的金石意味，在广泛研习篆书及汉碑、汉简隶书的基础上去深入体会这块石刻，一定会受益匪浅。 秦汉艺术的核心是创造性，质朴自然之美是汉代艺术的特点，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这质朴自然之美不但在汉代宏篇巨制的碑刻中表现着，而且在残石断简中也寓存着，并且表现得更为丰富多彩。著名的《莱子侯刻石》，虽然只有寥寥三十五字，但汉人精神却表现的淋漓尽致。
《莱子侯刻石》，又称“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封冢记”、“天凤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此石高六十、宽七十五厘米，原在山东邹县卧虎山下，乾隆五十七年为王仲磊最早发现，嘉庆二十七年颜逢甲等再访得后移至孟庙斋宿房，道光间移至致严堂，一九七四年移至启圣殿。该石刻于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是截止目前所发现的西汉刻石文字最多的一种，其文曰：“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者子食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正文字径约二寸五分，有直界格，分七行，每行五字。前三排字体较为工整平正，各种灵活变化寓于平正之中；四排、五排字体出现大小不同的变化，总体上较前三排略小，也渐趋于放纵自然，且字形略具俯侧和昂扬的变化，变化与平正因素各占一半，给人以异常丰富的视觉感受，感受到书体在由西汉古隶向东汉成熟隶书渐变之中。发现人颜逢甲在石旁刻有发现经过。杨守敬评此石：“余按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以为最高。”简质高古，当为此刻石的最佳评价。
初学隶书者一般认为隶书的基本特点是蚕头雁尾，以具有波磔的用笔为特征。殊不知隶书最根本的特征，是结构中线条平直排叠与撇捺分展。平直排叠，指隶书结字的基调是横平竖直与线条间距略等的平行排叠；撇捺分展，是在平直排叠之中撇捺的舒展自如。在《莱子侯刻石》中，最充分的表现了汉隶的这些特点。其用笔少提按轻重变化，线条没有蚕头雁尾，略有篆刻中单刀刻来的效果。此石略呈横方形，行距紧密，字距疏朗，行间加竖界栏线，使疏朗的字距之间加强了纵向联系，并增加了横向舒展的字势之间的张力，增加了章法上的条理性及整体团聚感。 新莽时期的文字书法遗存传世甚少，甘肃出土的新莽权衡文字是小篆，敦煌流沙木简中的《始建国折伤簿简》是明显的成熟隶书，体势笔法与东汉《礼器碑》完全相同。与《莱子侯刻石》相比，前者风华娟妙，后者朴厚古拙，在结体上，后者变篆书之萦折为隶书之劲直；在用笔上，则笔端犀利，如锥画沙，无蚕头雁尾，不故作修琢，更显其艺术风格的爽健利落与自然莽古。 此石清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出土于浙江余姚县客星山下，以其首二字为“三老”，故名。初藏县人周世熊家，咸丰十一年被太平军用作灶石，虽经熏灼，字幸存完好。后周氏族人售出，碾转江浙，被京江陈渭泉得到，日本人欲重金索取。浙人姚煜，沈宝昌闻之，联系同乡作书遍告乡人，募集款项，后以八千金购得，载碑返浙，置杭州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建亭保护。
《三老讳字忌日记》刻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为东汉早期之物，字体结构、笔法皆与西汉刻石隶书一脉相承，少数字中杂有篆意，结体扁方，笔法渐露波磔意趣，但无成熟隶书规范。此碑章法布局独特，为汉代刻石隶书中所仅见。其形方长，中有竖线，不甚规则，粗约三毫米，碑文即刊于此竖线左右。右方分四截：第一截四行，每行七字，字径八分；第二截六行，行字不一，字径九分；第三截六行，每行六字、七字不等，字径寸余；第四截五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字径寸余。左方列长三行，每行三十字。碑右侧文字被界格分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篇章，前两块字形较小，形状浑圆，字与字、行与行的距离都显得较大。而第三块、第四块字形突然变大，更趋方正，用笔痛快淋漓，长短收放自如，结体不计工拙，一任自然，拙中出巧，巧又藏拙，在稳妥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稳妥，且字与字之间相互照应，顾盼生姿，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左边之字，则三行从头至尾直贯下来，从结构到用笔又稍作收束，其字形大小及艺术感觉，均介乎右侧前两块与后两块之间。当然，这绝非书家的有意安排，正是所谓的无意于佳乃佳。近人吴昌硕评此碑：“介篆隶之间，浑古遒厚。”顾燮光评曰：“书体浑穆，如锥画沙。”《三老讳字忌日记》是东汉早期刻石的代表之作。
以上我们欣赏到的西汉与东汉初期的四块刻石，与东汉末年那些体态周正、隶法具备、大有庙堂气象、显出正统气派的名碑相比，显得十分寒酸，草草书刻，急就而成。这样的汉碑还为数不少，蔚为一族。仅以唐吟方、夏冰编印的《汉代刻石隶书》为例，该书收录汉刻隶书124种，就有22种是急就的，如： 1.《麃孝禹刻石》（前26） 清同治九年（1870年）发现于山东平邑。 2.《定县北庄汉墓黄肠石题字》（92年） 1957年河北定县出土。 3．《张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98年） 1925年河南洛阳出土。 4.《贾武仲妻马姜墓记》（106年） 1927年洛阳、偃师一带出土。 5.《阳三老食堂画像题字》（106年） 光绪年间山东曲阜出土。 6.《冯焕神道阙》（121年） 石在四川渠县。 7.《洛阳永建三年黄肠石题字》（128年）河南洛阳出土。 8.《文叔阳食堂记》（144年） 清道光十三年发现于山东鱼台。 9.《向寿墓记》（154年） 10.《薌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154年）1934年山东东阿出土。 11.《安国墓祠题记》（157年） 1980年山东嘉祥出土。 12.《平度天柱山摩崖题字》（186年）在山东平度天柱山。 13.《九龙山封门石刻字》（无年月） 1970年发现于山东曲阜九龙山崖墓。 14.《渔山刻石》（无年月） 1980年发现于山东金乡。 15.《石墙村刻石》（无年月） 清道光十四年在山东邹县出土。等等。
上述刻石大都近代出土，是不被人重视的草率急就隶书，内容大多琐屑或简单，有的刻下某人的名字，有的刻下石材的尺寸，有的只刻日期，，稍长的《安国墓祠题记》记述葬事，《渔山刻石》则相当于今天的警示牌。这些刻石陆续出土后，先是成为官僚、金石家书斋里藏纳的宝贝。二十世纪后，又成为书法家取法的宝贝。
今天，随着现代书风的兴起，书法家写字的风气发生了变化，有工整秀丽转向粗放恣肆，喜好古代庶民刀笔之下不规距的粗俗之迹，藉以写出新派头。而草率急就的汉隶刻迹，既有刀石相发的金石气象，又有随手而成的书写意味，呈现出种种郑重碑刻隶书所难以见到的意外效果——质朴又生猛，是难得的可开发利用的书法资源。对“形式”很敏感的写手，对“趣味”很偏爱的书家，完全可以在这类草率的汉刻隶迹中大显身手。有创意的书家，都是借奇显能，查其凭藉，则是借旧翻新，才能收到借奇显能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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