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隶书法形成的渊源作者：刘恒
[内容提要] ：随着隶书的不断演变，使得隶书在当代书法艺术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异变，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汉碑平直端稳的定式，特别在用笔上更加讲究篆隶结合，造型奇特、隶篆兼杂、张扬个性、独抒性灵。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隶书的认识，使人耳目一新。本文试图探究隶书在我国书法艺术中的地位、影响及汉隶书法形成的渊源，因为隶书本体有着书写的随意性、合理性倾向，使书写的运动态势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也就是说，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更加趋于简易；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可谓“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 [关 键 词]： 隶书 首先，让我们翻开中国书法历史的画卷，从中不难发现我国隶书书法艺术在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之后，其线条即古朴幽雅，又博大深邃，令人无限追思和景仰。直到今日，还始终以那独具的神韵、百读不厌的气质，令无数人倾倒和陶醉。为什么说隶书书法能成为我国书法艺术之林中之独响，并且能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最精髓的代表，我认为，这主要是取决于隶书书法与其他书体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一体。纵观整个书法史，隶书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一是秦汉时期，即古隶和今隶时期，这一时期的东汉是隶书发展最鼎盛和最辉煌的时期；二是唐代，即隶书发展的守成时期，或称楷书化时期；三是清代，是隶书中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时期，也是隶书发展的集大成和总结期。秦汉隶书是隶书发展的辉煌时期，博大雄浑，古朴厚拙，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唐人以楷法入隶书，规矩多于变化，程式化严重，是隶书发展的过渡时期；清代隶书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隶书的传统，吸取了唐人的教训，以篆书的笔法写隶书，如邓石如以篆书入隶，赵之谦以魏碑入隶，伊秉绶以颜楷入隶，何绍基以行草入隶等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隶书出了新意，并带着先祖的智慧，仿佛从千年时空中延绵过来的古老文字，在浩如烟海的灿烂文化长河里，象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一直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特别是汉碑至清隶，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给人留下了不尽的遐想，漫长的积淀中，让隶书书法艺术深深的浸透在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让人肃然起敬。 一、隶书的起源与发现 从此奠定了牢固的主导地位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汉隶极则是以汉碑为典范的，也就是说隶书与碑的结合才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汉碑之前存在的简帛书法虽然已具有隶书的性质和风味，但它本身所包蕴的多极发展方向，使其处于一种不定的隶化进程中，而难以构成隶书的完型。汉碑是东晚期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碑奠定了文化物质基础。由此，站在书史立场上，虽然不能无视简帛书在隶书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但将汉碑视作隶书的典范却无疑是符合书史事实的。在汉代，也是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的四百二十六年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当时分为西汉和东汉，使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这一发展过程一直延续到汉末，说明我国汉字书体是通过两汉期间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从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其线条表现得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楷书（也叫作真书，包括魏碑和唐碑等）、行书、草书（包括章草、今草和狂草）。其中的篆书、隶书和楷书三种书体，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依次孕育、转化，逐渐形成的。而隶书的产生，又可上溯到战国时代，有记载上说，隶书是秦徒隶用的俗体字，这种俗体字是由秦狱吏程邈所创造。其实，各种字体的产生都是具有其社会以及政治的根源，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并非某个人的创造发明，但这一记载却又说明了隶书在秦时已徒隶中广泛流行了。 我们知道，隶书是继篆书而兴起的一种书体，它源于战国，孕育于秦代，形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它由篆书省易、简化、演变而成，风格多样，历史悠久。隶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的楚帛书和竹简上，就出现有写法草率，字形扁平，体式简略的字体。当时的玺印、货币、陶埴、铜器、刻石上也有打破篆书用笔和结构的简约文字，这可以看作是古隶的先导。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是秦隶的代表，它包含有大量篆书的体势及笔意。