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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有两大功绩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一是治水，二是创建夏王朝。在当时“万国”林立的形势之下，认为禹“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那显然不合情理。夏后氏能脱颖而出，不过因为它是部落邦国争战中的胜利者而已，“禹征三苗”便是夏后氏禹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场对外战争。《墨子非攻(下)》记教了这次战争的情况。“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衹，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镒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似乎是禹乘三苗发生天灾内乱之际突然入侵，三苗惨败并被彻底征服。另按《尚书·吕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的说法，则此次惨败后三苗就灭亡了。宗庙被夷，“子孙为隶”，三苗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禹征三苗其实是尧舜以来“华夏”与“苗蛮”两大集团之间斗争的继续，只不过因此时华夏族实力大长，对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财富的需求更为迫切，故战争进行得更惨烈。此前，“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说明在尧、舜与三苗的冲突中，华夏族已占上风。战争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掠夺财富和劳动力、争抢地盘以外，宗教习俗上的歧异也是其中之一，《尚书·》有这样的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戳无辜……皇帝哀矜庶戳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好象是因为苗民统治者滥刑峻法而致灭亡但这些话出自战胜者之口，不免得打上几分折扣。其实首句“弗用灵”才是关键。徐旭生先生引《说文》“灵，巫也”的说法，将战争的原因解释为三苗不肯遵守华夏族的宗教(巫教)习俗，很有道理。此外，《伪孔传》说“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恶”，《国语·楚语下》言“三苗复九黎之德”，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被认为有凶德的不少，为何独言东夷集团的“蚩尤”、“九黎”？说明苗蛮与东夷集团之间有过密切关系，宗教习俗上有共同之处，这在华夏人眼中自然就成为“恶”或“凶德”。《吕氏春秋·召类》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可见舜时就已在试图改变三苗的宗教习俗了。可惜文献中对三苗的独特习俗记载甚少，只有装束方面提到一点。《淮南子·齐俗训》：“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何谓“髽首”？解释有三：以臬麻束发，屈布为巾”或“去纚而紒”，总之不用簪笄，与中原不同。从考古学上探索禹征三苗，首先要弄清楚夏后氏与三苗的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夏文化问题已讨论多年，不少认识渐趋一致。多数人认为河南中、西部为夏之中心地域，二里头文化早期属夏文化。但对夏文化的上、下限意见还不一致。就上限来讲，或认为里头文化早期才进入夏代，或认为可提早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夏后氏(先夏)都与王湾三期文化有关联。华夏集团作为包括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等在内的联合体，其文化应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对应。三苗文化曾被推测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到同尧、舜、禹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已经应该是石家河文化了。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发现过不少双手抱鱼的小陶人，头部似为束发，恰好与文献中“方捕鱼”和“髽首”的记载相合。既然夏后氏和三苗文化分别与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相关，那么只有对这两个文化自身的面貌特征、年代分期及相互间关系等问题有个较为深入的认识，才可望对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体现有所揭示。（关于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考古上的解释，从略）现在我们知道，豫南和湖北地区龙山前、后期文化发生了巨大而猛烈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实质和动因又是什么呢？以下对各同时期文化间关系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找到问题的答案。龙山前期，石家河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前期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将两文化的陶器分作三群：A群有宽扁式足釜形鼎、漏斗形擂钵、红陶杯及粗柄镂孔豆等，为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但在王湾三期文化前期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发现；B群有折盘豆、篮纹弧瑕钵、瓶、圈足杯和瘦长体束颈鬶等，在二者中均有且皆非主要器类；C群有直领瓮、深腹罐盆形擂钵，平底跪、乳足或高足罐形鼎等，为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的典型器类，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发现。从这三群器物的情况看，两文化的相互影响基本是势均力敌的，但如果动态地观察，在不同时期又有所区别。A群器物在王湾三期文化前期遗存中的比例从早到晚大减，而C群器物在石家河文化遗存中的比例却猛增，篮纹、方格纹等在石家河文化中的比例也增加得很快，这反映了石家文化的影响在日趋减弱，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则在不断增强。龙山后期，豫南及湖北的五类文化遗存虽然各有特色，但都与王湾三期文化后期遗存有诸多共同之处：均以灰陶为主，篮纹普遍；主要器类都是直领瓮、罐形鼎、直柄豆、平底碗和圈足盘。这么多共同点，不是再用一般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所能解释的，而是说明它们和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已经属于同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原龙山文化系统。