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弟 在苏州古城中心乐桥东南不远处，有一条连接锦帆路和环体路的东西走向的小巷子，原本叫王府基，苏州人后来习惯称作“皇废基”，巷子呈东高西低的斜坡状，东端有一幢民国建筑是著名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叶楚伧（1887-1946）故居。 巷子不长，却大有来历。这里在春秋时期的吴王宫城（即子城）范围内。战国时，楚国春申君黄歇封吴，也以此处为宫城。自秦至元，宫城屡毁屡建。元末，张士诚起兵，也将此处设为王宫所在地，直至张士诚兵败，其妻妾在齐云楼纵火自焚，致使子城王府成为废墟。 高启腰斩案缘由 明代洪武七年(1374)，苏州城发生一宗大案，上任不足两年的知府魏观和幕僚高启被押送南京。不久传来消息：魏观问斩，高启被腰斩处死。原因是苏州知府魏观在此处兴建知府衙门，高启为之写了一篇《上梁文》，结果被御史参了一本，直接导致了明初这桩冤案——高启腰斩案。 一位爱民如子的好知府和一位著名文士究竟犯了什么罪，被如此残忍地处死? 话说张士诚曾于元至正十六年二月(1356)攻占平江(今苏州)，并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建都苏州，自称吴王，定国号为“大周”。苏州作为张士诚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树倒老根在，一向被视为难治之地。 朱元璋对京畿重地苏州一直十分重视，从一开始就选派得力官员任苏州知府，试图铲除张氏的影响，树立大明朝的权威。最早派去的人是陈宁。《乾隆苏州府志》称：“陈宁苛刻，人呼陈烙铁。”说他为政苛猛，使用高压政策，大大加剧了官民矛盾，以至于苏州至今还有将事情搞定称为“一烙铁烫平”的俗语。朱元璋虽然对陈宁非常欣赏，但他也知道老用“烙铁”不利于这个财赋之区的恢复发展，于是便改派老成持重的魏观去任知府。 魏观，字杞山，武昌蒲圻人。元末天下大乱，他隐居于家乡的蒲圻山。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亲临武昌，指挥大军进攻陈理。就在这时，魏观以文学被聘为国子监助教，后任浙东提刑按察司佥事、两淮都转运使，入京修起居注，并奉命与吴琳一起四处为朱元璋网罗人才。洪武元年(1368)，为太子讲书兼为诸王讲经。洪武三年正月，升太常卿，考订祀典。七月，转翰林侍读学士。十二月，拜国子祭酒。洪武四年八月，因为考祭孔子礼不以时奏，被贬为龙南知县。刚到任，就被召还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三月，朝中大臣一致认为他善于治理地方，推荐他出任苏州知府。 魏观上任后，一反陈宁所为，除苛政，明教化，正风俗。他重修孔庙，聘请郡中士人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颖之制定学仪，同时聘用高启、王彝、张羽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订正经史，大兴文教。 这些文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高启了。高启，字季迪，长洲(今苏州市)人。家住苏州城北齐门外。元末这一带涌现了不少才子，高启、王行、徐贲、张羽等十人，人称“北郭十才子”。高启又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无论是在“十才子”还是“四杰”中，高启的名声都远远超过其他人。他博学工诗，兼好钻研历史。张士诚占领苏州后，着意罗致文士，虽屡次征召高启，但都被他拒绝了。为免麻烦，他索性举家避居到吴淞江北的青丘，住在岳父家。青丘是个僻静去处，他时而混迹于农夫钓叟之间，时而酣畅歌咏，时而静处一室，摆图书于左右，著书立说，过着逍遥世外的生活。洪武二年(1369)，诏修《元史》。尽管他不想出山，然而声名在外，仍被征赴南京，任翰林院国史编修官。修史完毕，又奉命教功臣子弟。在一次召对中，朱元璋非常满意，当即任命他为户部右侍郎。高启却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找托词不想当。那时让你当官你不当，也很危险，朱元璋已经杀了一批不肯出仕的文人。高启回答得非常小心，推说自己年轻没有管理经验，且不擅财政。这话合情合理，朱元璋心中虽然不快，但也说不出什么，便同意他还乡了。高启又一身轻松回到了青丘，继续当他的苦吟诗人。 魏观到苏州后，因与高启在南京时就已熟识，互相了解，于是邀请他为桑梓服务，高启很愉快地答应了。魏观便帮他把家从青丘迁回苏州，安置在城东夏侯桥。 有了上述一批文人相助，魏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使政化大行，百姓安居乐业，课绩为天下第一。次年三月升任四川行省参政，因苏州绅民请求留任而未能成行。洪武七年(1374)，他又为民请命，朝廷同意将原定的高额田赋减去一半，苏州百姓无不欢呼雀跃。然而，就在这时出事了。 因文致祸 原来朱元璋在派魏观出知苏州的同时，又派与他一起在淮西起事时的老部下、都指挥使蔡本任苏州指挥使。这样既可辅佐魏观掌军事，又可互相监督。蔡本到任后，发现魏观遇事根本不跟他商量，只是同一批文人打得火热，分明看不起他这个武将，不由得不满起来：你魏观是打陈友谅破武昌后才进来的，资格浅着呢，有什么资本敢在我面前翘尾巴？他决定给魏观一点颜色瞧瞧! 可是，魏观清廉勤政，没有贪污受贿的把柄可抓。蔡本存心要整他，鸡蛋里也可挑出骨头来。