它介乎于篆隶之间，已经完全冲破了秦篆的约束，写来自然随意。其特点是：减少盘屈，化繁为简，圆者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为正方，个别字亦有蚕头磔尾的雏形。西汉初期继承秦制，其中包括文字制度，所以西汉的隶书与秦隶无太大的区别。其隶书犹有篆意，但明显减弱，已逐步将圆转改为方折，有的字体已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蚕头磔尾和上挑的笔势。笔画的粗细变化十分明显，形体质朴厚重。《五凤刻石》及《莱子侯刻石》为西汉隶书的代表。隶书进入东汉，发展为全盛时期。东汉隶书在秦隶和西汉隶书的基础之上进行改易，开始有意识地追求齐整和美观。点画波磔分明，篆意完全脱尽，结体多为扁平、方正，日趋严整精工，波磔分明，左右八分，所以又称为“八分书”，被尊为隶书的楷模。关于隶书，胡小石先生在《书艺略论》中说：“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这句话既解释了八分，又概括了汉隶的主要特点，左舒右展，分张外拓。东汉是隶书的大盛时期，是隶书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立碑之风极盛，民间书手大量涌现，碑碣纷呈，美不胜收，千姿百态，蔚为大观。从隶书的发展演变史看，隶书是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形式有碑刻、摩崖、经幢、碑额、砖铭、瓦当等；其风格有的朴拙雄厚，有的奇险峭拔，有的秀劲飘逸，有的方正厚重，有的篆书笔法突出，有的行草意味浓厚，有的波磔鲜明，有的无波无磔，有的取横势，以宽扁见长，有的取纵势，以直长取胜。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所以说，当代书法家学习书法的条件要比古人优越的多，许多新出土的碑刻摩崖、竹简帛书，是古代书法家所未曾见到的，我们完全有条件扩大视野，临古人所未临，写古人所未写，创古人所未创。 许多年以来，我们学习书法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现象，即一提到魏碑就是《张猛龙碑》和《张黑女墓志》；一提到唐楷就是《九成宫碑》、《颜勤礼碑》和《玄秘塔碑》；一提到隶书就是《史晨碑》、《乙瑛碑》、《石门颂》。如写隶书，有人认为必须出现明显的波挑和波磔，写得平扁飘逸才是正统的隶书。其实则不然，历史上秦和西汉时期的隶书是没有明显的波磔的。当然，以上这些作品毫无疑问都是书法史上的名作精品，但却代表不了所有书法的历史和传统，代表不了许多颇具特色的作品，即是一块残石，一片残瓦，一方墓志，一枚竹简，只要有特色，有可取之处，都值得书法家学习和取法。在我看来，当代隶书创作的异变现象并不是不要传统，而是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开拓创新，是正确地分析和理解传统，将传统经典融会贯通，在用笔用墨、结构造型，章法布局以及书写材料等方面，深入挖掘，强化创作意识，充分张扬个性，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隶书的演变也是根据社会的需要，不仅体势变圆为方，笔划也简化得多，但严格意义上说，这还不是典型的隶书，应该是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另一种书体，主要是在它的庙堂气象、潇洒飘逸和沉着刚柔方面，为此，隶书发展到东汉才算达到了一个真正的成熟阶段。可见，一种新的书体产生时，开始总不免带有不规则和稚拙的形态，但到统治阶级的手里，逐渐被规矩、工整的形式所代替，因为标准字体总是要经过加工、整理和规范化，才逐渐变得线条更加艺术化，这是书法艺术的发展的必然规律。如后来隶书笔划的趋向工整、波势的产生、点划的俯仰，以及带装饰性的挑法等来看，都是通过这种加工、发展的结果，这说明隶书的波挑在西汉晚期也已经产生了，也是隶书趋势向成熟期的一个主要特点。到了东汉时期，这种波挑体势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东汉碑石上的隶书，更是汉隶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因为那时的隶书和篆书相比，从书法用笔的技巧来看，不仅形状改变，长方变为扁平，看上去书写方便，也比篆书要丰富得多。故东汉隶书用笔的技巧，看上去比篆书圆转的线要复杂丰富得多，这也为书法艺术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记载，在东汉又比较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具体表现为，有的是为了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有的是为记载祭祀和迷信的事物，有的是为记述死者的事迹，有的是为传播统治阶级颁布的经典书籍，有的刻在碑碣上，有的刻在崖壁上，有的刻在建筑物上。这主要是当时的石刻比其它材料易于保存，因此流传到今天的石刻文字资料比较丰富，被后来人认为这些石刻上的文字为碑刻文字。我们发现，现存的汉代各种碑刻流传到今天的约有一二百种之多。有的原石已不存在仅留拓本；有的全碑已损坏，仅残留部分字迹，其中比较完整的约有百余种。因为东汉碑刻文字数量比较多，又各具风貌，五彩缤纷，姿态万千，各臻其妙，可以说是汉隶书体中的一大宝库。可是到了晋唐，虽然楷书早已非常盛行，但是隶书却依然不废。直至今日，隶书的应用范围还是那么更加广泛，这也正是由于隶书的结体和运笔极其富于变化、风格多样和艺术性较强的缘故。 当然，隶书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的楚帛书和竹简上，曾经出现过有写法草率，字形扁平，体式简略的字体。证明当时的玺印、货币、陶埴、铜器、刻石上也有打破篆书用笔和结构的简约文字，应当被看作是古隶的先导。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可称得上是秦隶的代表，它包含有大量篆书的体势及笔意，它介乎于篆隶之间，已完全冲破了秦篆的约束，写起来自然随意。其特点是：减少盘屈，化繁为简，圆者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为正方，个别字亦有蚕头磔尾的雏形，因为西汉初期继承秦制，其中包括文字制度，才使得西汉的隶书与秦隶无太大的区别。这时候的隶书线条虽犹有篆意，但明显减弱，已逐步将圆转改为方折，有的字体已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蚕头磔尾和上挑的笔势。给人的感觉，笔画的粗细变化十分明显，形体质朴厚重，如《五凤刻石》及《莱子侯刻石》，方可称得上为西汉隶书的杰出代表之作。