换可话说，龙山前、后期之交，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的中原龙山文化大幅度向南扩张，代替了原来的石家河文化，又保留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点，从而在豫南、湖北地区形成了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五类文化遗存。按距离的远近，这五类文化遗存中又以杨庄二期文化最接近王湾三期文化，下王岗晚二期和西花园龙山晚期遗存次之，石板巷子遗存再次，肖家屋脊晚期遗存地方特色最浓厚。这就是说、湖北、豫南龙山前后期文化巨变的实质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的中原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但为什么被取代的是石家河文化而非相反？根本原因还得到文化自身去寻找。先让我们追溯到庙底沟二期阶段。当时，中原系统的仰韶末期文化正处于低谷期，而江汉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则异常繁荣。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城、荆门的马家垸城、江陵的阴湘城、石首的走马岭城及湖南灃县的城头山城均被认为始建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则远及山东、陕西和山西。到龙山阶段，中原龙山文化开始蒸蒸日上，而石家河文化不过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辉煌，接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龙山前期约三百年时间里，石家河文化从早到晚经历了由盛至衰的整个过程，而中原龙山文化则刚好发展到其鼎盛阶段。当这样两个发展韵律不协调、发展阶段不统一的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被取代的必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再进一步来说，文化变迁的内在原因又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便是生产工具。庙底沟二期阶段，屈家岭文化石器的制作水平总体上要高于仰韶末期文化。如屈家岭文化有不少制作光滑的锛、凿等，尤其是少数石铲异常精美规整，为仰韶末期文化所不见。但就农业工具而言，前者反不如后者。前者大量的中耕农具石锄均为打制，磨制的镰、刀等收割农具很少；后者收割农具则发达，除沿用两侧带缺口石刀和长方形穿孔石刀外，新出先进的半月形石刀及石镰。正因为屈家岭文化未将先进的技术用之于农业工具，所以必将导致其生产力水平的停滞不前；反之仰韶四期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则在逐步提高。进入龙山阶段，中原龙山文化的石器制作水平与质量就超出石家河文化了。如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的石器几乎均经磨制，镰、半月形穿孔石刀等进步的收割农具大增，用作武器的石镞不仅数量多、磨制精，而且形式多样：有三棱、四棱、六棱、圆锥、柳叶形等多种。反之，石家河文化的石器则仍停留在屈家岭阶段的水平：镰、刀少见，石锄仍打制，镞数量少、磨制不精且形式单调，主要为继承屈家岭文化而来的一种落后的宽扁柳叶形镞。这就决定了王湾三期文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很快，而石家河文化则仍停留在原地。由此看来，石家河文化最后被取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龙山前后期之交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的中原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正好与文献中“禹征三苗”而使其“无世在下”的记载吻合。此前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影响的不断增强也与尧、舜攻三苗而常占上风的情况不悖。因此我们推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停滞不前，集团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三苗集团进入龙山时代就基本开始走下坡路；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左右，终于在内乱和天灾的背景之下，被生产力更先进、更富于生命力的华夏集团所征服。之后，华夏集团使其“子孙为隶”，并“变易其俗”，从而形成了文化上的巨变。这种情况与商王朝对东夷的征服过程何其相似！只不过禹征三苗进行得更猛烈时间更短促而已。除了生产力的落后，三苗被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与东夷集团关系的疏远。《战国策·魏策二》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说明在以前华夏与苗蛮发生战争时，东夷可能总是帮助三苗，而这次则没有行动。蛮、夷关系曾一度密切，从“三苗之君效蚩龙之恶”、“三苗复九黎之德”等话可略知端倪。从考古文化上看，三苗之石家河文化与东夷之龙山文化关系确实比较远，因为在它们之间还隔着一个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造律台类型。但早一阶段，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则异常密切。如陶器多薄胎素雅，流行三足、圈足器，共有凿足鼎、尊、双腹豆、圈足小罐、壶、高柄杯等，与仰韶四期文化厚胎粗放，流行拍印纹饰平底器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以往不少人认为禹征三苗发生在龙山末期与二里头早期之交，这主要是受“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说的影响所致。如果按龙山晚期已进入夏代的说法，情况就不会这样。关键是对禹征三苗的探索必须从这一事件本身入手，而不能是“夏文化"讨论的副产品。我们提出禹征三苗发生于龙山前、后期之交，除以上叙述的一些理由外，还有以下两点：1、文献中提到禹征三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苗民弗用灵”，即不遵守华夏族的宗教习俗。从考古上看，石家河文化中大量极富宗教色彩的“红陶器物群”确实与中原格格不入，而中原龙山文化流行的用卜骨占卜的习俗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未见。但到龙山后期，江汉地区已属中原龙山系统，“红陶器物群”消失，这显然是禹征三苗后的结果。如果说龙山后期江汉地区仍属三苗文化区，岂不与“弗用灵”的记载矛盾？2、文献中提到华夏与苗蛮的战争，虽说华夏族常占上风，但也有失利的时候。如《淮南子·修务训》就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这说明禹征三苗前两者基本上势均力敌，也就不可能发生文化上的巨变。《尚书·舜典》所谓“窜三苗于三危”最多不过是局部P的胜利。如果说龙山后期江汉地区仍属三苗文化区，又如何解释龙止前、后期文化上的巨变呢？总之，禹征三苗之后，中国的大格局由三国鼎立”变为“东西争雄”。三苗虽然灭亡了，但它对中国文明的诞生所作的贡献却水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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