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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和前2千纪初的龙山时代，豫中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于南下豫南和长江中游，造成强大的石家河文化的覆灭，或许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相关。王湾三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前1750年；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期，对应龙山前期和后期，大约以公元前2100年为界。前后期之间，在文化范围和对外关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湾三期文化前期主要局限在豫中地区，代表性文化遗存见于郾城郝家台、上蔡十里铺、郑州站马屯、汝州北刘等遗址，在郝家台遗址还发现3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城垣。此时，在郑州—汝州以北的豫西北，依然是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段的地盘；在许昌—漯河以东的豫东皖北，分布着造律台文化前期遗存；在西平—上蔡以南的豫南、江汉地区，则为强大的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的分布范围大约不过2万平方千米，大约和现在河南省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的面积相当。最早的王湾三期文化，当以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为基础，直领瓮、深腹罐、盆形擂钵、平底碗、乳足或高足罐形鼎等陶器都主要继承谷水河类型而来，但新出的鬶、鸟首形足鼎、折盘豆、圈足盘、觚形杯、折腹壶等则属于海岱龙山文化因素，漏斗形擂钵、宽扁式足鼎、红陶斜腹杯属于江汉石家河文化因素，显见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是王湾三期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显示其与龙山文化、造律台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有着密切交流。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已经扩展至除豫东以外的河南省大部地区，还延伸到豫西、晋西南、鄂北、鄂西地区。甚至江汉平原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由于和王湾三期文化很接近，也可视为其地方变体。这样算来，包括肖家屋脊文化在内的广义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分布范围，就有大约20多万平方千米，十倍于前期，大于现在河南或者湖北一省的面积。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要就是前期基础上的发展，其典型器类几乎均为承继前期而来，只是在器形、纹饰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还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可以划分为嵩山以南汝颍区的煤山类型、嵩山以北郑洛区的王湾类型、豫西晋西南黄河沿岸的三里桥类型、豫东南的杨庄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鄂西峡江地区的石板巷子类型等。各地方类型当中，以居于核心位置的煤山类型实力最强，并且拥有该文化当中面积最大、级别最高的登封王城岗古城和禹州瓦店聚落。其中王城岗古城由夯筑的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组成，大城面积达35万平方米，内有人牲、兽牲奠基坑，发现铸造的青铜容器残片；瓦店聚落面积40万平方米，出土大量精美的黑陶高柄杯，以及精美的璧、钺、鸟等玉器。两个聚落都显然存在手工业分工和社会分化，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形成明显差别，当时应该已进入初期文明阶段。王湾三期文化较大墓葬有二层台、木棺和个别精美玉钺，随葬品却很少，体现出“重贵轻富”的丧葬传统，而且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总体朴实中庸，这种文明演进的模式，我们曾称之为“中原模式”。需要指出的是，龙山后期豫南鄂北、鄂西和江汉等地的文化，主要与王湾三期文化的煤山类型面貌更接近，或可视为煤山类型南向影响的结果。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2100年，对应龙山前期。兴盛的时候，北括豫南，东近鄱阳，南逾洞庭，西抵三峡，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大体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范围相当。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继承者，分布范围也彼此近同，其宽扁式足折腹鼎、凿形足鼎、高领罐、腰鼓形罐、大孔甑、圈足碗、圈足盘、长颈壶、红陶斜腹杯、高柄杯、彩陶纺轮等绝大多数器类，均为屈家岭文化同类器的继承和发展，只是不如屈家岭文化陶器轻薄精美，渐显老气横秋之象。也有一些来自周围地区的新因素，比如，鬶和刻符陶尊，当来自皖北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豫西南、鄂西北的少量釜形斝，当来自晋西南豫西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此外，新出大量地方特色浓厚的捏塑红陶小动物和小人，动物陶塑种类有各种家畜、野兽、鸟禽、龟鳖、鱼等，小人陶塑有的或抱鱼抱狗或背物，姿态活泼。石家河文化的近20处城址，包括湖北天门石家河与龙嘴城、公安陶家湖与鸡鸣城、孝感叶家庙、沙洋城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应城门板湾、石首走马岭以及湖南澧县鸡叫城和城头山等，基本都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始建。对大洪山南麓以石家河为中心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的结果，发现在约150平方千米的区域内集中分布63处石家河文化遗址。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加上城外环壕及人工堆筑的土岗则有20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有宫殿区、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规划，还可能有过铜器冶铸手工业，地位很是特殊；周围城址大则60多万平方米，小则几万平方米，加上一般聚落，组成多个层次的聚落体系，社会发展阶段当与王湾三期文化近似。