而东汉隶书多数是在秦隶和西汉隶书的基础之上进行改易，书刻者开始有意识地追求齐整和美观。使点画波磔分明，篆意完全脱尽，结体多为扁平、方正，日趋严整精工，波磔分明，左右八分，所以又被后人称之为“八分书”，尊为隶书的楷模。汉隶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左舒右展，分张外拓。东汉是隶书的大盛时期，是隶书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的立碑之风极盛，民间书手大量涌现，碑碣纷呈，美不胜收，千姿百态，蔚为大观。为什么说隶书的发展和成熟期主要是在汉代，是因为东汉桓帝、灵帝之际，已经发展到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应该说是最完美精丽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到了东汉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工隶专家和作品问世，但都跳不出汉隶的范畴，对隶书的继承应该是以汉隶为主，因为汉代留给我们优秀的隶书遗产很多，如一些碑刻文字，但多为汉代名家和书坛高手书丹、精工刻制的，它是汉隶的主流和正宗，后来成为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水岭，在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有着巨大的影响。的确汉字的确立是从隶书才真正开始的，直到今天，它仍然有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不仅是华夏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而且以它不可替代的艺术审美价值还在广泛地风行着，并一直影响着现代人的文化生活和审美情趣，深受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笔者认为，战国后期至西汉为隶书繁荣的准备时期，此期隶书篆意逐渐减少 ，点画用笔丰富，波磔和扁方字构已经确立，为东汉隶书的成熟与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也标志着东汉经济比较发达，文化、艺术、教育全面发展，所以隶书的大用和树碑的风气 ,也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隶书书法家，既而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彪炳书史的名碑。唐以后虽然楷书占据统治地位，但隶书仍然流行，相传有秦代书家程邈，秦代下杜人，初为县之狱吏，他对文字很有研究，后因得罪了秦始皇，被囚在云阳（今陕西省淳化西北）狱中。他感到当时官狱公牍繁多，篆书结构复杂，书写不便，因此就在原来大小篆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削繁就简，变圆为方，拟定了一批日常应用的标准隶书。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而且起用为御史，并以其所创造的隶书发交官狱应用佐书，故曰“隶书”，所以世称程邈为“隶书之祖”。虽然程邈被称为“隶书之祖”，但自古以来对隶书起源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据《水经·谷水注》所记，隶书早在始皇前400年齐太公六世孙胡公棺上已经发现了，至少可以证明隶书是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应用中日积月累创造出来的。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发掘了一处战国时期的土坑墓葬群，在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两件木牍，其中一件木牍有三行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辨，书体是属于初起的隶书。据考证，书写时间为战国时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早88年。这种书体虽然基本上仍是篆书结构，但含有较多的隶书笔意，且笔画带草；而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竹简上的“秦隶”（又叫“古隶”）字体与四川青川木牍上的字迹大体近似，因此有人推测隶书源于先秦战国时期，由大篆发展演变而成。总之，隶书的真正定型和确立为标准字体则是在汉代，所以谁都无法真正证明隶书的起源究竟是在何时，也无法确定隶书究竟是谁创造的。 二、隶书的发展与演变曾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厂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于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而言，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能算是典型的隶书。随着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人兴，涌现出大量的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其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二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一直以来，我们学习书法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现象，即一提到魏碑就是《张猛龙碑》和《张黑女墓志》；一提到唐楷就是《九成宫碑》、《颜勤礼碑》和《玄秘塔碑》；一提到隶书就是《史晨碑》、《乙瑛碑》、《石门颂》。写隶书，有人认为必须出现明显的波挑和波磔，写得平扁飘逸才是正统的隶书，其实则不然，历史上秦和西汉时期的隶书是没有明显的波磔的。从魏晋以后的书法来看，许多书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书上，但隶书并没打被废弃，此时的隶书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失却往拧汉隶的古朴和灵秀，趋向整齐千板，结体用笔千篇一律。