蔡本终于挑出了两根“骨头”：一是迁建苏州府治。张士诚占据苏州后，为在原来的府衙大兴土木，建造王宫，就将府治迁到胥门内的都水行司（今人民大会堂址）。魏观到任后，觉得府衙潮湿狭窄，子城又在战乱过后化成了一片废墟，就想把府治迁回去。二是疏通锦帆泾。这是苏州子城西边的河道，张士诚进行过一番治理，后因战争破坏，大部分淤塞。为方便水上交通，魏观决定对其进行疏浚。这两项工程均属市政建设，所以没向朝廷报告就动工了。蔡本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向朱元璋举报，说魏观在张士诚王宫基础上大兴土木，显然“有异志”，同时检举高启为新建的府治写的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之语。 当然，蔡本的举报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魏观精通堪舆之术，他曾对人讲过，苏州城无蛇门，从东南来的水气均被堵住，所以不会出现百年之富、极品之贵。不知这次动工是否与魏观更建苏州城有关，但蔡本很可能知道此事，故其举报也算是抓住了魏观的把柄了。 朱元璋本身就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得到蔡本的举报后也大为吃惊，但他不相信魏观有称王的野心，便命御史张度前往调查。虽然调查结果只是搞了两项工程，但张度在汇报时却说魏观的行为是“兴灭王之迹，开霸主之泾”，即蓄意恢复张士诚时的旧观。朱元璋本来就对苏州不大放心，生怕张士诚的残渣余孽伺机反叛，现在听张度说魏观他们在张士诚王宫废基上搞这样的工程，这与给张士诚招魂何异？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杀心顿起。 魏观、高启被杀后，朱元璋慢慢从震怒中冷静下来，觉得自己有点过头了，便允许死者家属收葬，但为了树立大明帝王的尊严没有给予平反。后来御史练子宁曾以高启等人为例劝皇帝不要滥杀，说明当时人对此案就有看法，只因是钦定大案，谁也不敢多嘴罢了。 高启在此案中只是从犯，为什么处刑却重于魏观？据记载，高启还不只是拦腰挨一刀，而是被截为八段，可见朱元璋对他是恨透了，其实问题主要还是在他写的上梁文。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 当然高启被杀还有别的原因。有人认为上梁文只是导火线，祸根早就种下了，即他曾作诗讥讽过朱元璋，至于哪首诗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触及宫闱隐私，与御史张尚礼的《宫怨》诗相类。朱元璋读了张尚礼的诗后，立刻因其摹写宫闱心事而将他处死。另有人认为惹祸的还有《画犬》诗:“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这不是暗示皇帝荒淫吗？还有人认为问题出在《青丘子歌》中“不问龙虎苦战斗”和“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等句，无论是哪一句触动了朱元璋，早有祸根则是肯定的。 废基成公园 苏州经历了魏观、高启被杀事件后，后来到苏州为官的，再也不敢有在子城原址上重建府衙或其他衙门的念头了，于是，那一带一直荒废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废基了。太平军失败后，北端曾建“咸丰庚申殉难一千一百数十人”之墓。同治十三年（1847）设“栖流所”，收容难民。光绪三十四年（1908）苏州地图上显示，在梗子巷南有池沼，地较为疏旷。宣统元年（1909），张一麐等人倡议建公园。民国初年成了皇废基鱼塘。南宋时还宽三四丈的子城西侧的城濠锦帆泾也逐渐淤塞。 民国7年（1918）10月，子城西部改建成吴县公共体育场。五四运动后，各界人士倡议造一所图书馆、会堂、音乐厅等文化设施俱全的公园。民国14年（1925），地方绅士奚萼铭捐资5万银圆，同年组成百人筹备小组，全园约15亩。7月末，先在园中部建成一座城堡式两层、四面钟楼的苏州图书馆。民国19年改名吴县图书馆（抗战期间毁于战火）。民国20年（1931），北局兴建开明大戏院等建筑时，因推平高墩及开挖地基，将挖出的土填到了原子城东西城濠中，干脆填泾筑路，西侧成为锦帆路。东侧城濠也填河为路，鉴于当时正规划在此路以西建造公园，于是便命名为公园路。填河筑路非但填出了锦帆路、公园路，还填出了民治路（在宋代此路也是河，上有一桥，叫胡书记桥，得名于建炎间平江知府胡松年，他在任上干了兴利除害17事），民治路为纪念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主）而命名。五卅路是为纪念五卅运动而建。 随着大公园、体育场、锦帆路、公园路、民治路、五卅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民国25年（1936）汪鸣銮斥资在公园路南端建梧村（凤栖于梧）。之后，国民政府财政次长贾士毅在五卅路北段西侧建房出租，称同益里（共同受益）；上海闻人杜月笙仿此也建房出租，称同德里（共沐德泽）。金城银行在五卅路东侧建家族别墅区（今五卅路148号），章太炎先生在锦帆路南端体育场路口建国学讲习所；美国教会在大公园北创办乐群中学（今草桥小学址）；近代著名教育家张冀牖在体育场路创办乐益女中…… 20世纪80年代，在锦帆路的东侧新建了一个游泳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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