石家河城内外的印信台、邓家湾、肖家屋脊等处，发现多处套尊、倒立尊、扣碗等构成的祭祀遗迹，三房湾所出红陶杯、红陶塑则数以万计，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其较大墓葬墓室并不讲究，缺乏珍贵随葬品，却整齐摆放大量具有储藏功能的实用高领罐，其财富储藏或者“炫富”色彩浓厚，体现出“重富轻贵”的丧葬传统。总体呈现的文明演进模式，可称“东方模式”之“江汉亚模式”。约公元前2100年进入龙山后期，由于王湾三期文化向南强烈扩张和影响，豫东南、豫西南、鄂西、鄂北等地都已经被王湾三期文化所占据，就连江汉平原及其附近地区文化面貌也与王湾三期文化接近，有人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此时，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大多消失，占据主体的矮领瓮、细高柄豆、侧装足鼎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同类器接近，鬶、盉属于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肖家屋脊文化玉器较为发达，技艺精湛，有蝉、人首、虎首、飞鹰、盘龙、鹿或羊首、笄、柄形饰、璜、管等种类，但其来源当在龙山文化或王湾三期文化。此外，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延续近千年的各个古城，也基本都被毁弃；大洪山南麓遗址由石家河文化时期的63处锐减到14处。曾经盛极一时的套缸祭祀设施、数以万计的红陶杯和红陶塑，也基本消失。如上所述，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城垣被毁，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这样的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释，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可能正好对应先秦文献所载的“禹征三苗”事件。“禹征三苗”事件以《墨子·非攻（下）》的记载最为详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似乎是禹乘三苗发生天灾内乱之际突然入侵，导致三苗惨败。其他先秦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如《古本竹书纪年》：“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禹的真实性曾被疑古派怀疑。近年发现的出土文献材料，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晚期，禹治水平土甚至画九州的功绩仍被周人记述赞颂。徐旭生认为包括禹在内的夏人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晋南和豫中西地区。而三苗的居地，则主要在江汉地区。根据《战国策·魏策》的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据考证，这个范围大约是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桐柏山以南，正是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湖北大部地区。这样看来，禹征三苗事件，就应当发生在晋南—豫中西和江汉之间。文献所载商以前中原和江汉之间最重要的战争事件就是禹征三苗，晚商以前中原和江汉之间最巨大剧烈的文化变迁，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代替，二者之对应若合符节。前人有以二里头文化向江汉地区的渗透来解释禹征三苗者，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龙山后期江汉地区就已经相对没落并“中原化”了。诚如上述，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大范围代替对应禹征三苗，则禹与龙山前后期之交的王湾三期文化、三苗与石家河文化就应分别存在对应关系。传说中禹为夏后氏首领，为夏王朝的实际创建者，则龙山后期之初的王湾三期文化，就应当是最初的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可能就是包括鲧在内的先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期范围广大，不同区域存在较为明显的文化差异，可以分为若干地方类型，应该是夏代早期以夏人为主体的部族集团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的共同体；其中豫中地区的煤山类型是南下侵凌石家河文化的主体，或许就是早期夏文化的核心，亦即夏族的文化，王城岗古城就可能确属“禹都阳城”。因此，夏文化上限当开始于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之初，而非二里头文化。这为从考古学上确定夏文化上限提供了坚实依据。石家河文化作为三苗文化，范围也非常广大，相当于现在一省大小，远大于《战国策·魏策》所述范围，内部也有不少区域性差异，也应为具有大同小异文化习俗的部族集团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说三苗“后乃遂几”，考古上石家河文化消亡，可见禹征三苗的确惨烈。但江汉地区之后出现的肖家屋脊文化毕竟有一定特色，还保留了少量石家河文化传统，推测仍有不少土著留在当地。可见中原对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并非人群的全面替换，很可能江汉腹地绝大多数仍为当地人群；也并非说江汉文化此后就乏善可陈，肖家屋脊文化精美玉器的发现，就是其仍有相当实力和活力的体现，但这些玉器在江汉毫无渊源，总体属于海岱—中原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江汉文化传统终究是衰微了！公元前2100年左右，正值气候干冷期，迫于生计的北方人群、中原人群渐次南下，寻求更适合的生存环境，当属禹征三苗的根本动因。中原和江汉存在稍有不同的文明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中的江汉亚模式。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化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内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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