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郑簠、金农、桂馥、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特别是郑簠等人，是倡导、学习和继承汉碑的先驱，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隶书渐臻完美，尤其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其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二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如《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足成熟和典范的标志。的确，学习书法应当从隶书入手，学习隶书则应以于正端庄、规矩严谨的汉隶碑刻为范本，只有打下扎实的基础，才能再旁及其它，稳步发展。 三、隶书的继承与创新 如何看待隶书的继承与创新，我认为，隶书可称得上是一个极为丰富的艺术世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形式有碑刻、摩崖、经幢、碑额、砖铭、瓦当等。其风格有的朴拙雄厚，有的奇险峭拔，有的秀劲飘逸，有的方正厚重，有的篆书笔法突出，有的行草意味浓厚，有的波磔鲜明，有的无波无磔，有的取横势，以宽扁见长，有的取纵势，以直长取胜。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我理解的隶书造型或纵长取势，或宽扁见长，皆具风神为佳。传统的隶书造型多取横扁之势，而当代隶书作品的造型则多纵长取势，这是当代隶书创作特别注重的一种变异方法，反其意而用之，却取得了一种特殊的造型效果。而当代许多隶书作品在造型上采用了纵长的取势，忽略了传统隶书以扁平取势的显著特点，但是在用笔上却仍遵循着隶书的波挑、波磔的风格特征，并且根据字形的需要，横纵结合，极大地丰富了隶书作品的体势变化，增强了作品的空间意识和形式美感。那么，如何对待隶书书法艺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呢？我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链条，继承首先是对先人书法艺术创新精神与成果的继承。在今天看来，提倡尊崇优秀传统，必须解决继承什么？如何继承？所以继承隶书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首先必须继承先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这些是先贤书法艺术智慧的结晶。只求复写传统的“传统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创新”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贤探索的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是传统书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传统，优秀传统是创新的结晶，创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隶书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才能切身感受到创新才是揭示隶书书法艺术经久不衰的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所以说，继承隶书传统，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更是渐进中继承，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与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而隶书作为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变革，从汉朝隶书发展逐渐定型，与此同时草、行、揩都逐渐从隶书中演变出来，民间习隶书的热情蔚成风气，定型后的隶书彻底消灭了汉字的象形形态，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汉隶脱胎于篆书又大异于篆书，是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前景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说明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 四、隶书的创作与批评 在繁荣学科建设中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艺术的发展总是遵循着由烂漫自由到规范端严，又由规范端严到自由烂漫的发展过程。所谓先规矩，后变化，是人们学习艺术的必由之路，这里告诉人们初期必然是要临摹和学习像《史晨碑》、《曹全碑》等规矩汉碑，等有了一定的隶书基础之后，就会自然追求发展和变化，取法和学习奇险峭拔的隶书作品，如以方笔取胜的《张迁碑》、自由率意的《开通褒斜道刻石》、处于隶楷之间的《广武将军碑》、平直简古的《好大王碑》等等，从而融会贯通，追求个性，抒发性灵。同时我们应该把书法学习和书法创作区分开来，把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区分开来，把书法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区分开来，逐步建立书法创作和欣赏的共同基础和语境。当代隶书创作的异变现象，并没有背离传统，而是学习和借鉴了传统，是书法家通过对传统书法的挖掘和研究之后，取法传统书法中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和熟知的一部分作品和资料的基础上，从而形成的新的创作倾向。我认为对于历史上许多优秀隶书作品，其创作都是是以汉碑隶书为取法对象，将汉碑隶书那种古拙的审美风格与自然风化形成的残缺之美巧妙地结合起来，完全摆脱了唐宋隶书书写的范式。而近代的隶书创作也无不直接继承清代碑派隶书的创作模式，尤其碑派书法家完全摆脱帖学的影响，重建书法语言体系的创新方法和勇气影响着当代人的书法创作，以开放的眼光继续拓展书法的取法范围，进一步将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迹作为书法创作的资源，在隶书的取法上将注意力逐步转向简牍帛书，而且“草化”隶书成为一种流行，逐渐放弃了碑派隶书以汉碑隶书为主要取法对象的做法，所以汉碑隶书逐渐被冷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当代还缺少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说认清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有利于深层次地分析当前隶书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关键是隶书在帖学占统治地位的千年之间始终处于低谷，而清人在隶书取法上超越魏晋而直接转向汉碑隶书，隶书才得以复兴。可见，清人在取法汉碑隶书时，不但深刻地领会了汉碑隶书的精神风貌，而且开创性地将自然风化所形成的残缺之美与用笔、用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古朴浑厚、气势雄壮的金石之气。可当代隶书，在取法上不再仅仅依靠于汉碑隶书，而是包括了汉碑、简牍、帛书，甚至包括出土的古代所有字迹，在用笔上采用整合的方法，将篆、楷、行、草的笔法运用到隶书中，有意地弱化金石气，强化书卷气，尤其隶书“草化”更成为一种时尚，成为当前隶书创作的一种流行风。让我们冷静的考察一下清代碑派隶书大家时就会发现，清代隶书大家对取法对象方面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像郑簠自康熙初北上山东、河北寻访摹拓汉碑30多年，对汉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临习，金农一生南来北往，云游四方，广搜金石碑版，一生笃好金石碑版的鉴赏，邓石如经梁巘的介绍，寓居南京梅氏家博览三代、周秦、汉魏金石，用几年时间各临《史晨》、《华山》、《张迁》、《校官》等名碑50本。何绍基从24岁开始搜集金石碑刻，是清代负有声名的金石学家。赵之谦对金石之学笃好至深，与胡澍、沈树镛、魏均普四人聚京师“四人人皆痴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也正是他们对汉碑隶书的深入研究和长期反复的临习，穷尽毕生精力，才能得以入古出新，到后来形成各自鲜明的书风。我发现，当代一些书法家，在隶书的创作中善于追求金石趣味，也许是清代以来书家所进行探索的继续，因为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直接影响到了当代隶书的发展。的确，在隶书作品中融入一些金石气息，可以增加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使得原本就古朴厚重的隶书更添苍茫、浑厚的感觉，这样隶书作品看起来也更加有质感。其实，我们要向古人学习，更主要的是学习古人的精益求精、勇于创造的精神。综观历代有成就的书家，哪一个不是具备这种精神的，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真正深入就想着出来，而真正深入的含义是具备清醒的主体意识前提下进行的，没有清醒的主体意识，你以为自己深入那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麻痹自己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主体意识，在临写的过程，承传的过程中，是消极主体意识的过程。在古代，针对书法批评大多采用随笔式和印象式批评，批评的着重点放在对作品的评品、鉴赏方面，多采用意象评品与分品评品方式，往往是三言两语，要言不烦。其特点是简洁明快，形象生动，其不足是笼统随意，容易简单化和片面化。在今天看来，书法批评不再满足于三言两语式的印象式批评，而是逐步向着解析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多元化批评在当代才刚刚起步，新的批评之路需要当代书评家去探索与开拓。我认为书评既要研究传统、认识传统，又要观察当代，放眼未来，那些缺乏对传统的理解与把握，便无法领会书法的底蕴所在、根基所在，也就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与深刻的评判。故真正有作为的书评家需从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着眼，既深入传统，又融入现代，以新的批评话语，挖掘并阐释书法的精义所在。为此，隶书的创作与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创作理论浅显与混乱的一种折射，一方面批评理论的深化与提高，有益与创作理论的构建与完善；另一方面，创作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又会有益于批评标准的确立与提高。所以对隶书的创作与批评问题，最好不要有为批评而批评的倾向，而应该有为创作与鉴赏而批评的认识，有了为创作、鉴赏而批评的认识前提，批评才不会陷于尖刻的责难与无谓的吹捧，隶书的创作与批评才有可能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欣赏者，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艺术审美具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并不认为具有博大精深的汉碑在今天就过时了，我们也没有理由排斥具有平直端正风格的汉代隶书。但从当代书法的发展和全国书法展览的实际情况看，凡取法《史晨碑》、《曹全碑》、《乙瑛碑》包括《石门颂》、《礼器碑》等风格的隶书作品，皆和展览入选无缘，而取法《张迁碑》、《开通褒斜道刻石》、《广武将军碑》、《好大王碑》以及秦汉砖瓦文字的隶书作品，甚至篆隶结合，行草杂糅的作品，却受到人们的喜爱，频频入展或获奖，并形成一种风气。我们要问这种状况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还是引导书法爱好者走向极端？我感觉当代隶书创作所发生的这种异变现象是很正常的，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进步和发展。出现这种现象，是当代书法家审美趣味发生变化的必然，也是当代书法展厅文化现象的产物。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当代隶书创作的异变现象，并没有背离传统，而是学习和借鉴了传统，是书法家通过对传统书法的挖掘和研究之后，取法传统书法中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和熟知的一部分作品和资料（有许多是新出土和新发现的资料）的基础上，从而形成的新的创作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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